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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终)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仰望繁星
   
   ——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当局悍然宣布,公安机关将刘晓波一案的起诉意见书送达检察院,即意味着在未来数星期之内,该案将开庭审理。对此,捷克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深切关注。该声明指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也是《零八宪章》发表一周年,我们欢迎它表达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解放,并将继续把它视为一个珍贵机会,以启动讨论其提出的关键问题。……令人遗憾和关心的是,我们收到官方镇压宪章代表人物和签署者的信息,使人联想起一九七七年后捷克《七七宪章》签署者面临镇压的情况。」捷克虽然是一个中欧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无法制衡多财善贾、踌躇满志的中共,但在美国和欧洲各大国纷纷放弃对华人权外交、为了自身利益而「与狼共舞」之际,这份声明对于所有追求自由与公正的中国公民而言,都是寒冬里的一丝暖意。

   
   这一声明当然难以收到促成刘晓波获释的实质性作用,但它再次显示出《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之间的精神传承关系,以及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在被背叛、占领、欺骗或侮辱的情形之下,仍然可以做出「脱颖而出」的选择,这种「脱颖而出」的精髓就是「对邪恶的抵抗、不顾一切的抵抗」。哈维尔说过:「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仰望繁星。」一个不坚守心灵的真理的人,是不会真正去仰望星空的。如今,为了看到满天的繁星,刘晓波下到了最黑暗的井底。
   
   用尊严来换取面包的捷克
   
   「七七宪章」诞生于捷克的「面包时代」。那时,苏联东欧诸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现颓势,实际的经济状况与物质生产根本不能支撑官方意识形态许下的「全民福利国家的诺言」。不过,这种经济水平反倒使得执政的共产党当局可以利用短缺经济来达成对民众的精神控制,用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权力自我合法性的「父爱主义」,他在巨著《社会主义体制》中指出:「当权者坚信他们比被统治阶级更了解自己(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官僚集团处于家长的位置:所有其他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都是孩子,作为他们的成年监护人,必须对「孩子」的心灵成长肩负起监督职责。」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你就可以分配到面包吃;如果你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就没有面包吃——不仅如此,你还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直到你流泪告饶为止。
   
   这就是列宁的承诺:面包会有的。对此,法国思想史家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发掘中欧持不同政见者思想的《欧洲精神》一书中指出:「清洗运动最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时代。在当时无人为这一时期命名,但后来,长于黑色幽默的捷克人把它形象地称作「面包时代」——在恐惧环绕四周的时候,日常生活的面包便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的目标,成了为惟一追求的对象。」这是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的选择。
   
   对于「面包时代」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状况,目光如炬的哈维尔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布拉格某水果店的经理在橱窗上张贴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这个经理的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他对全世界无产者是否团结也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即便他不这样做,也不会立即遇到麻烦。但他仍然要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种主动向当局效忠的方式,至少传达出这样的意思:「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完全接受你们定下的游戏规则。」这是一张挂在脖子上招摇过市的「良民证」。由此,他扼杀了自己的良知,向全世界、包括他自己,伪装起真实的一面。在哈维尔看来,这样的「不沉默」的大多数,同时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和支持者,他们正在一边腐蚀又一边建设着这一系统。他们只是为了日常生活的更加安逸,而放弃了自由与道德原则,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成为其他公民的压力,致使更多人仿效这样的做法。由此,权力大获全胜:「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变得隐蔽而又无比强大,强大到可以深深影响到每一个个体。」
   
   那么,有没有人从「面包时代」的辖制中「脱颖而出」呢?在像传染病一样扩散的冷漠、虚伪、利己、怯懦和对物质利益的狂热当中,确实有这样一群「拥有改变世界能力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人生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真实和自由,而非对自身温饱的关切,并非满足于日常生活所给予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感。他们坚定地认为,「那些被人们抛在脑后的东西:尊严、责任、团结以及精神生活,才是构成欧洲文化的真正价值」。要做一个真正的公民,就必须肩负责任,不计较得失。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也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有人亲身经历到了这种改变,比如,昔日在狱中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囚徒哈维尔,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统;也有人没能活到自由降临的那一天,但他们安心地瞑目而逝,因为他们为那个无比美好的愿景承担过、付出过、战斗过,他们的不幸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找的,而这种日常生活的不幸又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感与成就感,他们中的一员,就是哈维尔的老师、哲学家帕托什卡。
   
