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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冤案终于揭露了毛泽东

   “潘汉年冤案”终于揭露了毛泽东/淳于雁
   
   
    发生在“毛共”武装夺取大陆政权,建国初期的1955年4月间,株连一大批无辜干部和亲属的“潘汉年冤案”,直到毛泽东1976年死掉多年以后的1982年8月23日,才由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正式给潘汉年(1906 – 1977)卸下毛泽东让他背的黑锅。文件称:“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既然潘汉年是清白的,那毛泽东就有“陷害忠良”之罪了。但是,对于毛某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栽赃潘汉年及株连迫害无辜干部亲属的政治法律责任,“中宣部”至今从未作过说明,只字不提。这算“神马”东西?
   


    所幸通过网路的揭露和传播,已经有许多来自各方的旧的和新的揭发材料浮出水面,可供分析判断参考。从一些资料所见,“潘汉年事件”的轮廓大致上是这样的:“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毛共”得以偏安延安为中心陕甘宁边区的“小朝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为了自保而促使希特勒德国的侵略矛头指向英、法等西欧、北欧国家,苏联和德国于1939年8月间在莫斯科经过谈判,秘密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共同瓜分波兰。共产国际把斯大林这一谋略政策通报“毛共”。“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毛泽东,便私下策划与他早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器重提携让他替自己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恩师”汪精卫方面接触,然后进一步和日本侵华军队打通关系,既可以取得他们的情报,以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部署;又可以“互不侵犯”的默契,扩大根据地以利战后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图谋。这完全符合“毛共”在1937年8月间《洛川会议》的既定方针:消极抗日,积蓄力量,扩大地盘,夺取政权。
   
   
   
    这项非常机密不可告人的重大任务,交给谁才能完成?毛泽东经过掂量挑选,决定将此特殊使命“单线”委托给年青有魄力、精明而能干,隐蔽斗争经验丰富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潘氏不负毛某重托,转途香港,潜返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积极筹划与南京汪记国民政府接触。他通过一位手下的美女作家地下党员(特工)关露(1907 – 1982,原名胡寿楣),拉上了和汪记特务机关总头目李士群的关系。李原是中共党员,曾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回国后在上海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搞情报工作,后被捕叛变投靠国民党“中统”,又“跳槽”追随汪精卫;他与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关系极为密切,是可以利用的对象。关露出身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受过高等教育,文笔上乘兼精通日本语文。她的公开身份是李士群的秘书,又通过其关系,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出版的《女声》杂志当编辑;期间为了“革命的利益”,不惜以“色诱”等手段,渗透日本情报机关“岩井公馆”。潘汉年通过关露获取大量重要情报,及时向“毛共”中央输送,对当时的战略和战术部署的决策极为有用。经过李士群的周密安排,1942年9月间,潘汉年到南京和汪精卫本人见了面,进行过两次谈话。
   
    这件毛泽东直接交待潘汉年的“特殊任务”,以及进行的活动,只有他们俩人知道。潘汉年守口如瓶,绝未暴露。大陆“解放”建国,他在上海做市委第二书记、常务副市长后,也未正式交待过。其实,此时已经有被抓获的敌伪头目招供时,揭发了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件,被公安部门掌握入档。到1955年3月下旬,“毛共”在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处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时,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大家“交待历史问题”,并说不管什么问题,说清楚就行了,都会宽容对待。与会的潘汉年因有“见过汪精卫”未曾交待的事,甚感紧张。他便在4月2日找到顶头上司陈毅,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作了详细彚报。陈毅还安抚他,说毛主席既然知道,他说一句话就没事了。不料,第二天一批公安人员便开到代表团所住的东长安街北京饭店,把潘汉年秘密逮捕了。毛某亲自下令判处他无期徒刑,与世隔绝,实乃“封口”。从此,潘汉年受尽牢狱苦难,不见天日,长达22年,直至1977年在湖南的一处劳改农场被折磨死去;连不沾边的他的夫人董慧,也被分开长期监禁受尽虐待。“潘汉年冤案”株连大批人,如今过去近六十年,所有历史档案都须予解密,到了应该澄清的时候了;中共不可因为涉及毛泽东的问题,至今不负责任而不向人民作出交代。
   
    最可怜的是杰出的美女“红色间谍”关露,她因为在日伪时期的上海以公开的身份活动,背上了“汉奸”的黑锅。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接受”上海后,周恩来指示夏衍出面将她转移到新四军管辖的淮扬地区;但是,由于上级没有公开说明她的真实身份,在“解放区”仍然遭受政治审查和群众歧视,她的作品文章也不能发表,沉重的思想压力导致她患上精神分裂症。和她相恋多年的男友、也是在上海曾经一起搞地下工作的王炳南(1909 – 1988,建国后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等高职),在前往淮南去探望她时,被邓颖超出面阻止,迫使他和她“分手”,理由是她的“名声不好”云云;此举对她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无疑更加造成极大的打击伤害。建国后,她的问题亦拖着未及时处理,以致在部门单位内仍受“白眼”;加上接二连三先后受到“潘汉年冤案”、“胡风反革命冤案”、反右派“批判丁玲”等屡屡牵涉审查批斗,乃至1966年“文革”开始就把她抓进秦城监狱,到1975年才放出来,使她党籍丢了,工作没了,生活无着,十分悲惨。1980年她中风全身瘫痪,仅有几位知己关照。迟至1982年3月23日,“仁慈”的党中央组织部才为她宣布“平反”!!她在仍然得不到任何照顾的十平米斗室里,请友人协助,倾注血和泪完成她的《回忆录》和关于潘汉年的实证文章,然后在当年的12月5日傍晚,吞下一瓶安眠药片自尽,绝望地离开了她曾经追随过的共产党和憧憬过的共和国。真是令人悲哀!
   
    (2013年3月9日 原载《澳洲日报》《不老屯漫笔》专栏
(2013/03/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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