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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交信事件

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一会儿可能是座上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戏法。
   
   

    不同时期的钱伟长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哀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年的中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愤青们要骂,也先冷静一下再骂,这也是一种节约生命能量的办法,符合低碳经济的原则。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辗转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挞伐,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您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因为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虽然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跳来跳去,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造成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封(方励之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复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
   
   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仿佛脚上的鸡眼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大量档案解密了。
   
   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窃听风暴》,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台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党靠拢,与党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著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泡制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茬,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摩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贩角色,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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