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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藏區紀行

四省藏區紀行
   
   李江琳
   
   藏區到底怎麼了,為什麼有那麼多藏人接二連三地自焚?為什麼自焚者要採用這麼慘烈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訴求?中國到底怎麼了,為什麼藏人自焚事件已經超過100起,中國大陸的媒體卻連一個像樣的報導都沒有?

   
   作為當代藏史研究者,上述問題讓我深感不安。近幾年,中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對內對外都加強了宣傳力度,一再聲稱藏民幸福並認同中國政府的現行政策。在漢地,很多人相信中國政府向藏區注入了大量金錢以改善藏民生活,而藏民卻不知感恩而怪罪於政府。
   
   達賴喇嘛說過,他所關心的是全體藏人的幸福快樂,如果現在的六百萬藏人確實生活幸福快樂,他願意放棄流亡,回到拉薩來當一個普通和尚。問題是,現在藏人生活幸福快樂嗎?
   
   2012年夏天,我將研究1956至1962 年青藏高原軍事衝突的專著《當鐵鳥在天空飛翔》交付出版社後,回中國大陸探親,隨後向中國政府某機構提出申請去拉薩旅行,並請求與國內同行交流。申請被拒後,我決定去川滇甘青四省藏區。這四省是對持國外護照的旅行者開放的,而這四省的藏區是最近藏人自焚發生最多的地區,也恰恰是我過去研究的重點,我對這個地區已經相當熟悉。我要親自到那裡去確證一下,藏人到底是不是快樂?
   
   “藏區”不僅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也包括“周邊四省藏區”,二者面積和人口都差不多是一半對一半。在現在的行政架構中,這叫“四省一區”;對藏人來說,這叫“西藏三區”。問藏人家鄉在何處,康巴回答家鄉是康,安多人回答家鄉是安多,可是現在的地圖上,沒有康和安多這兩個區域,只有某省某藏族自治州和某藏 族自治縣。為了將歷史上的地名和現在的行政地名相對應,我在研究中曾經花費了大量時間。許多漢人或許並不清楚,藏人至少有一半不是生活在現在的西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的情況並不代表藏人的全部。從清末到現在,藏人同中國政府發生衝突與糾葛最多的地方,以及如今藏人自焚抗議最多的地方,不是在西藏自治區,而是在“四省藏區”,也就是藏人所說的康和安多地區。這就是我去四省藏區旅行的意義。
   以下是我這次四省藏區旅行所得到的一些觀察。
   
   
   
   寺院裡的達賴喇嘛照片說明了什麼?
   
   到了藏區不可能不去寺院,不僅因為寺院是藏區最壯觀的建築,有豐富的歷史和文物,總是位於最優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迷人的風光,更是因為寺院是藏文明的物質載體,記錄著歷史。寺院也是我所研究的當 代藏區歷史上很多事件的發生地。
   
   對於漢人來說,非常普遍的一個誤解是把藏區的寺院等同於漢地的廟宇。在藏區,你應該找的是“寺院”,不是“寺廟”。藏區寺院的功能,規模,結構,分佈,以及在藏人生活中的地位,是漢地的廟宇完全不能相比的。藏傳佛教是組織良好而且系統性極強的宗教,特別注重上師傳承,有歷史久遠而嚴格的寺院結構系統,僧侶和仁波切(活佛)在社會生活中備受尊重。雖然現在受到種種限制,至今他們仍然是有權力的。這種權力不是明文規定的法定權力,而是他們對人們精神生活的影響力。僧侶在藏人中的影響力,是漢地和尚遠不能相比的。
   
   藏區寺院不僅僅是僧人們出家修行的地方,寺院還是藏人社區生活的主要構架。寺院是人們在世間生活的指導者,也是藏民族千年精神文明 的物質載體。寺院的首要功能是藏民族文明的傳承,傳統的寺院是學校、圖書館、印刷廠、檔案館、醫院、銀行、避難所、歌舞劇場等等,寺院承擔了我們常說的“城鎮功能”的幾乎全部。寺院也是藏人生活中遇到問題時,第一時間去求助的地方,在牧區更是如此。除了寺院,牧民部落事實上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求助。
   
