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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不流血”政治转型的中华伟人


   
   
   
   实现“不流血”政治转型的中华伟人

   
   颜昌海
   
   1937年初,在苏俄历经“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炼的蒋经国,携妻带子,辗转回到浙江溪口老家。一年后,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之邀,赴南昌出任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新兵督练处长。1939年,日军进逼南昌,新兵督练处迁往江西赣州,蒋经国转任赣南行署专员。此后一直到1945年初,步入而立之年的蒋经国在此地大刀阔斧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6年时间,社会面貌大为改观,人称“赣南新政”。
   
   初到赣州,蒋经国不期然发现,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赣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显,已成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是连接东南和西南的桥头堡。他说,“赣南是一个完完全全适合于抗战建国的据点……在我就任赣南之初,就下了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而完成此项使命。”
   
   战时的赣南,烟赌娼盛行,土匪恶霸作乱,宗族间的械斗经年不息。蒋经国到任后,迅速出台“三禁一清”政策,禁烟、禁赌、禁娼,肃清土匪,全面出击。对于鸦片烟,国民政府原来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实则变相保护,“特种公卖处”即以省主席熊世辉为后台,公开贩卖烟土,蒋经国限定一年的靳戒期,从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获烟犯,无论种、运、吸、售,一概处以极刑。有个富商的儿子因偷食烟毒被捕,家属买通警局,并表示捐赠一架飞机。熊式辉急电放人,蒋回覆道:“电到已枪决,无从挽回。”
   
   为了抓赌,蒋经国亲自带队,化装成卖馄饨的小贩,捣毁了广东某中将军长开设的赌场。原本有恃无恐的地方豪强,一时间人人自危。他还要求:被抓赌徒必须在赣州公园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前罚跪3天。当时有一个警备司令的太太被抓,照样被罚跪,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轰动了整个赣州城。禁娼开始,查办了几家小规模的妓院,遭到老板们的软泡硬顶。蒋经国不为所动,下令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同时设立妇女工厂,安排妓女从良。赣州歪风邪气自此禁绝。
   
   “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座桥,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条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马上任,蒋经国脚穿草鞋,遍访赣南11县的每个角落。“除旧布新”的重点在于民生问题。1940年11月,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制定了《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划》,蒋经国提出了要在3年内实现“五有”目标: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计划实施前的赣南,150万人口中有九成以上是农民,除了矿山开采之外,全区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蒋经国一方面吸引沿海内迁资本到赣南开办工厂,另一方面推动成立纺织、碾米、制糖等小型工厂。
   
   1943年11月,美国记者艾特金森在《纽约时报》发表报导称,蒋经国的改革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此前,赣州只有3家工厂,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方,现在的产量已足可供应10个月的消耗量,预计到1944年可完全自给自足。“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地推行。”艾特金森感叹道。在他眼里,赣州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蒋经国曾多次对部下说,历代王朝的倒台,究其原因,主要是吏冶不清明,官员腐败。为此,他重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而他最为欣赏乃至引为知己的,是上犹县县长王继春,王为官清正廉明,肯为老百姓做事。1942年底,王继春积劳成疾,住进省立医院。因一贫如冼,只能变卖家当治病。县政府汇去500元治疗费,他得知后即令勤务员汇回上犹。院方嫌他小气,不给他好药吃。1943年3月,王继春病逝。在王继春追悼会上,蒋经国声泪俱下,宣读了题为《哭王继春之死》的悼词。他认为,王继春不是因肺结核瘸死的,而是被腐败的社会吞噬的。他痛斥道:“这个医院是腐败的,是今天一个腐败社会的缩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把活人治死了……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人把人当作货物,这到底是什么世界?这到底是什么天下?”
   
   受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蒋经国十分强调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公务员的体魄和心智。在1940年9月举办的干部讲习会中,蒋经国与学员同吃同住,每天4点起床早操。一天,他要求学员赤脚跑到新赣南农场,和农民进行体育比赛。蒋代表公务员第一个出场,和一个老表比赛摔跤,结果被老表摔倒在地。最后一天,学员们凌晨2:40分就吃完早饭,蒋经国带领大家在大风大雨中集合,跑上了赣县最高的崆峒山,举行结业典礼。蒋经国说:“我们这两星期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洗心的工作….应当每个人反省自己是否把心洗干净了,是否有了洁白的良心……赣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的就是我们新的政治作风。”
   
   蒋经国主政赣南以来,外界评价甚高,有“战后政治看赣南”的说法,蒋介石也有耳闻,曾经拍发电报说:“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赞誉声中。蒋经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检讨自己短处多于长处,故而造成了过失多于成就。他说,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却付出了使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他一方面时时不安,同时也“因此而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力求在将来服务期间,减少错误,使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综观蒋经国一生,作为一地之行政长官,前有赣南,后有台湾。他所说的“思用之于来日”,今天看来,正是台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经国传》作者陶涵认为,赣南经验为蒋日后主政台湾提供了诸多借鉴。
   
