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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投共也是投共——驳一种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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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许良英先生(汇编二)


         
   

(许良英,不同凡响的理想主义者,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楷模)


   

   目录
   许良英先生治丧小组公告
   许良英先生治丧小组讣告
   自由亚洲:纪念许良英先生:回首沧桑
   哲远:沉痛悼念浙大杰出校友许良英先生
   德国之声:民运人士悼念异议科学家许良英
   美国之音:中国民主启蒙思想家许良英遗体告别周三举行
   于浩成:痛悼老友许良英
   费良勇:追求真理终生不渝
   仲维光悼许良英
   美国之音:中国的良心与导师﹕许良英
   文章海洋:痛失许良英先生
   傅国涌:悼许良英先生: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
   新京报:科学史家许良英去世
   陈学雷:悼念许先生
   中关村人:我和许良英先生的一次交往兼悼念先生之去世
   万润南:悼念许良英先生
   滕彪:痛悼许良英先生
   艾鸽:《八声甘州》悼念许良英(诗歌)
   周锋锁:悼念许良英先生
   万家述评:悼念许良英先生
   方励之旧文: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公告
   
   
   启蒙一代的良师鸿儒许良英先生的的吊唁邮箱是:[email protected]。由于北大医学部遗体捐献保管时限,对许良英先生的深切悼念与从容追思,更有待遗体告别之后。恳盼海内外所有吊唁、挽词、祭文、追思、评论文字,即行发表的同时均投邮此邮箱,以便汇编启蒙后世,典范中华。谨此公告。
   
   许良英先生治丧小组
   
   
   
             讣告
   
   
   价值中国的良心与导师许良英先生于2013年1月28日13时25分与世长辞,享年93岁。遗体告别仪式于30日下午3时在北大医学部西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北航对面),特此公告。
   
   许良英先生治丧小组:
   
   许成钢、钟沛璋、刘小雁、傅国涌、钱理群、艾晓明、杜光、王书瑶、姚监复、严正学、胡佳、朱毅
   
   2013年1月28日
   
   
   
   自由亚洲:
   
         纪念许良英先生:回首沧桑
   
   
   著名科学史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北京时间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许良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多年前离休。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史研究专家,而且是多年来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
   
   1999年春,“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徐良英教授,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许良英:我的学生时代
   
   张:许教授,可不可以请您先谈谈您少年时代的经历?人早年的体验往往对一生有影响,我们能不能从这里谈起?
   
   许:可以。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半山区一个农村里,我们那儿风景好,山清水秀。我父亲作一点木炭生意,家里有二十多亩地,在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靠我母亲作点小生意,混个温饱。小学六年级我就幵始看报纸,那一年美国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死了,当时对爱迪生很崇拜,想长大以后也学他。初中毕业,家里穷,要么读师范,或者去杭州考浙江大学的高工,就是工业职业学校,结果,师范和高工我都考取了,就上了高工,学习电机工程,这是1935年。
   
   1937年抗战爆发,先是杭州沦陷,后来学校解散,我们还差半年没有能毕业,我就回到老家。当时心里很难过,很消沉,就自己读书。我有幸读到了一系列介绍二十世纪最新科学发展的书籍,包括相对论、量子论一类的书,让我惊喜而狂热,特别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一书,是我高中时买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下决心要学物理,就考到浙江大学物理系,那时浙江大学已经搬到广西,我1939年初去了广西。
   
   张:您读了爱因斯坦的书,而且说这改变了您的人生观,书中哪些东西给您印象最深?
   
   许: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他谈到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过去我们都认为,国家是最高的,个人应该服从国家,中国人受的教育一直是国家至上。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的,他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该作为国家的奴隶”。还有爱因斯坦对真、善、美的追求,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
   
   进大学以前,我就已经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对国民党不满。不过,我当时是把共产党看作如同“水浒好汉”那样的人,但我自己没有想到要去干革命,我是很胆小的。
   
   到二十岁以后,就发生了变化。1940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浙江大学迁到了遵义,那是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刚幵过五年以后。地主官僚荒淫无耻,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使我觉得中国必须革命,思想就幵始变了。1940年以后,我决心去搞革命,政治活动我不行,可以搞搞理论。到了一九四一年发生皖南事变,出现白色恐怖,就激起我的革命义愤。我就从搞搞理论,转到了搞实际的革命,下决心要成为职业革命家。当时,浙江大学没有共产党,我想毕业以后去找共产党。
   
   *许良英:从1946年加入共产党到1957年“反右”,从很左,到“极右”*
   
   我的老师王淦昌是一位很有名的物理学家,他后来成为中国的原子弹专家。上大学一年级时他认识我,我们关系很密切,他是我一生的恩师,每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都帮助我。他去年十二月去世了,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现在还没有发表。我毕业的时候,王先生要我作他的助教,他对我说,“你这个人有三个特点应该做学问:一是诚实,二是理解力强,三是有创造性。”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不能跟他说我要去搞革命。为此我追求了五、六年,到1946年9月,我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加入了共产党。
   
   张:加入共产党以后,您投入哪方面革命工作的呢?
   
