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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问题卷
●致达赖喇嘛
·论西藏问题
·煽动民族主义是使民族丧失理性的海洛因和摇头丸!
·民族主义疯狂中,回顾陈泱潮论“中国鬼子”
·临江仙·赞王千源(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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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当在西藏建立道义桥梁和观察窗口致欧美各国首脑书
·陈泱潮一致达赖喇嘛书——论西藏衰微的内在原因
·陈泱潮二致达赖喇嘛书——论达赖喇嘛在合一世界宗教事务上的神圣使命
·陈泱潮三致达赖喇嘛书——论达赖喇嘛是中国建立超稳定民主政治结构的无价之宝
·转世轮回是上帝创世造人的重要法则
·达赖喇嘛高瞻远瞩的一系列明智之举值得中共学习
●致西藏特别会议
·对西藏特别会议的希望和祝福
·为达赖喇嘛中间道路辩
·四致达赖喇嘛书:雏议【中国流亡政府】宪章(草案)
·五致达赖喇嘛曁西藏特别会议书(善本)
·ZT另类选项:《西藏独立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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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动容的宗教领袖真诚的谦卑互动(图)
●佛祖诞辰大地震启示录
·惊闻5.12大地震致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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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許良英先生

陳泱潮
   2013-1-30
   

曾記西苑談特權,民主法治當并舉


忽聞仙逝悼良知,正直無私佳話傳

   
   附:

天蒙蒙雾重重良师诤友已去矣


——悼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丁子霖 蒋培坤
   
    1994年,摄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丁子霖、蒋培坤家中
   
    在农历龙年岁末,北京浓重的雾霾中,我们遽然痛失了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自从1992年结识以来,他们一直是我们的良师诤友;二十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交往从未间断过。
   
    1月30日下午,北京依然是雾霾重重。这天是首都各界人士与许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我们想起了去年九月下旬,我们回南方前去看望他们夫妇的情景。那时王老师脸部有些消瘦,她的癌症已渐渐得到控制;许先生精神尚好,只是行动有些缓慢。他劝我们不要回南方,岁数大了,不宜常走动。我们告诉他们,时间不长,不到年底就回,回来后再来看你们。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他们走得太匆忙,没有等到我们再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就离去了。
   
    去年12月初我们从南方农村回到北京后,因为忙,一直拖到下旬才给他们家里去电话,这才知道他们两人都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我们赶到海淀医院去看望他们。许先生已经处于长时间昏睡之中,我们一个劲儿地在他耳旁叫“许先生,许先生……”,叫了好久才见他两只眼睛先后睁开一条缝(后据其小儿媳讲,这就算醒了),喉间发出细微的声音,但就是说不出一句话。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有人来看他了。接着我们又去看望了王老师,她已经失去知觉,任凭我们怎麽呼喊,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只能默默地在她身旁站了一会儿……。第二天,她平静地过世了。我们盼望许先生能出现奇迹。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他的“病情报告”(他长子许成钢给我们留的“博客”)。有一段时间病情似乎平稳些,我们也稍稍宽心。1月23日他长子要回香港,说两周后再回来。没有想到,成钢离开的第二天,许先生病情恶化,接着就停止了呼吸。王老师殁于去年12月31日,许先生殁于今年1月28日,一前一后俩人相随而去,相差还不到一个月。
   
    如今与许先生的遗体告别,不由得回想起这二十多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在我们脑海里像电影般闪动,禁不住悲恸欲绝,难以自拔。
   
    感谢上苍,让我们在苦难中有缘结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这对启蒙思想家夫妇。
   
    回顾许先生和王老师在一生中做过什么事、出过什么著作;追索许先生青年时代怎样十六岁就“把脑袋別在裤带上”(许先生对我们这样说过)参加了地下党斗争;中共建政后又怎样成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当“右派”后又怎样在老家农村“掙工分”苦苦熬过二十年,后来又怎样一边务农、一边从事整理、研究爱因斯坦著作,由此走上科学、民主的坦途,成为上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史上的启蒙思想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一直为中国的民主、人权、法治奔走呼号……,这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尽述的。许先生生前说过他要写一部回忆录,但据了解只写到1958年,他本打算余下的部分要到他95岁以后再完成,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完。
   
    我们在这里只想以个人的角度,讲述他们夫妇自1992年以后这二十多年里与我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认为,这也许能让人们了解许良英夫妇平时为人处事的准则,更清晰地体会到什么是许良英精神。
   
   
   (一)
   
    回想1992年,这一年对于我们两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年10月,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未来与发展》刊物上读到许良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该文掷地有声地打破了“六四”血腥镇压和随后的大清洗所造成的万马齐喑、一片沉寂的氛围。为此,在党员重新登记时当局不准许他登记为党员,就此结束了他46年的党龄。而我们也同他一样,遭受到类似的命运。在这一年以及此前因接受美国ABC等海外媒体采访,披露了儿子和其他遇难者被害的真相,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而遭受当局剥夺教席、停止招收研究生、禁止发表文章等一系列处罚,丁更因拒绝党员重新登记而被中共除名,从此也就结束了32年的党龄。
   
    我们正是在备受丧子之痛和行政打压的情况下,读到本系一位青年教师传来的许先生的那篇震耳发聩的文章,读后受到极大震动。当即托他帮助联系,请求拜见。没过几天,我们就获得了许先生的热情相邀。
   
    第一次是在他们家中见面。那时的许、丁两人均已无中共党藉。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没有客套,没有寒暄,气氛亲切、坦诚。他们夫妇俩除了详询我们儿子遇难前后和家庭的情况,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苦难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在这两位前辈面前,丁也毫无顾虑地向他们坦诚了“六四”开枪前自己对中共政权的愚忠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无知……。
   