   1972年,蒋经国就任台“行政院长”,“蒋经国时代”由此开启。1973年,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蒋力排众议,推行“十大建设”。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大型建设项目,为台湾经济的腾飞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蒋经国与时间赛跑,加速政治改革。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脱离不开蒋经国赣南时期的执政实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经国基本上是执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1972年以后开始显露个人独特的执政理念。一方面,他启用了一些青年才俊和技术官僚,使政治风气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和赣南时期一样,他深入民间,走遍了台湾的县乡镇。在经济方面,台湾十大建设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而在1940年的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上,蒋经国就曾经提出要在赣南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异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
   
   蒋经国生前认识的民间友人,谈起这位对台湾发展影响深远的总统时,经常提起蒋经国深入基层,广听民意后,迅速形成政策的风格,如此的行动力值得政治人物借镜。黄斌璋谈到昔日与蒋经国相识的往事时,滔滔不绝,眼神中还露出往日风采,他最肯定的是蒋经国果断的效率。有一年,蒋经国希望了解农民的生活,当年担任大溪镇长的黄斌璋表示,“说实话,现在农民的生活跟一级贫户没有两样”。蒋经国纳闷地说,“为何会如此?”黄斌璋说,农家的生活很苦,稻米收购价格不高;有些农户生活比较好,那是农家子弟到外地工作,赚钱贴补家用,根本不是务农所得。蒋经国接着到附近几处农田和四合院与农民聊天,发现问题的确很大。1、2个星期过后,政府宣布调高稻米收购价格,黄斌璋说,“这就是行政效率!”黄斌璋还回想蒋经国对他说过的话,“镇长就是土地公,土地公就要带我去看最真实的民间生活”,也由于蒋经国的直率,让他有机会反映基层的声音。
   
   桃园大溪黄日香第三代传人黄文彦说,当时的大溪镇长希望可以有一条桥供大型车辆通行,结果短短不到两个月,大溪对外的武岭大桥就有工程单位开始测量准备施工。蒋经国在南投的友人张赞盛过世20多年,但他的儿子张俊敏回忆说,中潭公路拓宽案核定前,蒋经国曾在到访张家时,询及张赞盛有关路线的问题,由于北山村原路段两端都是下坡,其中一边又是急转弯,附近的北山国中小学生上下学面临交通安全威胁,若能改走外环将可降低车祸发生。
   
   没过多久,当时的交通部长林金生实地探勘,经评估认为张赞盛建议比原规划路线好,最后北山段敲定改走外环,后来证明这样的改变是有必要的。张俊敏说,蒋经国在基层探访民瘼、讨论问题时,倾听民众的意见,并很快成了决策的思考方向,值得当今为政者学习。他并感叹说,很多官员虽然学到他的亲民,但没有学到蒋经国的果断、效率。
   
   蒋经国在屏东恒春的民间友人龚新通,直称这位平民总统“伊是正港的领导人!”(他是真正的领导人)。民国63年5月,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到恒春视察,当时担任恒春镇长的龚新通蹲在地上画图,为蒋经国简报,诉说兴建后壁湖渔港的重要性,没想到蒋经国也蹲下聆听,并交代当时的省主席谢东闵“就用中美基金去做”。这就是经国先生厉害的地方,他做决策永远都很快,而且在行动中做决策。——龚新通对蒋经国敏锐与马上解决的果断力印象深刻。
   
   蒋经国曾以步行方式,从乡公所一路走到菜市场,并与沿路民众打招呼致意;甚至穿着汗衫拜访渔民,那时,后壁湖渔港有22间渔民草房,蒋经国交代要盖渔民的国民住宅,好让渔民在渔船回航后有好的房子可以住。“一斗米多少钱?”则是蒋经国到菜市场巡视过程中所考问的问题,蒋经国认为,“担任地方首长,要了解百姓的动态”,龚新通从此以后都特别留意民生物资价格。与蒋经国互动过程中,龚新通担任公职一点都不敢懈怠和马虎,“经国先生这么卖命的为百姓服务,我也要像他这么卖命,不能说把他的言行当座右铭,而是一种感召。”
   
   蒋经国主政时期,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坏,因为台湾退出联合国,原来的友邦纷纷转向大陆,最后连台湾依赖最深的美国也投向北京,台湾的国际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好,台湾当时还是一个低开发地区,有很多事情可做,做出任何一点成绩,都能得到民众的赞扬与支持。内部的强固,可以抵挡外部的冲击。于是,蒋经国开始了他在台湾的大事业。首应提到的,是“十大建设”,包括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铁路电气化、大钢厂、大造船厂、石化工业和核能电厂等等。有些项目,今天看来也许无甚了得,但在40年前都算先进事业,为台湾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推动“十大建设”的过程中,有些事可见蒋经国用人行事风格之一斑。譬如,他征召开纺织厂的企业家赵耀东筹办大钢厂,赵说,不是他不愿干,而是没法干,因为大钢厂虽属首创,但仍是“国营事业”,用人用钱都要受“国营事业管理法”的约制。他按照官定的待遇延揽不到第一流人才,他按照官定的标购程序也买不到第一等材料。蒋经国当机立断:大钢厂可特准不受现行法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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