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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中国大陆亟待进行一场民主革命


黑匣子主义认为,当前而今眼目下,中国大陆——红色中国即大陆中国——亟待进行一场民主革命,一场讨马讨毛讨共、铲除共产魔教、埋葬毛僵尸、颠覆毛匪帮、解放全中国和拯救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一场民主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与共产魔教主义异端邪说及流氓无赖强盗混账逻辑之间,亦即人与魔之间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的最后决战,总之,这是一场具有世界性现实意义与世界性历史意义的史无前例的民主革命。而其任务之重大、之紧迫、之浩繁、之艰巨等,均无与伦比,也无以言表,宜洲际国际海内海外无分东西南北种族民族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宗教信仰上上下下男男女女凡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物权及尊严等价值需求及趋向者皆积极行动推诚布公通力合作并用筹策悉索敝赋以讨之征之战之,遂之最后胜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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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附件】

解读中共的“三个自信”和“北京共识”论


   

作者:彭涛(德国)


   
   
    自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任中共领导层动作频频,颇有要开创一个“新纪元”的架势,从整肃党风、反腐倡廉、塑造新领导人形象到在钓鱼岛争执上对日本持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和展示军事实力等,无一不引起外界的诧异和关注。另外,习近平还反复强调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表述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决心,重申“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提法,并告诫中共要汲取前苏共瓦解的教训,为中共未来的政治路线和走向定下了基调。习近平的这些提法,被外界解读为北京重拾“新左派”或倒向“毛派”的思想和思维模式(参见陈子明:习近平进行“新道统”试水,德国之声,2013-1-28)、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民主改革)的信号。习近平为什么要遵循这样的政治路线,其理由和基础在哪里?北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味着什么?北京的“三个自信”和“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能凑效,能让中共政权长治久安甚至实现其所谓的“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共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吗?仔细探讨和弄清这些问题(目前外界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对评估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和帮助。
   
   

“三个自信”和“中国模式”

   
   
    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和中共体制内的解释,中共继十七大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概括为“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之后,于2012年“把道路、理论、制度统一起来”,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中国梦”的实现)。中共的“三个自信”意味着,中共党内“已达成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及其理论和制度“已经成熟”(参见姚桓:《以多重视角解读“三个自信”》,人民网),完全可以与西方的民主宪政模式(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媲美,用不着去步西方的“民主加资本主义”的后尘,中国有信心走自己的道路(如吴邦国提出的“五不搞”等),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要比欧美的“优越得多”(参见张若愚《坚定三个自信,推进改革开放》,陕西日报)。拿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从中共的视角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如下的一些特点(庄俊举、张西立:《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红旗文稿/求是杂志社):一、在经济上,“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二、在政治上,中共“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中国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前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不“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三、在思想理论上,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简单地说,上述所指的“中国模式”即是:一条道路(坚持中共的领导,着重经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一个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和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集权与自由经济的联姻)。而中共体制外的一种栓释则认为,中共三十多年来所推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有如下的特征:权力与市场结盟(威权与市场手段并用),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并存;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目标;搞国家资本主义(国企垄断和控制重要行业如电信、电力、石油、石化、金融等),政府操控市场价格,偏重以基建项目(如房地产和公路等)为主的政府投资;权力和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家族化和裙带化(即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政府主张“稳定压倒一切”,对社会实行全面和强力维稳;在对外政策上,遵行所谓“韬光养晦”和“积极有所作为”的原则;等等。政治学者陈子民把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中共专政下的资本主义”。他引用朱学勤和秦晖的话说,中国模式“就是推行‘市场列宁主义’,“就是用专政手段来维持一个‘低人权’的资本天堂”(陈子明:从“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话语与思想史片论,香港《领导者》杂志,总第44,2012年2月号)。
   

为什么“三个自信”和“北京共识”?

   
   
    继十八大后,中共新领导层不断强调其“三个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其原因和理由,人们可以从中共智囊和体制内学者的一些论述和见解中略窥一斑。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庄俊举、张西立在其《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同上)的一文中,就将中共新领导层为什么要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决不认同和效法欧美的“华盛顿共识”(经济上“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政治上推行宪政民主、维护基本人权的西方模式)的问题作了“不无明晰”的解释。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模式’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其主要原因是:一、“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特别是,“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和快速发展”让西方国家的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乃至于美国和欧洲最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都被认为是在学习中国”。二、“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肯定和赞扬”。这里,庄俊举、张西立强调,中国取得这些“让世界瞩目”的成就的关键是凭借了中国特有的所谓“举国体制”,并称,这种体制“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三、“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在对“中国模式”未来发展趋势和影响的评价中,这两位中央编译局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导致的中国崛起,“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这一模式的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他们称,“对于中国说来,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这两种模式的较量意义重大”,如果北京成功地让国际社会接受‘北京共识’的话,北京就可以使得世界重新意识形态化,质疑西方规范的普世性”。“‘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体制内部有一个共识就是,肯定“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他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俞可平:只有通过政改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人民网,2012-11-22)
   
   
    不仅中共体制内学者这样解释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且一些西方学者也对“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刮目相看,大加赞誉。今年初,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傅高义在接受《新华国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制度是好的,别的国家在制度方面,比如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等,如果不同意美国的做法,美国人就会觉得不行。美国人比较自以为是,以自己的做法为中心。大部分美国人没有研究过其他国家的情况,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如果看亚洲,菲律宾和印度算是最民主的国家,结果二战以后率先实现经济腾飞的恰恰不是它们,而是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而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是威权主义国家。现在美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怀疑美国的制度,因为我们的制度也有缺点。国会里面的讨价还价,不是在考虑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促使我们反思美国的公司做得对不对,法律是不是健全。”“我认为邓小平的看法是对的,应该用自己的体制加全世界的经验,适合自己的经验和制度才可以用。我个人认为,现在美国制度的缺陷是民主的成分太多,不能解决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所以不能有太大的变动。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现在七个人的常委,他们决定中国走什么样的路,他们还可以做大量的事。(新华网/新华国际:美国著名“中国通”傅高义:美国最大问题是只觉得自己制度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称,“西方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与其说是他们热衷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对西方模式的失望。毋容置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他还说,“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成不了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实际上,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恢复,中国越来越像自己”。(郑永年:何为“中国模式”,认识仍未深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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