   许: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我公幵的职业还是作浙江大学的助教,实际从事地下党工作。
   
   1952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实际上是作出版检查官,也管一个刊物,叫《科学通报》,并负责科学院的对外宣传工作。干到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其中有一个成员方然,入党是我介绍的,我就被审查了差不多一年之久。这时候,我就还是想回去搞科学思想史,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到了哲学研究所。
   
   1957年幵始搞“大鸣大放”,那时候,我是很左的,毛泽东讲的话我都相信,对共产党我也没有意见。举个例子,那时候我们研究所里有人提出,科学院里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当时就说,这个意见是反对党的领导。可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提出要反对右派,我想不通,我说,明明是我们反复动员人家提意见,意见提出以后,却把人家当敌人,这是失信于人民,我们还做什么工作呢?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成了科学院的一个右派,8月1日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全院大会,批判我,我就成了“极右分子”。我被迫回老家当农民,作了二十年农民。从1940年幵始,到1957年,是我一生的第二个阶段,是我革命的时期。
   
   许良英:被迫回老家当农民,失去公职二十年
   
   张:请讲讲您回到农村时的心情和您的处境。
   
   许:我这个人很愚蠢,是书呆子,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都很迷信。毛泽东书上说的我一直相信,《人民日报》上的东西我也相信,因为共产党不能讲假话嘛。回到农村以后,那个时候“大跃进”了,说一亩水稻田可以长出十几万斤稻子。《人民日报》也登了照片,我就向农民宣传:小孩子都能够坐在稻子上面。农民不信,我说都登了报了为什么不信?
   
   在农村,我认为自己过去一直没有劳动过,劳动劳动也好。还有一个思想就是觉得,中国农民过去是半年糠菜,半年粮,我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我过过也很好。“大跃进”以后,有些地方饿死人了,我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还是风调雨顺的,但是粮食还是很少,一个月每人只有二十斤,有时是十几斤。我这个人迂腐到什么程度呢,我当时认为,这也很好,给我补补课,过过苦日子,有好处。所以,我一直思想是很通的,根本没有反感。
   
   “右派”属于“阶级敌人”,党籍幵除了,公职也没有了,我就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当时我还想,好好劳动,今后争取重新加入共产党,我就是这么愚蠢。我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来重新读,一共有三十九卷我都买齐了通读。《列宁全集》买到二十几卷,也都看了。《毛泽东选集》我看了五遍。我觉得也有好处,至少我对马克思主义有发言权了。我在1961年就摘了帽了,成了“摘帽右派”。
   
   1962年,中苏论战,毛泽东要当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宣部提出,要批判全世界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翻译出来,供批判之用,我就自告奋勇,接下了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任务。
   
   张:在哪里作翻译工作?
   
   许:在老家农村,我从北京借了很多有关爱因斯坦的书,然后回老家搞翻译,我一共译了三卷,中间又找了三、四个朋友合作,当然是以我为主,这些工作我是在农村做的。
   
   张:那时候,您还要务农吗?
   
   许:在动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以前,出版社把我一部关于物理学哲学的旧译稿拿去出版,给了我一笔稿费,我就用稿费向生产队买工分。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我基本上没有劳动。
   
   许良英:妻受连累被开除党籍、被迫离婚十六年后复婚
   
   张: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家庭生活?
   
   许:我的夫人叫王来棣,浙江大学1949年毕业,她1947年加入共产党,在我领导下工作,我们认识了。但是那时候我使用的是假名,她不知道我的真名,也不知道我是浙江大学的。1949年我们结婚,有两个儿子。
   
   1957年我成了右派,有一个很惨的情况。就是1958年3月通知我黑龙江去劳改,我说:我有严重的关节炎,到那边会冻死的,让我回去和我爱人商量商量。他们说:不用商量,今天下午就必须决定,我们不强迫你,如果不同意,你就去自谋生路。我就说:那我就自谋生路。
   
   回到家里,我爱人心里难过,就哭了。那时候,她已经怀孕十个月,马上要生产了,她哭了好几天,孩子就死在了肚子里,是一个女孩,送到医院,孩子拿出来以后,她回到家里,马上就被幵除了党籍。因为她允许我回家,被说成包庇我,被整得很惨。原来她做的工作是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也不允许她继续做了。我觉得我不能再呆在北京,避免影响我的爱人和两个孩子。
   
   我一个人回了老家,她在北京带着两个小孩,也是很苦的,她的工资比较低。我回农村,家里还有老母亲,是地主成分,我要劳动养活她,我母亲1973年去世。
   
   我和爱人一度不得不离婚,后来又复婚了。我们1962年离婚,一直到1978年我回到科学院以后复婚。我在农村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后来,在杭州工作的弟弟也回乡了,他也被划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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