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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諡號與現代的褒揚令


   人們在日常談及古代帝王時,如漢武帝、唐太宗、乾隆皇帝等,往往把這些稱謂視為同一概念,其實,這三者是不同的。稱漢武帝是稱其諡號,唐太宗稱其廟號,乾隆皇帝則是稱其年號。   
   中國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還有廟號、諡號、尊號和年號。這些稱號多見於史書。
   1)廟號 廟號始於西漢,止於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後,在太廟闢室奉祀時的名號。一般開國的皇帝稱祖,後繼者稱宗,如宋朝趙匡胤稱太祖,其後的趙光義稱太宗。也有個別朝代前幾個皇帝皆稱祖,如明朝朱元璋稱太祖,其子朱棣稱成祖。清朝福臨(順治)稱世祖,玄燁(康熙)稱聖祖。但是在隋以前,並不是每一個皇帝都有廟號,因為按照典制,只有文治武功和德行卓著者方可入廟奉祀。唐以後,每個皇帝才都有了廟號。
   2)諡號 諡號是後人根據死者生前事蹟評定的一種稱號,有褒貶之意。所謂「諡者,行之跡」,「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諡號有帝王之諡,由禮官議上;臣屬之諡,由朝廷賜與。諡法有固定用字,如慈惠愛民曰文,克定禍亂曰武,主義行德曰元等,這是美諡;殺戮無辜曰厲,去禮遠眾曰煬,好祭鬼怪曰靈等,這是惡諡;還有表示同情的哀、湣、懷等。

   3)尊號 尊號是為皇帝加的全由尊崇褒美之片語成的特殊稱號。或生前所上,或死後追加。追加者亦可視為諡號。尊號一般認為產生于唐代。實際早在秦統一中國之初,李斯等人就曾為當時的秦王政上尊號曰「秦皇」。不過這時的尊號一詞的含義與唐代以後的不甚相同。尊號開始時,字數尚少,如唐高祖李淵的尊號為「神光大聖大光孝皇帝」。越到後來,尊號越長,如清乾隆皇帝全部稱號為「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除了廟號「高宗」二字外,其尊號竟有二十五字之多。
   4)年號 年號是封建皇帝紀年的名號,由西漢武帝首創,他的第一個年號為「建元」。以後每個朝代的每一個新君即位,必須改變年號,叫做改元。明朝以前,皇帝每遇軍國大事或重大祥瑞災異,常常改元。如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先後用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等十一個年號。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先後用了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鹹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等十四個年號。明朝自第一代皇帝朱元璋開始,包括明、清兩代,每一個皇帝不論在位時間長短,只用一個年號,如明太祖只用洪武,清高宗只用乾隆。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對前代帝王多不稱姓名或尊號,都稱廟號、諡號或年號。一般來說,對隋以前的皇帝多稱諡號,如漢文帝、晉武帝、隋煬帝等。唐至元朝的皇帝多稱廟號,如唐太宗、宋仁宗、元英宗等。明、清兩朝的皇帝多稱年號,如嘉靖皇帝、康熙皇帝等。另外,在古籍中,對一些王侯將相知名人士也常常不稱其名,而稱其諡號。如稱岳飛作岳武穆,稱海瑞作海忠介,等等。
   褒揚令與諡號有異曲同工之妙
   溯自滿清覆亡後,「禮不下庶人」的陳規被破除了,所以「凡三品以下文武官員死後不予賜諡」的觀念也不復存在了,士農工商凡對國計民生卓有勛勞者,死後都能榮獲總統府所頒的褒揚令,在公而言,作用在勸善與表彰德行;在私而言,使死者家屬感到無尚的榮光。
   按筆者的粗略統計,自一九七五年以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府共計頒布了四百四十九道褒揚令,受褒揚者除了蔣氏父子及期間的過渡總統嚴家淦外,文臣有張群、黃少谷、鄭彥棻,武將有孫連仲、黃杰、薛岳、孫立人;外交家有沈昌煥、周書楷、劉鍇;情治首長有王永樹、沈之岳、宋心濂;大法官有戴炎輝、金世鼎;大學校長有楊亮功、方永蒸、章孝慈;銀行家有許遠東,經濟學家有蔣碩傑、費景漢;史學家有錢穆、蔣復璁;企業家有吳火獅、陳啟清;蔣氏文膽有陶希聖、程滄波;作家有朱西寧、夏元瑜;報人有李玉階、吳三連、王惕吾;畫家有黃君璧、楊三郎、顏水龍;雕朔家有楊英風、蒲添生;歌唱家有鄧麗君,攝影家有郎靜山,書法家有李普同,篆刻家有王壯為;布袋戲藝師有李天祿,歌仔戲演員有陳明吉;名醫有余南庚、陳五福;考古學家有林衡道,美學家有姚一葦;建築師有何明德;僧人有釋白聖長老、證嚴法師;外籍人士有獻身中國教育事業七十年的美國人趙麗蓮及服務中國天主教六十餘年的法籍司鐸羅寶田。還有一位在南越金甌角闢建九百平方公里的「海燕特區」、組織千八人反共武裝抗共十五年屢挫越共軍鋒芒的阮樂化神甫。
   台灣總統府褒揚哪些香港名人?
