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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真实的朝鲜(5)

金正日主动提出访华
   
   ——————————————————————————–
   
   中国是现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是朝鲜一江之隔的近邻。

   
   在金日成时代,虽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有过曲折,可是就总体而言,中朝关系是友好的,是密切的,甚至是兄弟般的。尤其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与朝鲜结成了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几十年来,金日成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着不错的友谊。金日成曾经39次访问中国,这便是明证。
   
   在金日成去世之后,金正日接班。人们关注着金正日对中国的态度。
   
   除了小时候金正日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在他踏上朝鲜政坛之后,只在1983年随着父亲金日成访问过中国。那一次,金日成带着金正日来到中国,有意把自己的接班人介绍给中国领导人。金正日见到了邓小平。
   
   此后,金正日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
   
   在金日成晚年,中朝关系一度不愉快,原因是中国与韩国建交。
   
   据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回忆,1991年11月,他到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即感受到韩国的热情;而韩国总统卢泰愚也单独会见钱其琛,向他表达与中方实现建交的愿望。
   
   钱其琛说,他能出席汉城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部长级会议,韩方帮了很大忙。当时中国曾与韩国达成一项协议,即“在汉城的台方人员不能参加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活动”,韩方信守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方人员参加。
   
   钱其琛说,从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当时,韩国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从半岛形势来看,南北双方已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还经常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不过,中韩建交谈判非常敏感,一是涉及朝鲜,二是涉及台湾,所以这一谈判最初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47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钱其琛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钱其琛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钱其琛告诉他,中韩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耳目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权丙铉回忆说,为了掩人耳目,他在1992年年初就借口父亲生病,离开了工作岗位。而和他一起负责谈判事务的外交通商部东北亚局局长申正性则托病辞去了职务。权丙铉说,他和申正性随后躲到了一个由情报部门准备的秘密场所,开始准备谈判资料。当年5月,他们准备前往中国进行首轮建交谈判时,权丙铉的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的时候问他要去什么地方,那儿的天气是冷还是热,但权丙铉只能缄口不语。妻子对此十分生气,最后干脆给他准备了冬夏两套衣服。参加谈判的韩方人员分别取道香港、东京和上海前往北京。
   
   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
   
   中韩建交谈判在北京进展迅速。
   
   这时,中方考虑到中朝多年的友谊,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要向朝鲜方面通报。
   
   199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告诉金日成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日成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作考虑。
   
   1992年六七月间,钱其琛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泽民把杨尚昆和钱其琛留了下来,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江泽民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钱其琛去平壤一趟,面见金日成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钱其琛就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写道: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在专机上我心里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朝鲜方面是否能充分理解我们的立场。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我们所通报的内容,会不会令他感到突然,朝方又会做何反应呢?
   
   北京平壤之间的距离很近,还没来得及多想,专机就平稳地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金永南外长。
   
   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着我们走向不远处停着的一架直升机。
   
   登上直升机,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小桌,我和金永南对面坐着,其他人员则分坐两侧。正值炎夏,直升机里如同蒸笼一般,热不可耐。
   
   直升机飞了不久,就降落在一个偌大的湖边。同去的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他夏天常来此地休养。
   
   下了飞机,我们被带到一幢别墅休息。
   
   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另外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他在会见厅门口迎接,与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大家隔着宽大的会谈桌相对而坐。
   
   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
   
   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金主席请我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金永南外长陪我们简单吃了个午饭,我们就乘直升机返回平壤。这次平壤之行,安排是当天往返,专机正在机场等候。我们向主人告别后,就登上专机,直飞北京。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江总书记听后,问了几个问题,感到很满意。
   
   不管怎么说,中国方面在中韩建交之前,向金日成作了通报。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钱其琛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两国电视台现场向全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国际媒体和舆论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表示祝贺。朝鲜方面对于中韩建交保持沉默。中韩建交后一个月,韩国卢泰愚总统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访华。
   
   钱其琛的回忆,没有提到金正日。
   
   金日成去世,金正日接班,他多年没有访问中国。到了2000年,金正日已经连续17年没有访问过中国了。
   
   就在这年3月5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金正日突然访问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是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而是主动上门拜访,这表明他采取了对中国的极其友好的态度。
   
   金正日对中国驻朝鲜大使王国章通报了两件要事:
   
   一是朝鲜和韩国首脑即将在平壤举行峰会;
   
   二是他本人希望在朝鲜和韩国首脑峰会前访问北京。
   
   中国驻朝鲜大使王国章立即向北京报告了金正日来访。中国方面当即向金正日发出访问北京的热情邀请。
   
   金正日在朝鲜和韩国首脑峰会前访问中国,显然要在峰会上打“中国牌”。因为有着强大的中国作为后盾,可以在峰会上显示朝鲜的力量。
   
   不过,金正日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希望他的首次以领袖身份出访中国的行程是秘密的,等他回国之后再公布消息。
   
   就这样,在2000年5月29日至31日,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北京高规格接待金正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分别会晤了金正日。另外两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李岚清,也在欢迎宴会上露了面,参与会见和宴请的还有钱其琛、曾庆红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全体出面接待一名外国领导人,这是相当罕见的,也表明中国对于金正日来访的格外重视。
   
   金正日在访问北京期间,肯定“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表示“朝鲜党和政府支持这一政策”。金正日还表示,朝鲜在根据本国情况建设朝鲜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金正日回到平壤,朝鲜媒体便大张旗鼓报道金正日的北京之行——秘密访华不再秘密。其实,金正日本来就要大力宣传他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华之旅,所以随行的记者有数十人之多,分别来自朝鲜各电视台、新闻纪录片厂和报刊杂志。金正日回国后,媒体连日大篇幅报道了他在北京的活动。
   
   此后,金正日多次非正式访华。
   
   朝鲜也要办经济特区
   
   ——————————————————————————–
   
   2002年9月12日,朝鲜通过立法决定成立了新义州经济特区,作为第一个“中国式经济特区”对外开放。
   
   2002年9月23日,华裔企业家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长官。
   
   金正日让华裔企业家来领导朝鲜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显然是要便于把新义州经济特区办成“中国式经济特区”。
   
   很多人不知杨斌是何许人。于是,杨斌一时间成为新闻焦点。
   
   记者们迅速查清了杨斌的经历:杨斌1963年出生在江苏省南京,5岁就成了孤儿,靠年迈的奶奶摆茶水摊和亲戚的接济才得以长大成人。1981年,杨斌考进海军第二炮兵学院,本科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87年,杨斌获得了去荷兰留学的机会。在荷兰莱顿市,他第一次亲眼看到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现状,使他大开眼界。杨斌抓住了东欧易帜、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商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他进行棉制品、纺织品和成衣的进出口贸易。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杨斌的生意越做越大,总资产达到了几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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