   所以,傳統寺院和與藏人的關係,絕非漢地的廟宇可以相比。漢人大概很難想像,為什麼藏人家庭都要把自己最出色的兒子送到寺院出家為僧,至今依然如此。
   傳統漢人社會裡,僧侶的地位並不高,漢人出家當和尚大多要么是生活迫不得已,要么是精神上受到打擊而“看破紅塵”,而藏人把喇嘛看成社會上最重要、最受尊重的人士,喇嘛是藏人心目中的“三寶”(佛,法,僧)之一。送一個兒子到寺院 出家為僧,其重要性超過漢人家裡出一個大學生。
   
   藏地的大寺院有組織良好的“扎倉”體系,它類似於當代大學的學院和系科。龐大的藏傳佛教和藏文明所發展出來的幾乎所有知識結晶,從哲學、醫學到詩學、文學,都在寺院裡得到教學、傳承、研究、創作和發展。所以,像拉薩三大寺、安多四大寺那樣的大寺院,就是一所系科齊全的大學,幾千個甚至上萬個喇嘛一年年生活其中,相當於一座大學城。大小寺院有組織良好的從屬和層次結構,散布在偏遠草原和深谷裡的小寺院,有該派大寺院作為母寺給以指導,相當於大學下面的分校。有悟性而用功的僧人,可以從小寺院起步,一級一級地轉到大寺院深造。
   
   傳統藏人家庭,幾乎每家都有一個或幾個兒子在寺院出家為僧,或者女兒在寺院為尼,所以藏人家庭和社區 與寺院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每個寺院都有固定的一個或很多個村莊,或者若干個牧民部落作為其僧源,也作為其財力物力的供養來源。一般藏人家庭都省吃儉用,多餘的糧食、酥油都會拿到寺院去作為供養。藏人會說“這是我的寺院”,或者說“這是我們村的寺院”,“我們部落的寺院”。
   
   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毀滅寺院對於藏人社會生態和心理的致命打擊,才能理解藏人內心的痛感。
   
   1958年前,四省藏區有幾千座寺院。1958年,中國政府在四省藏區發動“宗教改革運動”,這些寺院絕大多數被毀。深受民眾敬仰的高僧們被鬥爭,被毒打,被逮捕監禁,甚至被處死,大量僧侶被迫離開寺院,還俗結婚。寺院建築被拆,磚木被運走作為政府新建築的材料。佛像被毀,珠寶被盜。藏民族千年精神文明的物質載 體,在這場運動中毀滅殆盡,留下來的是大片寺院廢墟。在青海省尖扎縣,我還到過一個由被迫還俗的僧尼組成家庭後出現的村落,當地政府將之命名為“解放村”。
   
   
   青海尖扎縣拉莫德千寺的廢墟
   
   
   在1958年失去了寺院以後的數年裡,四省藏區陷於藏民與中國軍隊的暴力衝突和大飢荒之中,藏民族經歷了殘酷而且無可求援的災難,人口大幅度下降,特別是甘青草原上的牧民部落,由於成年男性幾乎全部被抓捕,部落到了滅絕的邊緣。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四省藏區的寺院和僧侶是什麼狀態?了解寺院和僧侶,就基本了解了那裡藏人的精神狀態。
   
   我在四省藏區一路走來,進了很多寺院,有些是公路邊的名寺,現為“旅遊熱點”,更多的是偏僻村落裡的小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曾經被毀的寺院開 始修復,各地政府近幾年看到了寺院的旅遊產業價值,規劃和投入一定數量的資金,而藏人民眾又一次全力捐款捐物捐力,努力修復他們的寺院。通常首先修復的是大經堂和佛塔,特別是作為旅遊產業的大寺院。外來遊客看到金頂輝煌的大經堂,讚歎之餘,並不知道那些並非原先的建築,而且,就建築規模而言,已修復的部分估計不及1958年被毀前的十分之一,更不要說被搗毀的古老佛像和被盜的歷史珠寶文物。更本質的問題是,原有寺院的“扎倉”制度已經不復存在,寺院在政府的公安、統戰、宗教事務、文化等部門的嚴密監控之下,和周邊藏民之間的傳統聯繫基本被切斷。
   
