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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权论》作者进言于陈奎元先生
·4.当代中国【国师】起码应当遵循和信守的职业道德和素质要求
·Ⅱ.【国师】必须具有的学养
·Ⅲ.【国师】必须具备的素质:
·Ⅳ.【国师】必须走在时代前面
·Ⅴ.【国师】必须能够提供制定正确政策的理论依据
·Ⅵ.【国师】更不能是“棍子”
·5.当代中国【国师】起码应当在理论上搞清的几个重大问题
·Ⅱ.必须找准病根:揭示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
·Ⅲ.必须能够重铸国魂信仰:有效匡扶世风道德
·Ⅳ.必须能够清楚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路线左右极端化恶果的生发原因
·Ⅴ.必须拿出中国引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潮流成为超强国家的方略
·Ⅴ.必须拿出中国引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潮流成为超强国家的方略
·6.对陈奎元先生“批判普世价值” 误国乱政违宪罪行的批判
·Ⅱ.陈奎元“批判普世价值”是严重违反宪法的犯罪行为
·Ⅲ.陈奎元先生应当考虑你一再反对普世价值对中国人民的适用性,是否犯了【渎职罪】?
·Ⅳ.陈奎元疯狂反对普世价值政改,必将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7.且看陈奎元先生误国乱政极其虚伪且自相矛盾的一些说法7.1
·Ⅱ.谈暴政禁言必亡,却反对普世价值政改
·Ⅲ.谈反腐崇俭,却无视空前绝后的制度性贪污腐败
·Ⅳ.谈“亲民、养民”,却把中国人民当作猪狗牛马来奴役
·Ⅴ.谈要“摆脱兴亡周期率”,却疯狂反对民主化变革
·Ⅵ.坚持专制独裁国体制度,决然逃脱不了通过战乱改朝换代的厄运
·8.只有【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即【弥勒皆大欢喜学说】才能有效拯救中国世道人心
·8.1.经无数事实及切身体验,确认无神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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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阅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离奇的死罪(图)

2013-02-04 13:40
   
   作者: 颜昌海
   
   来源: 作者博客

   
   披阅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离奇的死罪(图)

   
   
   毛时代造就多少荒唐事?(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1948年联合国大会发布《人权宣言》,庄严地宣称:人权是“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人权,马克思倡导过,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宣传过,毛泽东本人在革命时期也大声疾呼过。可是,毛夺得政权以后,在所有媒体上,“人权”竟然蒸发了!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根本看不到“人权”二字。反而,人权所包含的“人性人道自由”等理念,居然变成了官方严厉批判的对象!
   
   如此拒斥人权,中国人岂能享有做人的权利,岂能活得像个“人”!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现状正如一位农民所说:“养一头猪,还叫牠哼哼呢,只怕牠不哼哼。可老毛那时候,大活人连哼哼都不敢哼哼!”当时,人与人之间谁都不敢说真心话。且不说同僚同事,且不说同学同乡,即使兄弟姐妹,即使父母儿女,甚至,即使是恩爱夫妻,都不敢掏心窝吐露半句真言,因为一旦闹起矛盾检举揭发,立马便会巨祸加身。比如李九莲,工人的女儿,红卫兵司令,可谓“根红苗正”,只因给未婚夫写情书时吐露了几句肺腑之言,不料这个解放军战士告了密,不久便被投进监狱,最后被枪毙。
   
   在毛泽东时代,象李九莲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仅摘录23宗离奇案例——

(一)因拆字游戏而死于非命。

   
   林志中先生的《拆字冤案》(《咬文嚼字》2005年第5期)写道:河南南部某乡,有个名叫刘永咸的公社党委书记,因为正直他得罪了不少人。一年夏夜纳凉,不知怎么扯到了“突”字,刘书记用拆字法解释说:“‘突’字好理解,你看,它可以拆成一个‘穴’字和一个‘犬’字,一条狗从一个洞穴里冷不防地窜出来,还不‘突然’吗?”谁知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平时对刘书记怀恨在心的造反派成员连夜向造反派头头告密,结果无限上纲,说刘永咸恶毒攻击“突出政治”。迫害也随之而来,挂牌游街,下跪批斗……生性刚直的刘书记不堪凌辱,气愤之下跳进了深潭。

