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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人士为何成了诈骗嫌疑人?

   安徽省利辛县维权人士孙旭东因为帮助多位拆迁户维权,结果被警方抓捕,并被检察院提起公诉。抓捕和公诉孙旭东的理由竟然是指责孙旭东“采取向他人许诺包打赢官司”的手段,“骗取了他人20600元人民币”。
   
   为了GDP的突飞猛进和自己腰包的鼓胀,中国的地方政府几乎都在这些年大兴土木,大搞形象工程,疯狂掠夺农民的土地和拆除居民的房屋。如果说上个世纪的访民主体主要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那么,今天的访民主体绝对非失地农民和失房居民莫属。即使是在本该家人团聚的春节,依然有不计其数的访民在京城和省会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
   
   不可否认,因为文革以及经济条件有限等原因,在当今中国的中老年人当中,文化程度高者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在大城市或许情况要好些,在一些落后城市和乡村,能读完高中的人恐怕是寥寥无几。当然,虽然有些人的文化程度比较高,但写起文章来依然会力不从心,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依然得请业内人士帮忙写材料。


   
   利辛县地处安徽省西北部,属于淮北地区,历史上,利辛县曾几度“改嫁”,不是隶属于阜阳,就是隶属于亳州。2000年,先前属于阜阳管辖的利辛县再度划归亳州。古往今来,安徽都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但是,即使徽商闻名中外,安徽的经济却一直难以称雄中国。各种资料显示,利辛县并不富裕,不过,这并不妨碍当地官员学习其它地方的官员以建设为名进行权力寻租。
   
   最近这些年里,利辛县同样在不断上马形象工程和大搞房地产开发。按说,在进行这方面活动时,只要遵守国家的基本政策和尊重民众的意愿,并按照市场价格对失地、失房者进行赔偿,那么,民众不会不欢迎。可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官方给民众的赔偿价格往往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一些失房居民拿着赔偿款往往连二手房都买不起。
   
   不过,官不怕你穷,鬼不怕你瘦,因为司法机关甚至黑社会成员都可以为官方的征地、拆迁保驾护航,所以,即使民众一万个不情愿,也得忍受失去家园和土地的痛苦。之前有些积蓄的人还可以重新安居乐业,而之前就一贫如洗的人可能就得过上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生活。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应该是越来越强了,一部分失地、失房者选择了忍气吞声,另一部分则选择了向权力说不,希望以逐级上访或者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自己遭遇的问题。不管是上访还是打官司,都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需要材料的,部分访民可以自己写材料,部分访民只能是请人代劳。
   
   孙旭东作为一位公民,自己肯定遭遇过侵权行为,他不仅对自己的权利被侵犯难以忍受,对于他人的权利受侵犯同样是义愤填膺。因为在利辛当地小有名气,很多人知道他会写状子,而且熟悉上访、打官司的流程,所以,不少访民都会向孙旭东求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人找去帮忙,孙旭东自然不会推脱。
   
   据悉,孙旭东先后帮助马芳、王广翠、康飞、张化彬等多位访民撰写材料,共收取20600元人民币的费用。虽然收费了,但是,根据双方的约定,官司如果打败,就一分钱不收。言外之意,到了那个时候,原先收取的钱也可以退回。这种约定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人可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谁都不希望付出去的钱打了水漂。不仅是孙旭东,其实,在律师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很多律师都会跟当事人或者其家属签署风险合同,一旦官司败诉或者是达不到目标,只收取旅差费或者是连旅差费也全额退还。
   
   孙旭东帮助多位访民写材料,从受助者的口供来看,孙旭东为此付出了不少辛劳,很多材料都是写得非常厚。为这么多访民写一大堆材料,收取20600元的报酬,从付出该有回报来说毫不过分,更何况还承诺在输官司的情况下可以退款呢?公诉人的《起诉书》当中称孙旭东以包打赢官司为诱饵骗取他人钱财,这种指控从多个方面讲都难以成立。
   
   众所周知,在一个法治社会,只要有理有据,打赢官司基本上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未必,因为司法不独立,司法机关被官员操控,只要是民告官的案件,即使理直气壮、证据确凿,法院依然可以判你败诉。恰恰相反的是,即使你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只要得罪了官方,官员就可以指使司法机关将你抓捕和公诉、判刑。这两种情况在当下中国都能找到无数的例证,中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之差与这有很大的关系。
   
   从所谓“受害人”的陈述看,孙旭东所住的房屋非常破旧,可见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在帮助他人撰写打官司材料时让别人预付部分费用是完全值得理解的。孙旭东或许真的作出过包打赢官司的承诺,但是,这不能说明孙旭东有骗钱的恶意,或许在他看来,中国是可以实现有理便能胜诉的,所以,他才会信心百倍,认为胜券在握。
   
   因为帮助他人告官,孙旭东在利辛当地可以说早就成了官方的眼中钉,当地官员一直都在找机会对他进行打击报复。孙旭东在帮助他人维权的同时并无违法行为,所以,当地官方最终就只能以他涉嫌骗取受助者钱财为由对他实施抓捕。孙旭东被抓捕和被公诉,显然与当前的法律精神不符。孙旭东的辩护律师,曾经帮助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辩护的著名律师朱九虎在辩护词中认为孙旭东与《起诉书》中所谓的“受害人”之间的关系是民事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而不是刑事诈骗行为。
   
   事实上,虽然官司打输了,但是,所谓的“受害人”均未亲自向孙旭东讨要预付款,其中一位只是委托他人代为讨要,因为孙旭东不知道真假,所以加以拒绝。这一情况可以从“受害人”的口供中轻易地看出,而口供当中还明显出现了警方诱供的痕迹,并且与孙旭东的录音证据不符。据此可知,事实上,双方并未出现经济纠纷。
   
   早在1992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就要求,“一、各地公安机关承办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要正确区分诈骗、投机倒把、走私等经济犯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准确定性。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1995年,公安部又发布了《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据此,警方不得插手和干预经济纠纷,而孙旭东案中,警方更是在走极端,插手和干预一个还没产生经济纠纷的民事合同和民事法律行为。
   
   既然纠纷根本就没有发生,为何孙旭东涉嫌诈骗的刑事程序被触发?显然,“受害人”受到了官方的压力,为了达到追究孙旭东刑事责任的目的,“受害人”只能与官方配合。中国媒体曾经报道过拆迁户因为讨要拆迁款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刑的案例,孙旭东案跟这明显有相似之处,性质同属于司法构陷。从孙旭东的案子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打击当地维权人士可谓不择手段,孙旭东案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标志性意义,估计孙旭东案不久以后就要开庭审理,一旦孙旭东被以诈骗罪判刑,类似的司法构陷恶例或许还会层出不穷,而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还会继续。在此,奉劝安徽利辛官方能悬崖勒马,无条件释放孙旭东,否则,将遭到国内外舆论的炮轰,并被钉在中国法制的耻辱柱上。
   
   2013年3月10日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2013/03/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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