   帕托什卡:为了真理,受苦是值得的
   
   帕托什卡不是海德格尔那样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功地扮演了「哲人」的角色,一边向权力暗送秋波,一边又故作高深莫测状,让自己在纳粹时代和战后同样享受尊崇,这需要一种怎样的「聪明」呢?而帕托什卡是一位「笨拙」的哲学家,甚至是一位「失败」的哲学家,他在纳粹时代被禁止教书,在共产党政权下更是自贬为社会的最底层。由于选择不背叛,他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失去了一切:被禁止使用护照,禁止出国访问,作品被共产党政权列为禁书。他想要勉强维持家庭生活,只能从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工作:担任保管员、操作工以及翻译。他没有公开的课堂,只能在自家的地下室中秘密地给几名学生上课,学生们蹑手蹑脚地来,蹑手蹑脚地离开。帕托什卡的女儿回忆说:「在七十年代,每翻译一页的收入只有二十克朗,约合四法郎。但即便如此,父亲仍然宁愿选择翻译那些愚蠢的文章也决不做出任何妥协。」因为这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坚信:「作为一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哲学家,其使命并非跳出自己的领域去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应将哲学与国家大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哈维尔邀请帕托什卡参与《七七宪章》的工作的时候,这位年迈的老人慨然同意。他意识到,现在是该走出象牙塔的时候了,在一个被权力所异化和扭曲的社会中,所谓「价值中立」的、「抽像」的学术并不能改善人们的生命质量,并不能阻止人们的道德水平跌破底线。很快,帕托什卡全权负责《七七宪章》的组织工作,探访所有需要联络的人,四处搜集签名,虽然忙得无法负荷,却固执地拒绝将哪怕一丁点事务交与他人。当有人建议他寻求一点帮助时,他总是愤怒而坚定地回答:「我是发言人,我还能动。」对于帕托什卡的贡献,多年以后,哈维尔深情地回忆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这份事业。我难以想象,如果在运动一开始缺少了他光明的人格魅力的引导,宪章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帕托什卡精心修改了《七七宪章》的文本,使得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中,签署者们的视角已不再局限于对道德必要性的诉求,他们将目光瞄准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责任感的普遍丧失、制度合法性的来源以及所有那些让每个个体同时成为行为者和受害者的陈规陋习。《七七宪章》跟政治有关,但又超越了具体政治事务,《欧洲精神》一书如此概括其精神立场:「诚然,所有这些关于深刻问题的思考是在受到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但与此同时,它又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狭窄的范围:不同政见思潮不断地深入,已经触及到伦理学问题,其基本观点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或许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它关注的焦点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有关。
   
   当初,帕托什卡答应参与《七七宪章》运动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危险。与纳粹政权和共产党政权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抗争与周旋的经历,让他深知一份具有精神性的文本比一份单纯的政治性的文本更让当权者心惊胆战。正如哈维尔的狱中书简让那个崇拜希特勒的典狱长大声咆哮一样:「所有这些关于「精神秩序」和「存在秩序」的废话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惟一秩序就是监狱秩序的规矩!」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光明的力量、正义与善的力量。即便典狱长看不懂,他也感到害怕。果然,《七七宪章》刚一发表,帕托什卡便遭政治警察逮捕,在狱中他经历了无数次漫长而痛苦的审讯。最终,在一次长达十小时的问询之后,他再也无法坚持,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因脑溢血逝世。
   
   在帕托什卡最后的日子里,完成了一篇具有墓志铭意义的绝笔,其结尾处这样写道:「真正应该做到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却。即使在某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因为只有在经历了磨难之后,人们才会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受苦的。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艺术、文学、文化这些高尚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只剩下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了。」是的,没有像帕托什卡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战斗与牺牲,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就不会水到渠成。上帝并非对捷克人偏心,上帝并非遗忘了中国人,上帝的恩赐从来都是给予那些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民族。
   
   用自由来换取蜗居的中国
   
   如果说昔日的捷克是一个「面包时代」,那么今天的中国便是一个「蜗居时代」。就普通人的物质生活而言,今天的中国人比昔日的捷克人要充裕和丰足得多。昔日的捷克人面临着如何用足够的「面包」填抱肚子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人则面临着如何寻找一个「蜗居」栖身的问题。以权势熏天的市长秘书和他包养的二奶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蜗居》,一时间万人空巷。这部电视连续剧以一种几乎等同于复制的方式将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况搬上了屏幕,虽然遭到审查部门的删节,仍然具有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中罕有的一种质量,那就是真实。人们不再义正词严地谴责「二奶」和「小三」们了,反而对她们充满了同情甚至艳羡,这是不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呢?
   
   年轻一代的大学毕业生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连「蜗居」也争取不到,便只好沦为「蚁居」了——北大社会学博士廉思经过广泛的调查,发现了一个处于传统的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之后了第四个弱势群体,即「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并以「蚁族」命名之。而「蚁居」要升级为「蜗居」,做「二奶」与「小三」便是一条终南快捷方式。喜儿何妨嫁给黄世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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