   中國政府對藏區寺院的監控令人觸目驚心。
   在藏區,我看到公安派出所就設在寺院大門的對面或隔壁,有的乾脆設在寺院大門裡面。這些公安 派出所招牌堂皇醒目,一眼看去就讓人明白它的震懾作用。此外,所有寺院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都有“民主管理委員會”(簡稱寺管會),以代替傳統寺院堪布(住持)的權力。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所有僧侶都必須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認可,發給“喇嘛證”。仁波切(活佛)則必須得到政府發給的“活佛證”。沒有喇嘛證的喇嘛是非法的喇嘛,沒有活佛證的活佛是非法的活佛。
   
   我在青海某地遇到一位來自四川的老僧,他給我看了他的“喇嘛證”。他告訴我,政府給各個寺院規定了寺院僧侶的指標,多少指標就最多能發多少證。政府還規定,不再允許藏人家庭送未成年兒子去寺院接受沙彌戒的傳統,十八歲以前不得出家。不過,我在很多寺院裡看到了少年僧侶和童僧,我接觸過的最年幼的童僧只有八歲。我問過這 些活潑的少年,證實他們是父母作主送來寺院,也是自己願意出家的。
   對於這些少年來說,住在寺院裡,就像到了一個條件比家裡更好的學校一樣,念經就是讀書學文化的過程。我問過那些管理他們的成年僧人,政府不是規定不許有童僧嗎?他們回答說,上面有人來檢查的時候,就把他們藏起來。至於“活佛證”之類強加於人的規定,僧人們更不放在眼裡,道理很簡單,認不認誰是活佛,是僧侶和信徒的事,不是政府官員有資格說了算的。
   
   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寺管會經常要給僧人讀文件,進行政治學習,稱為“愛國教育”。這種強迫性質的政治學習,其效果似乎尚無人進行過專門研究,我只能從親身經歷中作出評估。
   
   我的結論是,藏族僧侶對於中國政府監控寺院的抵抗,是一致的,始終的,堅決的。
   
    藏人的寺廟裡,通常不僅供奉佛祖、觀音菩薩等佛像,還供奉本教派的法王、本寺院的活佛和上師的法相。中國政府禁止藏地民眾崇拜和歌頌達賴喇嘛,禁止寺院裡供奉達賴喇嘛的法相,禁止藏區民眾持有和公開展示達賴喇嘛的照片,違者有可能惹來大麻煩。但是,我在我所到過的幾十座寺院裡,無一例外,都找到了達賴喇嘛的法相,有時候是在很隱蔽的地方,有時候是公開供奉在大堂裡;還有的時候,我必須小心詢問,才能讓僧人們信任我,讓我進入供奉達賴喇嘛法相的殿堂。
   
   在一些寺院裡,我問僧人:“寺管會知道你們供奉達賴喇嘛法相嗎?”回答是:他們知道,他們不管,只是當上面有人要下來檢查的時候,他們預先來關照,把法相遮蓋起來,或者臨時藏一下,等上面的人走了,再公開展示。
   
   在我去過的 藏人家庭裡,達賴喇嘛的法相通常是公開供奉在經堂裡。在某寺院前的大街上,我在一家賣宗教藝術品的店家詢問達賴喇嘛的照片,店主從櫃檯下拿出了達賴喇嘛和十七世大寶法王的照片,以及其他“政治上有問題”的照片。這家店大門外幾步遠的地方,就停著特警的黑色警車。
   
   達賴喇嘛的照片和圖像,成為藏人反對政府政策的消極抵抗運動中一個必勝的因素。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恐怕是當代世界最受人歡迎的照相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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