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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雾霾之祸”昭示“北京模式”制度之害——中国民主化转型迫在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7/2013
   
   
   作者: 牟传珩
   

   已经发生的所有无情事实足已印证:“北京模式”,就是一种断子孙后路的坏死制度模式;而今天遍及全国的“雾霾之祸”的政治启示,就在于实实在在地点击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死穴。而那些政府自夸GDP增长居世界之首的“辉煌纪录”,恰恰正是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的明天,据以清算他们阻碍时代变革、贻害民族未来的坏账。中共30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增长,来维护政治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然而,现在经济增长却和社会腐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同步发展,已经彻底粉碎了所谓“北京模式”的神话,中国的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2013年开局以来,全国多地140多万平方公里都笼罩在灾难性的雾霾阴影中,有8亿以上人口受到影响,在全国73个监测城市中,33个城市的部门监测站点监测数据显示,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北京PM2,5一度超过900,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导致中国大陆民众急剧加重“嗓子发痒,眼睛疼,耳膜疼,头疼……”的“雾霾症状”。
   
   “北京模式”完全崩盘
   
   此次中国史无前例、影响全国范围的雾霾之祸,是近年来最为严重的。一个月内,许多城市仅5天没有雾霾,而且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更严重。对此,钟南山院士在央视上惊呼:“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从更长远地考虑,对人体造成更大的危害还在后头。”新华网2013年1月31日披露: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承认政府腐败造成全国十面霾伏。对民众来说,面对如此环境污染已忍无可忍,不少网民都在拍砖,“在中国特色中连喝西北风都要中毒了。”更不乏理性人士开始反思制度之害。眼下,中国大陆如此挥之不去的雾霾阴影,已经成为民众街头巷尾抨击“GDP政府”的政治话题,正在昭示拒绝现代化民主转型的“北京模式”完全崩盘。
   
   其实,联合国开发署多年前就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世界银行中国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记得曾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有关气候与温室气体减排的话题,正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双重角度,对中国“发展就是硬道理”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发展就是硬道理”,曾是邓小平传承给中共领导人拒绝现代民主转型,借经济增长维护制度合法性的政治秘籍,无论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今天的习近平,都将其视为最高圣旨心领神会,似乎中国一天没有牺牲环境、资源与人权的经济发展,就一天无法证明其制度特色的“优越性”。今日党魁拒绝普世价值的“中国复兴梦”,也是由这个秘籍支撑的。新华网2012年11月18日曾刊文《习近平政治局会议谈开局: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拒腐防变”成为习近平入主中南海的首要政治任务;去年12月7日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要点”,近日在海内外曝光。习近平感慨苏共倒台时,党员比中共多“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人出来抗争。”称“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中国官方媒体曾一度野心勃勃地在世界上推广以 “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顿共识”的中国发展经验,并将其放大为“北京发展模式”,说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具有适用性。甚至更有人把北京发展经验描绘成中国崛起的“软力量”。所谓“北京发展模式”,简单地说就是维持一党专制条件下的“发展就是硬道理”推动的经济高增长,即以资源高耗、环境污染、无视社会公平与人权为代价,日益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结构型且又恶性循环为特征的中国“GDP主义”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已导致了如今的“北京模式”崩盘。
   