(二)、因一句玩笑话而遭罪致死。

   
   河南省交通学校教育长黄云祥,1958年因豫东(河南东部)一个女社员吹牛皮,说不收亩产百万斤红薯不结婚。黄跟几个要好的朋友说:大家给这个女社员立贞节牌坊吧。算一算,百万斤红薯放在一亩地上能堆一米五高。因此,让他劳动改造,到郊区十八里河深挖土地一米五,最后累死在工地上。

(三)、聪明人一句话受了22年罪。

   
   袁永松、王均伟二位先生编著的《左倾二十年》写道:有一位当年的“右派”很多年后哭笑不得地回忆起当年被划成右派的原因。当时他是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平时人颇聪明,看事往往有先见之明。上级号召鸣放,班上不少同学都出来给学校提意见,他却一声不吭。有一天,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顺口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才不提意见呢,现在提了,将来非挨整不可。”够了,就这一句,“右派”的帽子一戴20多年。

(四)、一句话被误解而被逼死。

   
   四川南充的袁泽松先生的回忆文章《文革中的黄老师》(《读者报》2003年11月4日)这样写道:“文革领导小组”成立后,每个公社都要把公社干部分类向上一级文革小组汇报,哪些进了文革小组,哪些是什么原因没有进入,以便确定批斗对象。我们公社的这一任务仍然是出自黄老师之手。黄老师写的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加入文革小组的和尚未加入文革小组的公社干部”的后半句被公社文革组长理解为:“当和尚的公社干部才没有加入文革小组;或和尚不加入文革小组就来当公社干部。”他看了报告说,认为他领导的地方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他这个文革组长还怎么当下去,马上纠集一伙造反派干将冲进学校,闯入黄老师的办公室,有的抓头发;有的抓衣领,把黄老师拖到校门口的一棵黄桷树根上将其强行跪下后,才命令全校师生到校门口集合,叫黄老师向师生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黄老师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用手理了理额头的头发后说:“我没有什么罪行可交待”;文革组长何西平走上去抓住黄老师的头发把头往下按后才揭发黄老师的罪行。黄老师听后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说何组长把意思理解错了。这还了得,当众诬蔑何组长没有水平把意思理解错了,批判会立即响起了口号声“诬蔑文革组长,就是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后便用墨汁把黄老师脸抹黑,又挂上黑牌,由红卫兵押着游行示众,午饭没有吃成,连厕所也不准上,下午黄老师的裤子湿透了,哪里还走得开路,由造反派的几个干部拖回来扔在公社食堂左侧的二楼上,晚上只给黄老师二两冷干饭,叫黄老师吃后要写好交待,明天继续参加批斗会……。这位名叫黄涛的50多岁的教师,因此变成了敌人,并且,生生被凌辱折磨而离开了人世。

(五)、随口之言成祸端。

   
   许传海先生在《杂文月刊》上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一些运动》写道:有位院长成了右派,说起来也怪有意思的。一次开全院学生大会,他针对有人说农民吃不饱的问题,以这样一个故事教育学生:吃得饱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大代表外出视察,在火车上,一个代表吃得过饱,把胃撑坏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就有一批处系干部贴出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批判他。他的这次讲话竟然引火烧身,成为被打成右派的祸端。

(六)、A与非A都不可,横竖都是祸。

   
   许文中还写道:1956年我考上大学,成了一名“调干生”,第二年就是“反右”。正式“反右”之前叫“社会主义教育”。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天天开会,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向党交心。后来转为“鸣放”。“鸣放”到一定程度,便转入“反右斗争”。我们是大班,约150人,最后定了9个右派分子,超过5%.有个同学是这样当上右派的:他看了某系几个同学写的一张大字报,不同意其观点,就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结果某系写大字报的成了右派,我班这个写反驳大字报的也成了右派。

(七)、写重两字被逮捕,子女四人成孤儿。

   
   信阳师范音乐教师申绳武,肃反中被错捕,复查纠正后,在反右末期却无端与“右派”一道被送去劳改,1959年饿死。其妻焦玉钧(北京市原副市长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突击抄写小学生手持小旗上的标语时,将“反对美帝霸占黎巴嫩”中的“反对”二字写重了一处,当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亦早死。四个儿女沦为孤儿,大的16岁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个分别为10岁、6岁、4岁,讨饭年余,为孤儿院收容。10岁的儿子健康正常活下来了;6岁的女儿后来成了疯子;4岁的儿子长大后,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与人殴斗,伤人致死被判死缓。
   
