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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圣者——悼许良英先生

   

——悼许良英先生


   

徐水良


   

2013.1.28~2.2日


   
   
   早上起来,看到许良英先生去世的消息,悲伤异常。真像许多朋友碰到类似情况时那样,头脑里是一片空白。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许先生是我最尊敬的父执辈人物。他和林牧老先生,是我内心中最尊敬的父执辈人物中两个最尊敬的导师级人物。
   
   说来话长。许先生虽然在浙大校史上相当有名,后来在浙大也有相当高的威望。但我在浙大读书时,却并不知道许先生的名字。直到我临毕业前不久,才偶尔听说老浙大地下党负责人被抓到浙大关起来了。本来,我是校革委会常委、政工组负责人之一,此事应该让我知道。但我们当时实际上毫无权力,没有人来通知我这类事情。连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被他们抓起来,其他同学赶来告诉我,我才知道他被抓。这个同学后来成为我与许先生建立联系的桥梁,所以这里多讲几句。当时,我气极,跑到政工组,责问他们凭什么抓我这个同学?凭什么这种事瞒着我不让我知道?政工组只好拿出他的一个同班同学的揭发给我看,就是一句话,说我这个同学说了“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我说这句话有什么错?周恩来也说过这个说法没错!你们竟然凭这句话抓人?政工组只好把责任推给工宣队军宣队。我很生气地跑到工宣队,工宣队大队长跟我谈。我说:“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这句话没错,你们凭什么抓人?要求他们放人。但他们就是坚持不放人,连我要求与这个同学见面,也不答应。其实,他们当时正想突破我们这些同学所谓的反毛泽东罪行,当时他们通过关押电机系一个同学,知道了一点我们这些同学曾经议论批评毛泽东的事情。(顺便解释一下,“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这句话,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是“恶毒攻击”的大罪。及到70年代,我在南京制药厂说这句话时,制药厂一把手军代表还在全厂大会批判我,说我思想反动透顶。)
   
   后来我的这个同学就和许良英先生关在一起,受尽酷刑折磨,关了很长时间。期间我那个同学常常与许先生谈起我。许先生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我。两年后,这个同学解除隔离审查出来,到南京见我,借给我一些书,如黑格尔《小逻辑》,康德的书等等,也是许先生的。他也对我谈起许先生。这时,我才开始对许先生有所了解。
   
   后来,我在南京街头张贴《反对特权》等大字报,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其他,在于制度;主张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行民主制度。江苏省委派出7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我厂,发动各大专院校,组织对我的批判。不久将我关进监狱。许先生知道我被关,就开始营救我。据我那个同学说,许先生他们正好路过南京,在南京街头看到我的大字报。后来许先生就跑到浙大,要浙大设法营救我。浙大老师同学和校友帮我募捐,又多次派人到江苏,要给我平反。南京市公安局的承办人员,几次到浙江调查,回来后说你徐水良欺骗性不小,我们到浙江,一路上听到的都是讲你的好话的。1978年底,主持浙大工作的党委书记黄固,还派浙大团委书记,我的一个生死之交的同学,到南京营救我。浙大这类行动中间,当时我还素未谋过面的许良英先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的营救建议,是他首先倡议的。
   
   1979年我平反出狱,后来到北京,就去看望许良英先生。那时科学院为许先生他们在一个宾馆,即西苑旅社租了一个房间,既做办公室,又作住宿。星期六星期天许先生回家,我就常常住在那里。从此以后,我对许先生逐步有了深入的了解,深深敬佩许先生的为人。
   
   许先生的纯真和正直,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个性,一开始,甚至让我感到吃惊。有一次,有两个人,看起来是有相当地位的领导和学者,郑重其事地跑到西苑旅社来找许先生,帮一个批判爱因斯坦的人讲情,要许先生别写文章批评那个人,或者笔下留情。许先生一听就火了,坚决不答应。使那两个人几乎下不来台。我当时就想,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许先生那样纯真和直爽,直言不讳。别人来讲情,我们往往不得不给别人面子,不得不作些妥协,很难做到许先生那样,完全坚持自己的原则。后来他对刘晓波和许多人的态度,尤其是许多人去拜望他,他把别人热情迎进家门,却把刘晓波一个人堵在门外,不让刘进自己的家门,就是典型地表现了他的这种性格。
   
