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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沉默,不再可恥

   打破沉默,不再可恥:回丁一夫先生
   
   
   
   


   打破沉默,不再可恥:回丁一夫先生
   
   丁一夫先生雅鑒:
   
   日前偶然讀到您的大作〈我為什麼可恥地沉默著〉,描繪圖伯特(即西藏,我是圖伯特正名的支持者,請容我以下皆以正名來稱呼)自焚事件頻傳以來,您曲折多彎、挫折迷惘的心路歷程,我雖然不是很能夠理解您的處境,卻相信您本著一片真情至性,想要為圖伯特問題找出合理的解決之道。因此我冒昧寫這封公開信給您,希望能提供不同的觀點與看法。
   
   我首先想說的,是您當然不能保持沉默,反而更要努力言說,發揮您的影響力,為促進數百萬博民族(藏族)的福祉,也是為了中國的福祉而盡自己的一份心力。當然,您說您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該說什麼?怎麼說?那麼,何不從「我支持博巴(藏人)的言論與表達皆需除罪化」開始,或者具體地來說:「我支持博巴有主張獨立的自由」、「我支持博巴有信仰達賴喇嘛的自由」?
   
   這一點,其實您在文章中已經觸及,您提到「中國政府…監控藏人幾十年,卻不了解藏人中正在發生什麼,藏人在想些什麼。」而我相信這就是今天自焚事件連續不斷的關鍵。中國共產黨政府,一如其他所有的專制政權一樣,以為政府的力量越強大,公民社會的力量愈弱小,甚至付諸闕如,他們越可以維持政權。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派軍警到圖伯特維穩、嚴打、反邪教的過程之中,就會越收不到至為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博民族的心聲、不滿與憤懣。而目前在中共國家的層層屏蔽之下,包括禁止獨立媒體的採訪,圖伯特廣袤土地上的人民心聲,幾乎是完全傳達不出來的(的確有一些蛛絲馬跡、隻字片語,可是我相信仍然極不完整)。難怪中國知識分子茫然、流亡者茫然,您也茫然。
   
   假如中國政府能夠允許獨立媒體前往層層封鎖的圖伯特地區採訪調查,說不定目前的危機可以稍稍獲得一些紓解。然而,我相信作為一個長期思考圖伯特問題的人來說,您一定不會滿意這種只有治標,不能治本的解決方法。而治本的方法,就是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博民族的言論與表達必須除罪化,這是基本人權的言論自由範疇。即使您不同意您的博巴朋友表述的獨立思想與主張,您也必然同意他/她有表達自己思想的自由。
   
   
   然而這樣的自由在圖伯特已經完全被剥奪。其中的關鍵,當然是中共政權歇斯底理地「聽見風,就是雨」,把所有跟達賴喇嘛有關的一切、甚至現在是跟自焚者有關的一切,都當成「分裂國家」的大罪,是必須嚴打整肅的對象,必得鏟除而後快的「重大惡性事件」,甚至採取親屬的連坐法。
   
   中共政權今日在圖伯特如此專橫霸道,苛虐百姓,比起明朝的東廠西廠,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此事事態之嚴重,關乎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國家的國格,確實是所有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正視,不但必須公車上書,籲請政府改變,更需要進一步地密切關注其事態發展,並且想辦法喚醒全體中國人民對此事之重視。如不為之,中國國家之道德淪喪、暴虐無道的種種現狀,恐怕只會每下愈況,不知伊於胡底。況且,上行下效,國家如此,中國老百姓的品性恐怕也不會得到良好而正面的影響。即使中國有民主化的一天,今日的問題若不得到良性的解決,也會對於未來的民主政府不利。因此,您確實沒有維持沉默的奢侈。
   
   今日,假如圖伯特所有老百姓的言論、表達、思想、信仰等自由都受到中國國家制度性的保障,不得隨意逮捕、關押、入罪,那麼我想自焚的危機將會極大程度地被消弭,而您所認為的博巴「絕望」狀態也會稍稍得到紓解。
   