   一个父亲好端端的突然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子女的名字而遭受灾祸——他的子女依次叫:爱国、爱民、爱党。有人突有所悟,检举上去,说名字连起来寓意是:爱国民党——这说明,此人反动透顶。

(八)、堂堂中共高官,因长相而身陷囹圄。

   
   文革中,1967年4月,在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康生说内蒙古区党委书记王逸伦:“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个特务。”因此,王被捕入狱。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因同样的原因也被关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

(九)、因一时疲劳瞌睡最终丧生。

   
   官明华,1952年毕业于广州第三医士学校,供职于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4师8团医务所,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6年夏,一次农场召开批判“三家村”大会。官女士因头天晚上出诊接生,通宵达旦过度疲劳,在会场打了一个盹。就是这片刻瞌睡,竟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当时,她立即成了大会的批斗对象,被斥为“小黑帮”、“小邓拓”,随即撤销职务下放劳动改造,1969年又被划为“特嫌分子”送白沙县“学习班”审查。官女士觉得农场领导人太不讲理,一气之下写了几张大字报。于是立即被扣上了一顶“攻击红色政权”的大黑帽子,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严刑拷打。此后,群众专政队员,从她的日记里发现了一句话:“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这普普通通一句话竟被上纲上线分析成了:“影射伟大领袖落山”,于是又被加上了一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1971年3月12日官明华被枪决,时年37岁。(引自纪之《人血馒头的故事》)

(十)、张冠李戴十九年。

   
   1960年12月,大冶煤矿技术员、省市两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高锡成,突然被扣上“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的帽子,押送一个小煤矿劳教改造。同事们都非常惊诧,高锡成本人更是大惑不解:这究竟是因为什么?19年后方才水落石出。原来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批判右派分子恽XX时,高锡成担任会场记录,记下了恽的17条“反动言论”。当时不经意将记录夹在书中便弃之脑后。3年后,高的大学同学王XX无意间发现这张字条,认为是严重敌情,当即向党支部告了密,于是,酿成了一桩荒唐冤案。一个优秀的年青知识分子因此丧失了19年宝贵的年华,平白经受了19年残酷的折磨。(引自尹明《离奇的人间悲剧》)

(十一)、勤劳致富有罪。

   
   姜玉明先生撰写的文章《富之罪》,记录了一个吃苦耐劳、稍显富裕一些的农家的不幸遭遇。文章的主人公叫闵耀芳,家住江苏省武进县嘉泽乡横埝村,是个搞副业的能手。他的家庭副业虽然很多,但集体劳动也没少参加。天没有亮,人家还没有起床,他家已在地里干活了;天黑了,人家已经吃完饭,上床睡觉了,他家才从地里摸回来,真是白天黑夜干,很少有一刻清闲。由于一家人勤劳,汗水换来了生活的富裕。但是,闵耀芳因富得祸,富而成“罪”。1966年8月的一天,他被抄了家,一时间,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弄得鸡飞狗跳。此后,他被吊打了几次,又关押了十多天,经常挂牌游斗示众。
   
   1968年4月28日深夜,大队“群众专政组”几十人,将闵家包围。闵的老父亲被抓走,在大队部吊打审问,要其交出儿子。第二天,闵耀芳也被抓到了大队部。遭到了更厉害的毒打和批判斗争。

(十二)、勤奋教学有罪。

   
   容姜贵的《知识是祸》记录了这桩奇冤——贵州省榕江县忠诚小学教师莫定钦,潜心收集整理了一册教学参考资料,内容包括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中、美、英、苏、法五大国首脑的照片简介、中外著名的诗词歌赋、名言警句、史哲资料、政治论文、图片、漫画等,自己视为珍宝,命名为《黄金难买》。起初,这本册子在学校好评如潮,师生们争相传阅。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爱岗敬业的优秀园丁,就是这么一本教学参考资料,竟然招致了一场奇灾巨祸,莫老师因此被判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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