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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就是“修正主义”精神


香港《苹果日报》2013-2-17


严家祺


    人生是乘列车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乘火车一样,从一个站台上车後,在车厢中遇到各色各样的人,不同人在不同站台下车。一些人给人们留下了良好印象,下车後,令人怀念;一些人在同一节车厢相遇时,发生了冲突,但一旦下车,再次遇见的机会很少。就是父母,从我们上车时在一起,当他们下车後,往往就再也没有见到。一般来说,家庭成员,构成自己的“第一社圈”,同学、同事、朋友购成“第二社圈”,只有“第一社圈”的人,能够几十年始终在同一节列车上。
    人生还有“第三社圈”,这就是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路为我们间接接触和了解的人。

“人生列车”开向何处?大概我们很多人并不清楚。


    我们上学时的同学,在“人生列车”上,与我们相处也不过几年,很少有人,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同学。近五十年前,我的同学从“大学”一站下车了,二00九年,同学们决定在北京中关村聚会。有一天,我从纽约打电话给一位上海同学,我觉得他在学校时不关心政治,当他听到我名字後,马上说,“我不能同你通话”。我才知道,政治还是一种“壁垒”,把人与人隔了开来,我没有回中国,当然也没有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决定,在毕业五十年那天,同学们还要在北京中关村聚会。
    我们同学聚会,不仅有对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而且,对科学的热爱、以及融化在每人血液中的科学精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在北京上的学校,是中国科技大学。五十四年前,我背着行李,穿着布鞋,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我在家乡,看惯了“大前门”香烟的广告,当我看到真实的大前门时,我第一感觉是,这个大前门,怎么这么矮小破旧?当来到复兴门外玉泉路科技大学时,看到的是绿树成荫的环境和崭新的教学大楼。科技大学是由科学院新建的大学,我是第二届学生。
   《苹果日报》:《什么是科学精神?》

   (图)1962年严家祺在长城
   在谈科学精神前,我要谈一谈当时科大学生的生活。一九五九年,科技大学学生食堂吃饭是敞开的,开饭时,有些学生用筷子向新出笼的馒头“插”去,一“插”就是“一串” 五个。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办起了“大食堂”,吃饭也是敞开的,但时间很短,到一九五九年就不行了,但在北京的各个大学,学生们吃饭仍不受限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开始,学生就定量吃饭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由于肉类食物过少,大家感到十分饥饿,每月每人发点心票和水果糖票,几乎都在月初就去买来,很快吃光。在这饥饿时期,我的一位哈尔滨亲戚给我寄来了一袋黄豆。学校要求大家在下课後尽可能休息,少做体育运动。每周在大礼堂放映香港、苏联和西方电影。三年“困难时期”是科技大学最自由、最轻松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读了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许多小说,学唱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丽的梭罗河》伴随了我一生。
   《苹果日报》:《什么是科学精神?》

   (图)1964年毕业时5911班同学照片
   
   在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学习风气很浓,阅览室有许多公共图书,大家都去抢座位。我在阅览室里,就把一本《数学习题集》的上千道题都做了一遍。在那样的环境中,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在大礼堂听政治报告,右耳朵进,左耳朵出,只记住郭沫若校长谈访问东南亚国家後创作的一首诗:

印尼三千岛


缅甸百万塔


岛岛倒倒倒


塔塔塌塌塌


    我所在的系是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系。六十年代初,学校里有一台计算机,也就是电脑,有几个房间大,进入机房,为保证干净,每人要穿白大褂。我的专业是基本粒子物理。科学院数学所的关肇直教我们微分几何、集合论、泛函分析,张宗燧教我们热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关肇直教学有两个特点,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把数学与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二是常常引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讲数学和自然现象的“辩证法”。张宗燧与关肇直很不相同,对什么“辩证法”和任何哲学都嗤之以鼻,以纯粹的科学精神教学,教了一学期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到下一学期,在头两、三节课,用几页纸的数学公式就概括了前一学期的所有知识。他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简单明白。我清楚地知道,理解透彻的知识,是无需记忆的,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都能准确地讲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科技大学的五年学习,我们每个同学都形成了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就是,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为了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现象的,当原有的科学理论不能解释新现象时,原有的科学理论就要得到修改,新的理论就出现了。对科学来说,旧的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事实,这不是科学的危机,而是科学获得新进展的起点,科学就是在不断的修正中这样进化的,科学精神”就是“修正主义”精神。
   科技大学五年的学习也使我坚信,任何现象,包括千变万化的政治,都可以找出它的合理解释。我的“座右铭”是:“要理解一切不理解的事物和现象,要找出对周围世界统一性的理解”。当一九六三年学校里让大家学习“反修”文章时,我总弄不清“修正主义”怎么能与“帝国主义”“并立在一起”。我想不通的是,“修正主义”就是科学精神,怎么能反对呢?我对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都看不清、想不通,自此开始,我决心要用科学精神来思考我长期来想不通的政治问题。
    在当时科技大学学生总的来说是不关心政治的,我却想转行研究政治,我以为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转行”的一个途径。我对“自然辩证法”感兴趣,完全是关肇直教学的结果。关肇直在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一篇批判《神灵世界的自然科学》时说到,蚂蚁是“二维空间”的动物,我们人类生活在“三维空间”中。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四维空间”里,这个人可以随意穿过“三维空间”的墙,通行无阻,正像我们人类是“三维空间”的动物,可以不受“二维空间”的限制而行动一样。也许是这堂课,改变了我的注意力,我开始对哲学、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大感兴趣。
    由于受关肇直老师的影响,我为了弄懂“自然辩证法”,一九六三年暑假期间,我没有回江苏老家,仔细读了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写了一篇《二阶图形的辩证法》,很快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接着,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一文。一九六四年毕业分配时,我们系的所有同学都继续从事数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而只有我一人放弃了自然科学,成为哲学研究所于光远、龚育之“自然辩证法”研究生。
    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基本粒子“色散关系”的,从头到尾都是数学公式,没有任何哲学语言,张宗燧老师通过了我的毕业论文。当张宗燧知道我要报考哲学所研究生时,他说,哲学里面都是一些糊里糊涂的东西,学物理又搞什么哲学,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物理全都白学了。
    张宗燧是张东荪的儿子。张东荪对北平和平解放有很大功劳,他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得以实现。张宗燧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始终敬仰他、相信他说的话。文革期间,张东荪被关进秦城监狱,张宗燧在中关村科学院受到多次批斗後自杀了,我是事后很久才知道的。张宗燧对哲学的看法影响了我一生,大学毕业後,我在哲学研究所,始终没有忘记张宗燧老师对哲学的看法,我认为那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哲学是骗人的东西,在“文革”和“反修”的大环境中,在对哲学这种看法下,我在哲学所十八年,包括“文革”十年在内,对哲学的研究一无所成。
   
(2013/02/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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