   受總統府褒揚者也有平凡的小人物,如一九九二年十月褒揚的廖鈞,退伍時官止中校,受褒揚事蹟是一九四七年任國軍上士排附時死守四平街碉堡月餘,在所屬全部陣亡、糧盡水竭彈藥匱乏的困境下,在萬千腐屍中擊退共軍數十次進攻,一直堅守至援軍到達,後經美國顧問通知國防部專案特呈元首,頒發青天白日勛章。以上士階級而獲此殊榮,可稱前無古人。時隔四十五年,除明令褒揚,還題頒「忠義孔昭」四字匾額一方,以激勵忠貞。同年十一月褒揚的台北市幼稚園教師林靖娟,是由於校外教學途中,遊覽車不幸起火,她奮不顧身搶救車上六名幼童脫險,自己力竭葬身火窟。一九九六年十月褒揚的桃園龜山鄉家會職員陳長安,是由於在匪徒搶劫農會信用部時,身中槍彈仍緊抱住劫匪,使農會財物未遭損失,總統下令褒揚是為了宣示政府旌表義烈之至意。
   總統府褒揚令是為了旌表義烈忠貞
   這四百四十九道褒揚令中,有十八道是頒給香港居民的,佔了總數的百份之四點四五。詳情如次:
   一、總統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九日題頒「義行可風」四字匾額一方,以資表彰港人顏玉瑩捐款賑濟台灣地區風災之義舉。
   二、總統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二日題頒「義行可風」四字匾額一方,以資表彰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以其出品影片在臺北市義演二日所得,捐作救濟大陸災胞之用。
   三、總統一九八○年二月一日頒令褒揚七九年七月患肝病在香港養和醫院逝世之球王李惠堂,稱其「抒忠赴義,貢獻良多……經歷艱難,節操彌固」。李惠堂生於香港大坑村,父親是香港有名的建築商,他叱吒球壇二十年,在大型比賽中進球二、三千次。抗戰時,他拒任汪偽政府體育官員,星夜化裝逃離虎口。後在桂林重慶成都等地為慰勞傷兵、安撫戰爭孤兒,舉行足球網球義賽百數十場,曾被國府委任為青年軍體育總教練,授少將官階。中共建政後,他嚴詞峻拒中共的利誘,經香港赴台定居,長期擔任中華民國足球協會顧問。
   四、一九八○年三月十五日總統頒令褒揚原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上將,稱其「安內攘外,屢著勛勞……執節懷忠,擁護國策」。張氏在香港組織第三勢力,還在《中國之聲》上撰文(由李微塵執筆)痛罵蔣介石是「毒瘤」,但他多次斥退上門勸降的中共特使,至死未返過大陸,所以蔣經國讚他「執節懷忠」,把他同漢代的蘇武相比。
   十八道褒揚令董浩雲佔了兩宗
   五、一九八○年四月一日,總統題頒「抒忠報國」四字匾額一方,褒揚(今特首董建華之尊翁)董浩雲捐獻鉅款助建(蔣)中正紀念堂之義舉。
   六、一九八○年八月廿五日,總統頒令褒揚珠海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羅香林,稱其「旅居香港,秉持貞固……於中華文化體認彌深,維護愈力」。羅氏曾獲頒勝利勳章與教育部的八德獎章。
   七、一九八○年九月十三日,總統頒令褒揚「革命新娘」卓國華女士。蓋因黃花岡起義前,廿二歲的卓國華喬裝新嫁娘,乘花轎將手槍炸彈秘密運入黃興指揮所。三‧廿九失利後,卓氏下嫁化裝吹鼓手之劉梅卿,十年後劉氏在獨立團團長任上被陳炯明枉殺。此後卓氏終身守節,且堅拒回歸大陸,於一九六一年回台定居。她九十歲逝世,係黃花岡起義僅存之勛烈,故褒揚令稱「忠貞自守,黃花晚節,更播芬芳」。