   1981年5月,我第二次入狱,许先生就一直进行大力营救,通过各种渠道给胡耀邦等领导人送材料。胡耀邦亲自过问,要求放人。还派人到江苏,到监狱了解情况。可惜,我以批判四个坚持著称,最后被邓小平王震及其在江苏的保守势力以不能同情释放反对四个坚持的反革命分子为名否决了。1989年初,许先生约同老同学施雅风等发起42人签名的联名信,许先生自己写的一个解释性附件,介绍异议人士情况时,大部分篇幅也是写我的情况。许先生还把我的材料送给阎明复,阎明复答应一定送给最高领导人。不久以后,89民运爆发,赵紫阳下台,阎明复被解除书记处书记职务后,阎还以统战部名义发文江苏省,要求解决我的问题。当时,南京等盛传我即将被加刑。所以,当省高法的人来找我,说统战部文件下来了时,我就说,不必费劲了,解决不了的。我内心里估计我这次如能逃过加刑,就是大吉大利了,因为我是最早上书的。1988年12月写了一个《建议书》,提出“为抓住目前尚存的最后机会,以防止大规模冲突在我们祖国发生”,建议恢复胡耀邦职务,赵紫阳辞职、邓小平退休,释放政治犯、平反自由化,解除党禁、报禁,组织民族团结和解及复兴振兴委员会,领导全国政治改革等等七条共十余款建议,带出监狱,请许先生等一些人上送中央,估计许先生送阎明复的材料中有这篇上书。不久以后,我看到报纸报道,赵紫阳说有反革命分子进行攻击;而胡耀邦则对过去一直想要重用我的原浙大党委书记张黎群说,想不到群众这么通情达理。我当时估计很可能与我这个上书有关。64时,电视上公布的几个反革命集团抄家材料中,也有我署名的文件文章。许先生把我批判是四个坚持的文章和建议书这类“反革命”文件上送,就已经承担了很大风险。
   
   在我第二次坐牢十年中,许先生不仅一直坚持不懈地营救我,而且每年都给我家寄钱,补贴我家生活。我在监狱读的书,往往是许先生辗转寄给我的,包括介绍西方理论学术的各种著作。许先生的书,使我能够跟上外界思想的步伐。
   
   89民运发生,许先生担心我的安危,五月初,就赶紧请我妻子马上转告我,说中共将会镇压,要我在监狱里千万慎言谨行。我看到当时报纸报道的运动情况,看到学生运动的幼稚和邓小平李鹏们的坚决,也估计运动将会失败,我当然听从许先生意见,特别谨慎。也许这也是后来逃过加刑命运的一个因素。
   
   海外的朋友往往不大了解许先生。但在大陆的民运人士中,许先生却特别德高望重,不仅因为他是对大陆民主运动有突出贡献的老前辈,而且因为他特别纯真和正直,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他和林牧老先生,往往承担了大陆民运领军人物的角色。尤其是64以后好多年,两位老先生都是国内民运的领头人。每年平反六四的呼吁,往往由两位老人发起和起草。许先生还多次动员他的老师参与,把中国和老浙大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等老科学家请出来,参与签名。
   
   但对许先生,大家往往也都有点怕他。因为他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不讲面子。其实,这个情况,只是许先生的一面,许先生还有追求真理,善于纠正自己错误的一面;以及当面批评毫不留情,内心里却对人热情如火的一面。
   
   许先生是我的长辈,也是忘年之交。在杭州和北京,都有朋友对我说,许先生最看重你和王丹两个人。但其实,我与许先生也有激烈争论。记得90年代初,有一次,我说,民主虽然是民主运动民主革命的目的,但对于自由和人权,却只是手段;自由和人权,才是民主的目的。当时正流行顾准先生的民主目的说,大家都在批判老毛的民主手段说,所以许先生听了我的话,特别生气。当场就非常严厉地批评我,说我是造反派思想,毛泽东流毒。我当时反批评许先生说,你主张民主,但实际上非常专制,听不得不同意见;你批评柳叔,其实你和柳叔是一样的。他当时正和柳叔憋气,很急,就说,我怎么会专制?我怎么会和他一样?当时师母王来棣在旁边,笑了,说,你就是和他一样的。许先生想了一想,也笑了。柳叔是许先生是小学中学最要好的同学,一辈子的好同学好朋友。许先生到杭州,每次必见柳叔。柳叔名叫柳柴,他是长辈,所以我称他柳叔。我到杭州,也总是住柳叔家,有时一住一个月。他们两个的脾气一个样,就是理想主义,单纯正直,脾气特别倔的那一种。这一次憋气,是因为柳叔回忆小学时许先生曾打过他一个耳光,许先生就说,我怎么会打你耳光?不可能。两个人争论起来,为了这个小事憋气,好多个月不来往。但又相互特别挂念,两个人每次见到我,都非常关切地询问对方情况。
   
   回南京后,我把我自己论述自由民主目的手段的相关文章寄给许先生。多年后,我看到许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争论,许先生的观点完全变过来了。许先生就是这样,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他就固执坚持;但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马上改正。他一辈子都在不断纠正错误,不断追求真理。
   
   许先生确实如美国之音所说,是一个非凡的理想主义者。在许先生介绍下,我和他的许多同学朋友熟悉。所谓人以群分,他们都是一批刚正、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许先生和他们,确确实实,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媒体把许先生称为是中国的良心和傲骨,完全符合事实。
   
   在我的眼里,许先生是一个完全的圣者。

此文于2013年02月1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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