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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杂志:废除“终身制”是怎样产生的?

廢除終身制是怎樣產生的?


香港《开放》杂志2013-1


嚴家祺


   
   編者按:中共毛後政改留有重大影響者,當推終身制的廢除。曾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嚴家祺,是這項改革的重要參與者。他應本刊之約回憶當年經過以及許多人事逸聞。

   
   
   

八二憲法 明訂領導人任職限期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前,鄧小平就明確提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並把它寫進黨章修改草案。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又重提「廢除終身制」問題。一九八二年憲法關於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是根據鄧小平多次提出「廢除終身制」寫進憲法的。
   一九八二年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但沒有規定「國家軍委主席」連任的限制,所以,二○○三年換屆時,江澤民在不能再連任國家主席後,繼續連任軍委主席二年。在江澤民第三次擔任軍委主席的時期內,胡錦濤任總書記、國家主席,實際上,這時,中國形成了「兩個權力中心」。
   胡錦濤如果仿照江澤民第三次出任軍委主席,中國將會形成習近平、胡錦濤「兩個權力中心」。一個國家就像大海航行中的巨輪,不容有兩個「舵手」或「兩個權力中心」。

在沙皇彼得大帝親政前的俄國,有「兩個權力中心」,一個是彼得大帝,另一個是彼得的異母姐姐索菲亞,一六八九年,索菲亞政變失敗,後來在修道院裡渡過了餘生。


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形成「兩個權力中心」。


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是鄧小平和趙紫陽「兩個權力中心」衝突的結果。


   

參加理論務虛會,提出廢止終身制


   「廢止終身制」這樣一個用語,最早是我在一九七九年「理論務虛會」上提出的。理論務虛會是葉劍英建議召開的,由胡耀邦主持。參加會議的是所謂「理論界」人士,還有新聞界、文藝界人士共一百多人,參加者有于光遠、鄧力群、胡績偉、張光年、黎澍、楊西光、王若水、李洪林、蘇紹智、馮蘭瑞、張顯揚、王貴秀、于浩成、孫長江、郭羅基、阮銘、熊復、吳冷西、張平化、胡繩、呂正操、廖蓋隆、范若愚、溫濟澤等人。
   「理論務虛會」是共產黨的黨內會議,我參加務虛會時,剛成為「預備黨員」幾個月。在社會科學院是一名助理研究員,之所以讓我參加會議,主要是在會前三個月《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我寫的「哲學幻想小說」,我訪問了意大利審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法國啟蒙時代的「理性法庭」、未來中國的「實踐法庭」。文章長一萬八千字,《光明日報》當時每天出版四版,「三個法庭」一文就占了三版。而且,這篇文章有一段呼籲為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翻案。
   《开放》杂志:废除“终身制”是怎样产生的?

   (图)费声福:《三个法庭》连环画封面
   在開全體會議時,胡耀邦作了三次講話。會議開了二十多天後停了一個多月,到再開時,各省市的有關人員參加,規模擴大了。鄧小平在閉幕前三天作了一次講話。會議大多數時間是開分組討論會。會議分五個組,每個組都有幾個「凡是派」代表人物,我所在組的「凡是派」人物是胡繩。二月初在分組會上,我作了一個專門談「廢除終身制」的發言,二月四日,就印成一期《簡報》。
   我在這次發言中是這樣說的: 「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名義上沒有規定終身制)往往是造成政治動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自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在世界上誕生以來,這已經成了一種帶有病毒性的政治現象。由於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的存在,作為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重要構成部分的選舉、監督、罷免和代表大會制度往往成了一種形式,不能在實際上起到它的作用。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持持續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首要的問題是必 須廢除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也就是說,作為執政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不得終身任職,而應當有一定任期。」 因為當時憲法未設「國家主席」,華國鋒是黨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所以,我當時談到是「執政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
   

務虛會暢所欲言批毛氣氛濃


   我之所以敢於這樣大膽講話,完全是「理論務虛會」的良好氣氛造成的。第一天開幕式,胡耀邦報告話聲剛落,周揚就從鄧小平家裡匆匆趕來,傳達鄧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所以,會上大家暢所欲言,第二天,每個人的發言,不經刪改就印成「簡報」。無論大會小會的發言,每人都可以看到。除了沒有人為劉少奇翻案外,會議上一個個發言列數毛澤東的錯誤,認為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統統是毛澤東左傾路線的產物,造成的冤假錯案,都應該徹底平反。
   李洪林的發言《領袖和人民》對我影響很大,他說「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應當忠於人民」。我在李洪林講話後,把我前幾年讀《政治學說史》和《世界通史》時有關「專制政體」「立憲政體」「共和政體」的筆記全都拿了出來,寫成了一篇關於「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位事實上的終身制」的發言稿,在會上宣讀。我在發言中談了「共和政體」與「首腦任期制」的關係後說:「如果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都有一定任期(例如四年或七年,四年連選可以連任一次),同時,還實行一系列保障社會主義共和制的措施,那麼,像林彪「四人幫」這些「現代造神派」(也叫「社會君主派」)借文化大革命搞「造神運動」就不容易了。任何一個新任職的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他所考慮的第一件事將不是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在自己的任期內怎樣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大貢獻。這時,對領袖的崇拜將轉變為對人民的崇拜。『人民忠於領袖』的原則將被『領袖忠於人民』的原則所代替。」我在簡報上看到于浩成、黎澍都贊同廢除終身制。
   

