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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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郭罗基简历 (附照片)
·著作目录
·思想要解放 理论要彻底
·谁之罪?
·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
·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中国社会的说谎机制
·中国人需要民主的训练——参加学自联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联想
·中国人权在世界人权大会期间的声明
·从和平运动到人权运动——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归来
·魏京生案结束了吗?
·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
·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
·促邓力群们成派立党
·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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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老胡

    胡绩伟高寿,人称“胡老”。多年旧友习惯称“老胡”。一声“老胡”,饱含深情,满怀尊敬。老胡已驾鹤西去,但人们心中的老胡将永世长存。

    老胡和我,都是“自由化”的罪人。老胡被尊为“新闻战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子”,而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我们的罪孽还连累到胡耀邦,据说都是他纵容、包庇的结果。

    对胡耀邦进行逼宫的老同志生活会上,薄一波作了总结,幷作为1987年八号文件下发。其中有一条,说是胡耀邦在“对郭罗基等三人的处理上”有错误。“郭罗基等三人”,“等”字里面另外两个人是谁?不得而知。直到将近20年后赵紫阳《改革历程》的出版,才解了这个谜。他说:“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第183-184页)[1]耀邦对我等三人是什么“看法”?不清楚。而邓小平的看法,不仅对我等三人,而且对胡耀邦,倒是很清楚的。老胡和我,受到邓小平的关注,不是没有来由的。我要说说几件与我有关的事情,赞一赞老胡。

   老胡敢于顶撞上级

    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凡是”派的成员正在纷纷检讨。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几位朋友建议,把文章交给“凡是”派把持的《红旗》杂志,看他们发表不发表,看他们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主编熊复不表态,来一个“送审”,把球踢给中宣部长胡耀邦。按惯例,送审总是凶多吉少,熊复是想借胡耀邦的手来扼杀这篇文章。不料,过了几天传下话来,耀邦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他看了三遍,作了一些修改。《红旗》就不得不发表了。

    这篇文章最早指名道姓地议论毛泽东的错误,批判对毛的造神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谁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就是反革命,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不能一分为二,理论就不彻底了。为了维护理论的彻底性,不能禁止议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打破这个禁忌,思想才能解放。

    文章发表后,有人叫好,有人惶恐。虽然免当“反革命”了,还是成了“大毒草”。一时之间,盛传出了三篇“大毒草”。一篇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3月8日同时发表的陆定一的《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文中有这样的话:“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据说,只能讲彭德怀是正确的,不能讲反对彭德怀的人是错误的。陆定一这样讲了,就是“矛头指向毛主席”。但是,要说成“彭德怀是正确的,反对彭德怀的人也是正确的”,这就必须推翻逻辑学,否则难以成立。另一篇是《人民日报》3月9日发表的短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据说,因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是毛主席讲的,不能妄加非议。还有一篇就是3月5日《红旗》发表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据说,这篇文章讲的“理论要彻底”就是彻底否定毛主席。有的省,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评这“三株大毒草”。

    在一次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也说这三篇文章有问题,还说:“理论要彻底,难道就要彻底否定毛主席呀?”。胡绩伟是耿介直言之士,马上顶撞他:“陆定一的文章是我和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作主,没有通过你。另外两篇文章都是你看过的。郭罗基的文章你亲自作了修改,还说写得好。如果这三篇文章有问题,我和杨西光两个人负责一篇,你一个人要负责两篇。”耀邦笑笑呵呵,无话可说。只有像胡耀邦这样具有民主风度的上级才经得起顶撞;也只有像胡绩伟这样忠诚正直的下级才敢于顶撞。

    耀邦自己修改同意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又加以否定?不至于如此健忘吧?后来得知,邓小平在3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上说:“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2]按邓小平的标准,这“三株大毒草”就是“写文章”“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了“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他还批评耀邦“在毛主席问题上是不慎重的”。所以耀邦不得不有所表示。胡绩伟顶撞了胡耀邦倒是无所谓,他那里知道要命的是顶撞了背后的邓小平。

   老胡坚决护卫言论自由原则

    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时,“凡是”派人物吴冷西打电话给胡绩伟,进行指责。一个重要的论点是:“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回答:“这是哲学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似乎幷不理直气壮,默认了是政治问题就不能讨论。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一种看法:“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之后,引起热烈的讨论。胡乔木又出来吹哨子了:“社会主义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讨论。”我写了一篇文章,冲击这个禁区。最初,文章的题目是《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山西日报》未经我同意就转载了,连印刷差错都没改。经修改,题目换成《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4日发表。我主张不能因发表所谓的“反革命言论”而动手抓人,于是有人就说这篇文章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北京城里议论纷纷,有的诅咒,有的欢呼。

    老胡告诉我,当天下午,耀邦就给他打电话,问:“你们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是为魏京生辩护呀?”