   而這一點,就帶到一個具體而實際,卻一樣重要的議題。也就是如何在現行的中國法律制度之中,對自焚者的家屬與朋友提供幫助與支援?如何對抗中國司法加諸於他們的迫害?中國有許多高風亮節的維權律師,一生都在為言論自由的保障而奮鬥努力,甚至已經打過數場漂亮的勝仗,而這絕對是他們不得不予以正視的法律前例。我想請丁先生在思維今日自焚危機之時,也不忘保障生者之權利。而在此事上,您絕對有道德立足點,怎麼說您的博巴朋友都會同意,若在您能力可及的範圍,您更應該想辦法促成。
   
   最後一點,是源自於您的「一國三制」主張。您曾經認為圖伯特應該像香港一樣,能夠自治。那麼我想您應該大力呼籲中共政府現在就檢討不限制漢人移入圖伯特的政策。大量漢人移民所造成的困擾,不僅是資源有限的圖伯特之專利,即使是富庶發展的香港,也因為中國大量的「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以及深圳居民利用「一簽多行」在此地瘋狂搶購奶粉、家庭用品等等,大感吃不消,造成港人陸人關係緊張,甚至出現了港獨的呼聲。假如回歸中國不久的香港人已經有此感受,那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圖伯特的平民百姓面對著不受限制的漢人移民來到自己的家鄉,他們會有什麼想法,也是不難設想。圖伯特人民比起香港人更加委屈的是,他們沒有獨立的媒體,也沒有民主的機構,可以讓他們抒發不平之鳴,也無法採取反制行動或上街頭抗議。
   
   以上三點,我認為假如您採取行動,為博巴提出呼籲,為他們設想,我想,沒有任何人會有所怨言,反而會為您仗義直言,而佩服您的勇氣,讚美您的高貴正直,絕對不認為您做的是可恥的懦弱行徑。更何況,假如上述三點都可以獲得實賤的話,自焚行為是「正面」還是「負面」、自焚者內心精神狀態是否已經「絕望」等等問題,也會隨著資訊管道的鬆綁,傳出更多的資訊,讓您更能夠從容不迫地作出判斷。而且,也只有言論除罪化以後,您所說的「博民族集體表達和集體談判」才真正有意義,與落實之可能。
   
   而我今天能夠跟您這麼篤定地提出這三點,是因為在台灣的歷史上曾經有一個能夠與今日圖伯特自焚者類比的例子。我們的前輩、政論家鄭南榕先生,作為《自由時代》雜誌的主編,他刊載了主張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當時台灣高等法院對他發出了「涉嫌叛亂」的傳票,在他被逮捕之前,他嚴肅思考了言論自由不容侵犯的神聖原則,因此在台北市警察攻堅抓人的時候,使用準備好的汽油,點火自焚,作為最高的抗議。今日回顧起來,他的犠牲,就是促成台灣民主化的轉捩點,因為當時許多台灣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學生、政治人物,感念鄭南榕先生剛毅不屈的傲然風骨,走上街頭,提出具體的訴求,要求政府廢除限制言論自由的法規(當時的一句口號就是:「人民有主張獨立的言論自由」。)。鄭先生死後兩年,該惡法終於獲得終止,台灣人民才有了言論自由的保障,民主也才得以落實。所以,事情的關鍵,真的不是鄭南榕先生當時是否「絕望」,或者他採取自焚這種動作本身是「正面」還是「負面」。最重要的是,所有旁觀的生者,要如何奮起,要提出什麼樣的具體主張,才能促使政府改變壓迫人民的制度。
   
   而圖伯特上百位勇士的犠牲,是否會白費,取決絕對不在他們,也不是博民族,而是所有有良心、有擔當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否會認識到他們正在拼命呼喚的,就是自由的價值,也是免於恐懼,免於受迫害的基本人權,而這樣的價值也是所有中國人都能夠體會的寶貴資產,不但需要表達支持,更應以輿論的壓力迫使專制政權作出改變?圖伯特勇士可以留給中國鉅大的遺產,正如同鄭南榕先生已經留給台灣的鉅大遺產一樣,其關鍵不假外求,絕對不在達賴喇嘛,也不在流亡政府,甚或任何境外勢力之上,而在您以及所有與您有志一同的漢藏朋友身上。
   
   若思慮及此,我相信您一定可以化悲憤為力量,化迷惘為行動,打破沉默,不再可恥。
   
      順頌
    時祺
   
   
   台灣懸鉤子拜啟
   
   摘自台灣懸鉤子博客
   
(2013/03/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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