介入西單民主牆,鄧力群反對批毛


   在理論務虛會上,《人民日報》記者就當時西單「民主牆」的情況為會議提供了一期《簡報》,名為《簡報》,實際上有幾萬字長,詳盡地介紹了當時的各個「民刊」和觀點。《北京之春》是「民刊」之一,籌辦《北京之春》的會議是在社科院後面的「北牌坊胡同」劉萬勇家召開的,因為我寫《四五運動紀實》時訪問事件的參加者而認識王軍濤,籌辦會我也就去參加了。那天,我正好從哲學所內部發行的書中買到一本《布拉格之春》,當討論「刊名」時,我提議為「北京之春」。周為民和王軍濤是《北京之春》的主編和副主編,在文革中與我一起編《長城報》的邵明瑞熟悉北京印刷廠的情況,他幾天內就印好了一期《北京之春》。既然理論務虛會的《簡報》系統介紹了西單「民主牆」,我就毫無顧忌地拿了幾十份《北京之春》發給與會者。七十年代的西單「民主牆」,在北京只有一種「民刊」是鉛印的,也只有一種「民主牆」刊物,進入理論務虛會會場,這就是《北京之春》。我也把「廢止終身制」的發言送給《北京之春》,以筆名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 第九期上。
   理論務虛會是胡喬木、鄧力群與會議大多數人分歧的開始。會上有人批康生署名(文革前)的文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是黨的同路人?》,鄧力群在《簡報》上發了一封信,說這篇文章是他提議寫、他出的題目,他與許立群合寫,最後由他定稿。鄧力群建議用康生名義發表,康生勉強同意了。鄧力群在這封信中雖然認為「康生問題很多,必須充分揭發。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負責,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帳上。」
   但也正是鄧力群這封信,使大家看清了鄧力群與康生的關係和一貫的政治態度。當會議的多數人興高采烈地「批毛」時,胡喬木、鄧力群卻不高興。鄧力群在前幾年在香港出版的《十二個春秋》裡說,「會開的時間越長,發言越多,離譜的東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據鄧力群說,鄧小平「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
   對理論務虛會中的一些激烈批評毛澤東的言論,鄧小平是不滿意的,但因會議開始時他說「不設禁區,不下禁令」,鼓勵大家「解放思想」,他一時找不到藉口制止「批毛」的進一步發展。魏京生在西單牆上貼出了批評鄧小平「獨裁」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成了鄧小平扭轉政局的一個藉口。在魏京生貼出大字報後四天,魏京生被捕,第二天,鄧小平就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從這時開始,中國政治氣候大變,在西單牆上發表批評鄧小平言論的魏京生被抓進監獄,西單牆遭到封閉。
   我所在的哲學研究所奉命調查我與貴州「啟蒙社」以及《北京之春》的聯繫,哲學所黨組織決定暫時不給我從「預備黨員」轉正。由於哲學所黨委書記孫耕夫在恢復工作前曾經長期遭受冤屈,他對我的問題,調查了一下,說沒有甚麼問題,就這樣「放」過了我。
   

胡喬木約見,參加八二憲法討論


   胡喬木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起草人,胡喬木和鄧力群也一直用這「四根大棍」來打擊理論界有影響的人士,特別是王若水、李洪林、于浩成、阮銘、郭羅基、蘇紹智、張顯揚。但到一九八九年初,胡喬木說出了他心底的看法。他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
   當時胡喬木是社科院院長。社科院放過我還有一個原因,與鄧小平講了「廢除終身制」有關。一九七九年底(或八○年初),胡喬木的司機到社科院醫務室找我老婆高皋,轉告我,說胡喬木要見我,問我哪天有時間。胡喬木那麼客氣使我奇怪。一天晚上,胡喬木、胡繩和李匯川三人,與我在社科院一號樓談話。實際上,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們找我談話為了甚麼。胡喬木問我有甚麼要求,我說,我想從哲學「轉行」政治學,現在參加張友漁領導的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還希望參加憲法修改討論。這次談話,我把新出版的《跨越時代的飛行》一書送給了他們,胡喬木說會請張友漁讓我參與憲法修改討論。
   我後來才知道,這時鄧小平剛剛談了「廢止終身制」問題,我也就算「解放」了。由於我為七六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大聲疾呼而加入了共產黨,在八九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後,我遭到公安部通緝,被開除出了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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