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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见闻

构筑东西方文明传统的桥梁
   
   ——第26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见闻
   
   

   
   李江琳
   
   
   
   
   
   佛学遇到科学
   
   
   
   1986年,达赖喇嘛尊者在访问法国期间,会见了在法国巴黎大学任教的著名脑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达赖喇嘛对现代科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但是,他自幼接受传统佛学教育,对现代科学了解有限。这次会见中,两位身份和教育背景相差极大的人相谈甚欢,5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向40岁的科学家请教了许多有关脑神经科学方面的问题。一小时倏忽而过。达赖喇嘛的秘书提醒他,接下来的日程是去法国国会,出席议员们为他举行的招待会。达赖喇嘛兴犹未尽。他对瓦瑞拉说:“我们还得接着谈。如果你能到印度达兰萨拉来,我会为你排出一周时间。你可以带你想带的人来。”
   
   
   
   1987年10月,由律师亚当·恩格尔斯和瑞士人博朗科·怀斯资助,瓦瑞拉博士、脑神经学家罗伯特·利文斯顿博士、数学家纽康·格林利夫博士、物理学家杰瑞米·海伍德博士、化学家路易奇·路易斯博士、认知心理学家伊利诺·罗西博士等六位科学家来到达兰萨拉。在达赖喇嘛居所的客厅里,东、西方的两大传统开始了首次对话。
   
   
   
   在两名翻译的帮助下,西方科学家与达赖喇嘛就感知、意识、认知、科学研究的方法、脑神经科学的基本理论、人工智能等等领域,进行了五天讨论。瓦瑞拉博士对“有情众生”这个佛教概念做出了科学定义,其他科学家向达赖喇嘛介绍了自己专长领域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达赖喇嘛谈到佛学对“意识”、“现实”、“情感”等概念的认知。这就是首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Mind and Life Conference)。在研讨会的开场白中,达赖喇嘛道明了研讨会的目标:“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日后能够增进人类福祉。其次是为了扩展知识。”这两大目标成为日后“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和“心灵与生命研究所”的宗旨。
   
   
   
   1989年10月5日,当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加州新港海滩,第二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此进行。研讨会并未因此中止。大批媒体在寻找达赖喇嘛的时候,他却在一座私人住宅里,与四位医学教授和一位哲学教授讨论“人的意识与大脑的关系”、“心灵与大脑本质的研究方法”、“大脑结构与功能同意识之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最终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大脑科学研究是否能成为通往世界和平的一个途径?
   
   
   
   从“客厅对话”到面对大众
   
   
   
   1989年后,达赖喇嘛与科学家的对话继续进行,从每隔两、三年一次增加到每年一度。讨论的内容相当广泛,从脑神经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扩大到現代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参与者除了科学家,也有哲学家、宗教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史学家等。
   
   
   研讨会惯常的形式是在預先商定的主题范围内,先由专家们作专题讲述,介绍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观点、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然后就某些特定的问题自由讨论。讲述的内容和讨论的问题都相当专业而具体。例如,1995年10月在印度达兰萨拉举办的第五届研讨会,主题是“利他主义、伦理和慈悲”,参与者包括来自威斯康辛大学、亚利桑那大学、麻省大学的四位心理学教授、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位科学史教授、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和一位社会学家兼禅宗修行者。这届研讨会首先由科学史教授安·哈林顿作题为“科学与慈悲---设想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随后的自由讨论中,与会者比较西方科学和藏传佛教对人类的“自然”状态的相关理论,二者对于如何培养更为道德的思想和行为的看法,从比较中了解各自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以及西方科学是否能从西藏佛教教义中学习一些概念与方法,从而变得更具人文关怀。
   
   
   1997年的第六届研讨会主题是“新物理学和天文学”,该届讨论会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探讨新物理学和天文学对空间、时间、意识的理解,同时也探讨西方科学和佛教冥想的思维方式,将二者加以比较,从而了解这两种可能互补的探究方式强弱之处。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获得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的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朱棣文参加过第十届研讨会,并作“从物理学角度来看物质与生命”的专题报告。 会议大多沿用了首届研讨会的方式,在达赖喇嘛住所的客厅里举行,为期五天;如果在西方国家则为两天,仍然是在私人住宅里进行,只有少数得到邀请的人得以旁观,鲜少媒体报导。科学家们之所以刻意保持低调,因为并非所有科学界同仁都认同这样的对话,一般大众则更容易误解。
   
   
   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成为宗教的强大竞争对手,在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中,全世界越来越依赖于科学,形成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态势。1950年代末,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最高精神领袖均先后出走印度,数千名僧侣也随之流亡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并逐渐移民世界各地,藏传佛教开始传向世界。由此,藏传佛教中独特的冥想方式渐为西方人所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修习,体验到这些方法具有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改善情绪、使人内心更加平静的效果。然而这些现象是现代心理学、神经科学、精神病学等学科从未给予足够关注的领域。这些主观经验是否有科学依据?是否能以严谨、规范的科学方法来研究? 经过研究后,这些方法是否能从宗教框架中“提取”出来,应用于更为广泛的群体?
   