    与许先生夫妇的相见、相识,对我们当时的走向来说确实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当时,发出公开抗争第一声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高压,如何坚持下去。可以说,那时我们又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痛、困惑、渺茫,无所适从。
   
    中国人民大学与中科院黄庄宿舍相距不远,骑自行车只需要十来分钟。从此,我们就经常去许先生夫妇家。
   
    在我们的观察中,这二十年中的前十年,他们家几乎是遭受中共迫害的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港湾和驿站。从五十年代的“右派”,到七十年代“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政治犯,八十年代“六四”惨案的良心犯,九十年代的各种政治反抗者……,对于来访者,他们总是一一热情接待,有些还在他家里住下。这段时间许先生常常接到民运人士的来电、来信,不论其声名显赫还是地位低微,他们总是有电必回、有信必复,绝不拖延。像魏京生、徐文立夫妇、刘念春夫妇、王丹及其父母、刘刚弟弟……等等,都是许先生夫妇介绍我们认识的。而当魏、徐、王、刘等人在狱中时,他们的家人又都是许先生家的常客。
   
    许先生夫妇对我们“六四”受难者群体更有着一份特殊的关爱。他们始终如一地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他们不仅帮助各方朋友向我们转达捐款,而且自己拿出钱来捐给难属。他们默默地为我们这个受难的弱势群体做了许许多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实事。许先生夫妇不仅是个呼吁民主、人权的启蒙思想家,而且还是个充满爱心的人权践行者。
   
    他们一直帮助我们寻访同命运者,初期一些重要的受难者线索,如体院学生“六四”重残者方政,北大遇难讲师肖波的孪生遗孤等线索都是他向我们提供的。不仅如此,他还委托身边一些年轻人来协助我们寻访。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那几年寻访到的人数急剧增加,眼看着不少受难家庭遭受精神和经济困难双重折磨,而我们所能募集到的捐款又极其有限,常常陷于对新找到的家庭无捐款可转的窘境,许先生夫妇得知后常常在我们去拜访时从书柜中抽出书中夹着的捐款交给我们,有美元、德国马克、日元、人民币……这都是海外友人托他转交的人道捐款。当然,那时我们更多是处于“断炊绝粮”的状态。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他家,王老师到里屋拿出一个白信封,内中装着5000元人民币,说明是他们自己捐的。我们实在不忍心收下,因为我们太清楚他们日常俭朴的生活了——布衣布裤,粗茶淡饭。老俩口脚上穿的塑料拖鞋都是5元一双的。此后,他们还从自己身边的同事、老友处为我们募集到一笔又一笔捐款。其中有一笔十分感人,那时单位搞房补(改善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有一对已退休的老知识分子,从他们那里得知我们难属的艰难境况后,决定不买新房子,从房补中拿出10000元托许先生夫妇捐给了我们。王老师罹患鼻癌后还惦着难属,知道我们每年都举行新春餐会,她连续数年早早准备好一些营养品让我转交给其他患病的老年难属。
   
    北京体院学生方政在当年的“六四”凌晨从天安门广场和平撤出时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被撵出北京后去海南谋生又一直厄运连连,许先生夫妇始终挂念着他的处境。当他们得知方政远在海南日子艰难,想回合肥父母身边,但屡次申请均遭当局拒绝。老俩心急了,要丁一定想方设法帮方解决户口问题,后来丁终于找人了结了这个难题。方政是个重情义的人,在他几年前被迫去国赴美前夕从安徽来京与“天安门母亲”话别后,已经很疲乏了,他还是执意让其妹夫推着他坐的那辆破旧轮椅从万柳地区走了一个多小时到黄庄许家,与许先生夫妇亲自告别——现在许先生夫妇过世了,那次一别竟成永诀。
   
    北京青年工人黄宁“六四”中遭枪击,双目失明,就此失业。妻子怀孕在身,黄宁自强不息,伤愈后即上了按摩学校,但结业后苦于找不到工作。许先生得知后主动通过老友帮他托关系、找门路,终于在市内一所按摩医院谋得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许先生夫妇虽是高龄老人,但从来都笔耕不辍,每次我们拜访,他俩都是停笔从伏案几头站起,在我们身上不知耗费了他们多少宝贵的时光。他们对于难属群体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总是耐心地倾听我们事无巨细的诉说:新寻访到的难属及其家庭状况,人道捐款的收转,难属间的交流,当局的阻拦,骚扰和破坏,以及我们的应对……我们报喜亦报忧,从不向他们隐瞒,有时许先生会听得爽朗大笑,而王老师则在一旁会心地微笑。
   
   
   (二)
   
    蒋同许先生一样,出生在南方农村,从来就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自从我们成家后,生活清苦,孩子多,只有在孩子生日那一天全家吃面,从来都轮不上他。我们与许先生相识后的第二个冬天,他们知道1993年11月15日是蒋的生日。于是,他们夫妇在家中特意为蒋张罗过六十岁生日,不仅准备了奶油蛋糕,还按我们南方人的习俗吃了面。这都是老俩口亲手操持的,友人小齐为我们摄下了当时的珍贵镜头,至今翻看那张包括他们小孙女在一起的合影,真是不胜唏嘘!那天谁都未提“六四”,更未提我们的亡儿,但大家心里都惦着。许先生夫妇以他们博大的爱默默地抚慰我们的丧子之痛。此情此景,怎能忘怀!?
   
    1993年11月15日,摄于中关村中国科学院黄庄宿舍楼许良英、王来棣先生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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