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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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2013:维宪欤?违宪欤?——关于南周、春秋事件的回顾与思考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2013
   
   
   作者: 杜光
   

   在南周事件中出现的违宪与维宪的博弈,进一步说明宪法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它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在事实上早已存在、在观念上却是全新的认识:违宪还是维宪,是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的重要体现,它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都将展现它的意义和价值。维宪还是违宪?继新年肇始的第一次博弈之后,它有可能同反腐败一起,成为贯串2013年全年的社会矛盾与斗争的重要形式,成为各个领域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的焦点。当矛盾与斗争日趋尖锐激烈的时候,朝野官民,体制内外,都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维宪欤?违宪欤?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刚进入2013年就轰动海内外的两件大事——南方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篡改和北方的《炎黄春秋》网站被封杀,似乎预示着2013年中国社会将要面临的发展脉络。现在,南北方的事件均告落幕。但这两个事件所引发的问题,却“实在令人深思”(借用《环球时报》7日社论的半个标题)。
   
   (一)十八大后的第一轮博弈
   
   两个事件虽然没有什么联系,互不相干,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是自由民主和封建专制的矛盾和斗争在当前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
   
   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结构,曾经使许多关切祖国命运的中华儿女感到失望。但是,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一个多月来的所言所行,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他们对改革、反贪、宪政和法治的强调,对八项规定的模范遵守,等等,又唤起了人们新的希望和期待。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反改革势力的危机感。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改革者主张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以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以民主法治取代专制统治,实现文化的自由化多元化,社会的平等化公正化;反改革势力则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专制特权,利用甚至滥用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竭力抵制和阻挠这个符合于历史规律的改革趋势。所以,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和封建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历史新形式。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偷换的事件,既是中共宣传部门近几年来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变本加厉,也是反改革势力在十八大后新形势下对改革和法治的试探性挑战。它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慨和抗议,声援南周和讨伐庹震者,风起云涌,形成为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群众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自由民主力量和封建专制势力在中共十八大后的第一轮博弈。
   
   这次博弈发生在宣传文化领域,决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文化和政法两大领域都为反改革反民主的权贵集团所盘踞。他们凭借强权暴力,践踏宪法,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残害无辜的老百姓,受到广大民众的唾骂。薄熙来事件出现后,政法部门的大量黑幕和罪恶被曝光,“第二中央”风光不再,权威有所削弱,十八大后更是权归中央,异动不易。宣传文化领域则大不相同,反改革反民主的专制势力十八大后盘踞如故,他们的思维格调和行为方式丝毫也没有改变。一个多月的观察,使他们感受到改革和法治的推进步伐,意识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将会受到损害的前景。他们需要有所动作,以遏止这个发展趋势。这是挑起这次博弈的大背景。
   
   《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成为这次对抗和博弈的场所,更非偶然。由于这两家报刊坚持讲真话,比较贴近社会需要,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却有损于权贵集团的利益。所以,把持宣传大权的势力几年来处心积虑要拔除这两枚眼中之钉。近几年来,有关领导部门多次申斥《炎黄春秋》违规操作,甚至还要攫取这个杂志的人事权、稿件终审权,被办刊方婉拒。《炎黄春秋》属于民办性质,办刊以来,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要一个人,加上一些特殊的历史渊源,至今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这一次试探性的挑战,很快解困,转危为安。《南方周末》却不同,它是中共广东省委直属的南方报业集团的子报,不得不听命于省委宣传部。自从创办以来,它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风虎云龙,各显神通,把周报办得有声有色,灿烂辉煌,在海内外赢得了良好的信誉,成为报界的一面旗帜。同时也触犯了甚至激怒了中枢的某些当政者,十来年里,他们多次撤换周报的领导层,开革有胆有识的编辑记者。周报虽然元气大伤,却由于“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的办报理念已成传统,员工在办报实践中坚持不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持了原有的风格,以致仍然不能见容于当政者。
   
   有些文章指出,庹震去年5月从北京空降到广州,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伏南方报系下面的几个子报,把它们改变成为驯服的舆论工具。一年多来,南周等报遭受着严酷的管制,每期选题,都要上报省委宣传部,按批准选题采写的重要报道和评论,还要送省委宣传部审阅通过才能发表。去年7月南周编定关于北京水灾的报道和特写,半夜付印时才通知要大改,无奈只好撤去4个版面。有一次已经开印,中途接到通知要撤稿,已经印好的十多万份全部作废。周报去年共出52期,被撤消或修改的文章报道达1034篇,多么惊人!管制到如此严酷的程度,已经远远不是什么“党的领导”了,这是对南周员工的智能和劳动的蔑视,对编辑记者的尊严和人格的污辱。积压在他们心头的怒火,早就不可遏止了。庹震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抗争的引信。这是此次博弈的小背景。
   
   (二)博弈的几点特征
   
   回顾这场博弈,大体上有这样几个特点:
   