   “北京模式”的环境死局
   
   “北京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环境死局,最主要表现在空气、土壤与水源这三大污染上。首先是严重的空气污染。目前,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年排放量近2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有关部门监测的343个城市中有3/4的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其二是土壤污染。中国接近1/10的耕地遭到污染;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1/3的国土被酸雨侵害;沙化及强沙化趋势土地面积达45.3亿亩,占国土面积的近三分之一,每年还要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如今,全国18个省的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因此受到威胁。其三是水源污染。中国年度污水排放量为400多亿吨,排名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82%。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七大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城市河道90%以上遭到严重污染。有报道称:水污染甚至造成了“天上七彩虹,地上五彩河”的奇观。如今,全国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五大淡水湖除无锡太湖引发的水源危机外,其它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无原始意义上的水质,如今那里流动的全是污垢。谁也无法统计,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底有多少已经变成死河的河流。河流是大地母亲流淌的生命乳汁,而一条条臭河和死河,充分力证了中国“GDP主义”发展道路付出的沉重代价。今天,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都靠水库蓄水,济南泉水几经干竭,青岛人喝的却是黄河水,河北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靠的则是深层地下水,而这种地下水的补充非常困难,目前已经严重超采,人们喝的已是子孙的水了。另有中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还多。与陆地相比,人们对人类活动给海洋造成的影响更为可怕。在北部湾沿海,当年曾战天斗地围海砍树,将长满郁郁葱葱红树林的滩涂修成农田,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这些收成较低的咸酸田又被推挖成一口口虾塘鱼池。专家认为,当地大量红树林的毁灭,使海洋环境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变化。作者所在的青岛,其西海岸经济发展导致环境污染也很突出,火力发电厂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前湾港煤炭、矿石码头的粉尘污染尤为突出,胶州湾周边工厂对海水的污染等已十分堪忧,而市府以至在大力引进石油化工大项目,这将给当地百姓带来更大损失,导致民众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当前,中国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涌现,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进一步恶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都在持续增加。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却伴随着政府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应对合法性危机和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与贪婪,仅用了30年就显现出来。5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环境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预警时代,以至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死局,让全国民众无一幸免地人人吃毒、喝毒、吸毒,不少网友在网上呼吁要尽快离开中国。对此,一些头脑清醒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纷纷发出警告说,环保问题将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透露的数字,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04年则达到了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年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0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根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
   
   “北京模式”的坏制度之害
   
   哲学家萨特的“匮乏理论”认为,供给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总是有限的“在任何情况下,斗争都是根源于匮乏,无论这种匮乏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实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来自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与人类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的天然本性之间的矛盾。当一部分人过度消耗资源,消耗环境的时候,其他人以及后人使用同类环境资源的利益就受到了挤压或损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就激化了,因而这也是个价值观意义上的是否公平问题和制度上的是否民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环境问题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然而,邓小平在暴力镇压“6、4”之后,急于摆脱对其执政合法性的法理追问,不惜用经济压倒政治,用“发展就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将“满足需要而不满足贪婪”的规则,改写成:“满足少数人的贪婪,而不满足多数人的需求”,导致了今日中国,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而政府主导型经济,则完全背离了市场优化整合资源的自然方向,已经演变成典型的双向掠夺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资源,大量圈地、采矿、捕捞;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利益的挤压、盘剥、掠夺。在一种“党绝对领导一切”的社会中,权为私谋,贪婪腐败,是环境恶化且无法治理的根本原因。
   
   如今,雾锁中国再次给“北京模式”敲响丧钟。其实,现代化国家转型就是视环境、资源和所有公共物品一样,要通过三种治理方案:其一,通过产权明晰让所有资源都有明确的主人,这就是个制度问题;其二,通过权力责任与制衡,来杜绝对公有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消耗,这也是个制度问题;其三,通过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来实现对公共物品的自主治理,这还是个制度问题。因而,中国目前所爆发的环境危机,说到底就是“坏死的制度”问题。然而,当今中国由于拒绝民主变革,基础性的产权制度至今未能明晰,不论是环境资源,还是国有资产,都因产权所有者的实际缺位,而陷入贪婪使用与难以遏制的流失。在许多地方,正是中共特权把持的国有大型企业成为了无法监督,难以根除的污染大户。与此同时,由于公权力不民主,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常常为市场力量所收买,或是畸形的政绩激励着GDP主义兴盛。更有甚者,政府自己渎职失守,还打压、限制民间环保力量的自治空间,使民间的环保努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制度面前,岂能不发生“全国雾霾”之祸。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迫在眉睫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共30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增长,来维护政治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然而,现在经济增长却和社会腐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同步发展,已经彻底粉碎了所谓“北京模式”的神话,中国的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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