    老胡说:“这篇文章是9月份写的,那时魏京生还没有判刑,怎么谈得上为他辩护呀!” 谈了几句,老胡觉得耀邦的说法有点离谱,就问:“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呀?” 耀邦很老实,答道:“啊呀,我还没有看过。” 老胡毫不客气:“你没有看过怎么能提意见呢?” “好,好,好,等我看过以后再说。”

    看来,是耀邦周围的人施加了影响,以至他还没看文章就给胡绩伟打电话。后来他看了文章,倒没有“再说”什么。

    胡乔木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发表郭罗基的文章,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从此,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说魏京生就联想到郭罗基,把魏京生、郭罗基再加上国外的王炳章,敕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胡乔木要《人民日报》批判郭罗基的文章。胡绩伟同他进行了一番争辩。胡乔木指着文章中的一段话说,这是提倡反革命言论也有自由。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言者无罪,发表反革命言论也是有罪的。胡绩伟说,宪法规定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用不着在“言论自由”之后加上一个注:“反革命言论除外”。老胡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虽然理屈,仍然指责我发表这样重要的文章为什么不送中央审查。”老胡回答:“这样的文章,《人民日报》有权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表。”[3]这就是老胡的不屈的风格。

    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说:“他(胡乔木)告的是郭罗基,实际上连带着胡耀邦,因为胡耀邦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这一下让胡耀邦很为难。他是爱护郭罗基的,他幷不认为郭的文章有多么大的问题,,但又不得不让《人民日报》再发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周全些,以免被人抓辫子。”[4]《人民日报》约请人民大学法律系的高铭暄写了一篇《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因为这件事是胡耀邦交待的,报社特地将文章清样送胡耀邦审阅。耀邦批示:“对于这个问题,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建议将高文送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然后修改发表。”《人民日报》将高文送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律系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后才发表。

    到了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讲话,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越出社科院的范围,涉及《人民日报》和胡绩伟本人。讲到“绝对的言论自由”时说,这种主张来自北京大学的郭罗基,“说反革命的言论可以自由发表,只要他没有行动,就不必去管。”还说,《人民日报》后来发表的文章,“对这个观点批评得非常没有力量。”胡绩伟丝毫不让步,他要理论部写了一个材料,予以反驳。材料引了原文,指出,郭罗基幷没有说“反革命的言论可以自由发表”,也没有说“不必去管”。胡绩伟写了一封长信,对胡乔木的批评进行申辩,还将理论部的材料作为附件。老胡的信中说,胡乔木的批评在事实上都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不对,因而你据此所作的结论,自然就是不适当的。”对于胡绩伟的义正词严的申辩,胡乔木没有回应;也不可能有回应,他既不会认错,又无力批驳,如何回应?

    虽然不符事实,又不容申辩,但“‘反革命言论也有自由’成了刺在郭罗基脸上的‘犯罪金印’。”(李洪林)邓小平的讲话多次提及,作为“自由化”的罪证。

   老胡一再反对霸主胡乔木

    1980年6月30日至7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旅大视察,讲了一句“旅大是个好地方,大有可为”。《旅大日报》从7月6日开始,连续5天,天天套红,用了将近7个整版的篇幅进行宣传,号召全市人民“大学习、大讨论”、“深刻领会”、“全面地、迅速地落到实处”。《新闻战线》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旅大日报》对华国锋的不适当的宣传。《光明日报》约我就此事写一篇评论,以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由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引起的对华国锋的错误的揭发。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又不敢发表了。

    1981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四号文件,通报华国锋的错误,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内定胡耀邦代替他的工作。通报中有这样一句话:“他热衷于制造新的个人迷信”。当时,北京大学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大有人在,对于通报中的这句话极为反感,在办公楼传达文件时居然嘘声一片。我把半年前批评华国锋的《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了》作了一些修改、补充,想拿出去发表。我知道,没有“上面”的点头,无人敢发表;而“上面”能点头的只有胡耀邦。5月11日,我先寄给耀邦,向他请示,请他批改。5月30日,收到中共中央特急件。耀邦退回我的文章,他用红笔和铅笔作了修改,删去华国锋制造新的个人迷信的段落,将题目改为《要认真杜绝个人迷信》。他附有一信,解释修改的理由,还说“总的说来,写得不错,使人读了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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