   1、博弈的每一个回合都是当政的文化专制主义者主动挑起的,南周员工及他们的支持者只是在专制势力的公然挑衅面前起而抗争。从庹震越俎代庖,到南周领导人6日迫于压力在官网上发布掩盖事实的声明,从中宣部下达三点指示,重弹境外敌对势力的老调,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亲临《新京报》社,强迫他们转载《环球时报》7日社论。正是这几招赤裸裸地剥夺新闻自由、欺骗广大民众的专制功法,才不断激起南周员工和大量网民的反感和抗议,使这个个案上升为群众性的争取新闻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民主运动。
   
   2、这是一场双方实力悬殊、却又各擅胜场的博弈。进攻一方掌握着全部政治权力,以志在必得的雷霆万钧之势,凌驾于南周和《新京报》。而被压迫的两报却只能回应以无力的抗议,支持他们的网友也无能改变这个局面。强弱势异,无可奈何。但另一方面,弱者一方却据有着正义、道德、公理的优势,有着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后盾。博弈弱势一方的这个强项,是他们能得到在朝改革派的援手,通过妥协而获得一定成果的基本原因。
   
   3、这次博弈从个别事件发展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表明了民间民主力量的增长。相对于前几年的“冰点事件”和“查禁八本书”所引起的波澜,这一次参与抗争的民间人士,从深度、广度来看,都超出了那两次。除了南周和其他媒体的从业人员同声抗争外,许多高校学生、民间团体发表声明,谴责官方压制新闻自由的专制行径,网络上更是一片声援和抗议之声。从7日到9日,三天里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到南方报业集团的门前示威,喊出了“新闻自由”的口号,这是前所未有的。它对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4、民间不同观点的对峙,是这次博弈的又一特征。在南方报业集团门前,9日还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示威者,这大概是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尽管当天反南周的人数不多,充其量也不过十来个人,还不到声援南周者的十分之一,但他们打出的标语,如“《南方周末》是汉奸媒体”等,显示出他们的毛左派真面目。在毛左派大本营的郑州,更亮出“郑州人民坚决支持镇压《南方周末》汉奸叛乱”的大横幅。这个事实说明,毛左派在经历王薄事件而短期消沉之后,正在伺机而动,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毛派和权贵势力呼应协作的趋势。
   
   5、博弈的结果虽然不甚理想,但同过去的类似事件相比,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炎黄春秋》网站已经恢复正常运行;《南方周末》已得到撤换领导人、取消事前审稿陋习和不秋后算账的承诺;《新京报》以发布消息的方式,摘要刊登了《环球时报》1月7日社评,变相拒绝转载全文,事后也没有受到指责。这些妥协的成果,反映了十八大后新领导人的明智和通达。
   
   (三)维宪欤?违宪欤?
   
   2003年一开始就出现的这场群众性民主运动,虽然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是一场争取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的抗争,但它的引爆点却是宪政问题。《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初稿题目是“爱国梦,宪政梦”,《炎黄春秋》献词的题目是“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两者都以宪政为主题,不同的只是,前者运用的是带有浪漫色彩的散文格调,后者采取的是求真求实的严谨基调。
   
   南北一报一刊同时关注宪政问题当然不是偶然的。习近平去年12月4日在纪念八二宪法30周年的大会上讲话时一再强调实施宪法的重要意义,他说:“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宪法实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作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这些话语完全符合于广大民众的心声,在他们心头激起对落实宪法和实现法治的期望。南报北刊的新年献词,既是对习近平讲话的拥戴和呼应,也是对社会大众的诉求和期待的表达。本来是两篇最简单、最平常,而且是正面宣传宪政和宪法的文章,不料却引起异常的反响,带来一场民主自由同专制垄断的博弈,成为2013年第一波群众性的社会民主运动浪潮。
   
   《炎黄春秋》文章的立论基础,是在对宪法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非常明智、非常切实的思想。
   
   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社会上涌动着殷切期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潮。十八大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定的回应,但如何落实,成为朝野共同关心的难题。人们普遍认为,要积极而稳妥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在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至于在什么问题上取得共识,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各抒己见。我去年11月为“改革共识论坛”提供的论文和即席发言里,都提出首先要对改革的性质取得共识。我认为,改革就其性质来说,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目标是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长期目标也无可厚非,但在实践上却无助于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无助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因为在改革的性质问题上要取得共识,需要有一个相当长期的讨论、交流和启蒙的过程。而取得对宪法的共识,则是当前就可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途径,因为宪法是现有的政治形态中能为朝野接受、最具共同语言的政治课题。一方面,现行的宪法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另一方面,民间早就有着实施宪法的强烈呼声和热切期待。习近平在前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贴切地道出了宪法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朝野对宪法的共识,使宪法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立足点。所以《炎黄春秋》的文章说:“依照宪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会有、也不应当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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