   
   另一方面,达赖喇嘛与藏传佛教的高僧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陡然与现代科技相遇。面对现代科学,高僧们必须思考,他们古老的修练方法是否仅仅是一种“迷信”?这些他们深知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科学昌明的时代是否还有意义?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东方佛教的冥想传统之间,是否有某个连接点?这两大传统的交流,是否能使人类受益?1980年代末,这两大传统终于开始对接。但是,两方都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否会有结果。他们只是怀着开放和谦卑的心态,坦诚交流,认真而审慎地寻找两大传统的共同点。对话渐渐在脑神经学、心理学、精神病学、认知科学等领域逐步深入。对话的双方越来越有信心,东西方两大传统的合作,有可能找到某种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式。
   
   
   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这年的9月13到14日, 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联合举办第11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这届研讨会的主题是“探索思维:佛教与生物行为学的对话”。面对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听众,22位科学家与达赖喇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雷斯吉礼堂,进行了两天对话。虽然科学家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已经进行了十届,但青年科学家和未来的研究者们是否对这样的研究有兴趣,至少怀有好奇心?主办方并无把握。研讨会的结果令科学家们大受鼓舞:12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还有2千人等待空位。此后,“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开始作出安排,让受邀观众旁听。
   
   2013年1月17日至22日,第26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位于南印度的哲蚌寺召开。我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邀请,作为观察者出席了这场题为“心灵、大脑和物质”的研讨会。
   
   
   大经堂里谈科学
   
   
   
   前几届面向公众的研讨会基本上是面对西方观众,本届研讨会是第一次面向流亡藏人社区。这届研讨会由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和西藏档案图书馆联合举办,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会议。会议有两个会场,主会场设在哲蚌寺洛色林扎倉(扎倉即经学院)的大殿里,共有900多人,包括格鲁派三大法座甘丹赤巴、强孜曲吉仁波切和夏孜曲吉仁波切、各主要寺院的住持、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代表、三大寺各学院的代表、流亡社区的大学生,以及70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察者。分会场设在洛色林扎倉的新大殿,共有近6千位僧人通过现场直播旁听,同时还有数万人通过网络直播观看。研讨会上的所有幻灯片均有藏文翻译,发言也有藏、英文同声翻译。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的12位科学家,两位教育家,一位脑外科医生 ,还有三位获得格西(佛学博士)学位的僧人。在历届研讨会担任尊者翻译的图登晋巴先生是流亡社区的杰出人才,他兼有(哲蚌寺的)格西拉让巴和英国剑桥大学宗教学博士学位,精通英语和佛学。这次他除继续担任翻译外,也是发言者之一。
   
   
   
   1月17日上午8点多,我按照规定提前半小时走进主会场,能容纳近千人的大殿里已经坐满。大殿前方放了一张铺着深色桌布的长条会议桌,高度只有客厅茶几那么高。长桌靠近释迦牟尼像的那头放着尊者的座位,只是一张普通的沙发椅,与众人平高。 围着长桌的十来个座位已经坐满了出席研讨会的科学家。第二排和第三排 是几十个特邀客人。大殿里其他的座位,几乎全部是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侣。我注意到,尊者背后的三张椅子上,坐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三大法座,后面是他们的助手。这些助手大多很年轻,但已经穿上了标志着格西学位的“黄坎肩”。尊者背后另一侧的几张长沙发椅上,坐着几大寺院的堪布(住持),他们面容庄严安详,一看就知道是地位尊崇的高僧大德。
   
   
   
   四台摄像机围绕着会议桌,会场里还分布了数十个大电视屏幕,使得每个人都能通过电视屏幕看到报告者及其幻灯演示。
   
   
   
   我注意到,释迦摩尼像的左下方有一座小型佛塔,塔前放着达赖喇嘛的正经师林仁波切的照片。这是林仁波切的灵塔。从尊者幼年时起,林仁波切即任他的经师,终生跟随尊者。在一次访谈中,尊者曾告诉我,在他的一生中,林仁波切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也许,在林仁波切的灵塔前举办这次研讨会,对尊者来说,具有某些特别的意义。
   
   
   
   9点整,全场起立,瞬间鸦雀无声,达赖喇嘛来了。扩音机里传出了藏传佛教特有的男低音诵经声,浑厚悠长,整个大殿在轰鸣,诵经声仿佛充满了天地。达赖喇嘛从侧门走进来,绕林仁波切灵塔一周,在佛陀像前长跪叩头,起身走向三大法座,向他们躬身,一一触额致礼,然后在他的座位上盘腿坐下, 向科学家们招手微笑。我的座位在达赖喇嘛左边第三排,我注意到,尊者和我多次采访他时一样,穿了一双廉价的塑料拖鞋。
   
   
   
   在西藏图书档案馆馆长,格西拉多致简单的欢迎词后,物理学家阿瑟·查恩兹作(Arthur Zajonc)开幕讲话。查恩兹是现任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任,曾在著名的麻省安默斯特学院任教30多年。他个子不高,温文尔雅,极有魅力,酷似戈尔巴乔夫的脑袋令人一看就心生敬意。他说话声调平稳,很有幽默感。他说到人类对世界和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现实的探索,谈到科学与佛学对话的意义和困难。他说到自己的经历:他看到哲蚌寺的年轻学僧们在院子里辩经,不禁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那时他们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还学一点哲学。他说他喜欢这些学科,学得也很好,但是内心深处却很不快乐,以至于一度考虑要辍学,逃离这样的学习,因为外在的学习无法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后来,他遇到一位同是修行者的科学家,当科学和人的灵性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他才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使他以科学家的身份走上了内察和慈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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