   八、一九八二年九月九日總統頒令褒揚退役陸軍二級上將余柏泉。余氏在港受教育,留學英國劍橋,獲大律師資格,復蒙蔣委員長推薦入英國軍校研習軍事,回國後官至副參謀總長、總統府參軍長、三軍大學校長。褒揚令稱「臨陣有功」係指一九四五年一月在曲江之役率部與日寇一○四團激戰九晝夜榮獲寶鼎勛章。余伯泉退役後回港出任台灣官方的港臺貿易公司、台灣民生物產有限公司董事長。余伯泉的七弟余叔韶是香港首位華人檢察官,也是港大法律學院創辦人之一,一九七五年當大律師時因打贏鍾世傑涉嫌勒索一案而聲名大噪。九年前推出回憶錄《與法有緣》,可讀性甚高。
   九、一九八三年一月卅一日總統頒令褒揚香港珠海書院董事長江茂森,稱其「育才有方,益宏貢獻……操履堅貞,在艱彌厲」,褒揚令後所附事略讚其「在香港與共黨對抗三十餘年,不以形勢艱險而餒其志,不以環境惡劣而灰其心。」
   十、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二日下令褒揚(董浩雲名下的)香港金山船務股份有限公司捐贈國立高雄海事專科學校儀器供教學實習之用,頒「熱心教育」匾額一方。
   十一、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三日總統下令褒揚港人田家炳捐獻新台幣五千萬元及房屋一所,創設「財團法人田家炳文教基金會」推動社會文教活動,題頒「熱心公益」。四字匾額一方。
   一生堅持文化反共的牟宗三被尊為「一代宗師」
   十二、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總統下令褒揚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理事長董之英於台灣設立董氏基金會推動公害防治與疾病預防等工作。董氏係滬人,在港經營搪瓷廠與熱水瓶廠,也在高雄、新竹科學園區投資設廠。
   十三、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六日,總統頒令褒揚中國青年黨主席李璜,稱其「力闢詖辭邪說,蔚開反共先河」。李璜的反共,比國民黨清黨早四年,一九二三年他就力主以國家主義反對國際主義、以全民政治對抗階級鬥爭。一九五七年,他在香港同張發奎等發起組織「中國民主反共聯盟」,還擔任反共的《聯合評論》週刊社務委員,這份具影響力的刊物慘淡經營到一九六四年十月才停刊。
   十四、一九九三年一月七日總統下令褒揚香港人人書局創辦人余鑑明。五十年代末,他將(中華民國)國定本中小學教科書,依照香港教育司署頒布的標準加以修訂,印行香港中小學通用教科書,還推出南洋版華僑小學教科書,故褒揚令稱其「宏揚中華文化,裨益華僑教育」。
   十五、一九九三年四月十日,總統頒令褒揚考試委員黃棟培,稱其「懸壺濟世,篤實踐履」,事緣一九四九至五四年黃氏流亡香港時以中醫一技之長養育全家十口,仁心仁術,活人甚眾,遇貧困者,則連藥奉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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