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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王来棣先生

   
   
   

傅国涌:北望云天黯无语


   

——悼念王来棣先生


   
   
   [按]悼念王来棣,祝许良英先生早日康复!许先生伉俪,代表了他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徐水良2013-1-11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3年第一天,在严寒中惊闻噩耗,王来棣先生已于2012年的最后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时,许良英先生已在海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躺了十几天。想起2012年9月9日下午,在北京中关村见到王先生,我要给她拍一张照,她还去梳了一下头发,然后安详地坐在椅子上,斜阳穿过玻璃打在她的脸上。其时她身体已经比较虚弱,还不停地起身去给我们拿矿泉水,去阳台上找书。她说自己脑子不够用了,很多事想不起来了。临别时,她要起来送我,不曾想这就是最后一次见到她。自从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她们家,十五六年来,我曾无数次走进这个家,每次与许先生聊天,她总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偶尔说几句,她的语调总是那样轻柔,她与许先生心意相通,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从理念到现实的判断大体都是一致的,每当许先生说起某些人、某些事有点激动,她总是在旁边轻轻地提醒。
   
     自我认识她以来,每次见到她都是那样平静,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乃至晚年的疾病,她身体虽越来越衰落,但是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从容、淡定和平静,她对现实环境的险恶有清醒的认识,却没有任何的焦躁、不安,或激愤,有的是从容面对,坚持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尽其所能地为自己的目标努力。
   
     2009年春夏之交,我去她家,当时正值“五四”90周年前后,她是长期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我问起,在她看来,“五四”运动主要受什么影响?她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6月1日她给我来信说,事后想起来,这样说不对——
   
     “五四”一般指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为起点,主要是受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的刺激,陈独秀等从国外回来不久,接受西方文艺复兴、民主启蒙的影响,他在《青年》创刊号上就向中国人介绍近代文明的核心内容:“人权”和“科学”(后来“人权”扩大为“民主”),反对帝制复辟,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观,提倡解放思想,做自己、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我说的十月革命影响,指的是1918—1920年间新文化运动从提倡民主、自由、平等转为“走俄国人的路”,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因此夭折,变了质。特此更正。
   
     平时都是和许先生通信,王先生有什么话也都是通过许先生转告。所以收到她的信我很意外,那份认真,令我感动。这也是她直接写给我的唯一一封信。自从几年前得病、做过手术之后,她的记忆力已大大减退,读书会头痛,但是生活还能自理。2012年1月初,我去北京,事先没有打电话,直接去了他们家,那天许先生在301医院住院,我和王先生闲话家常,单独聊过一次,聊起她的家乡,她的爷爷,她少女时代在家乡的一些事。
   
     她于1926年生在浙江平阳县一个富裕的家庭,我曾听她说,她爷爷当年买下南麂列岛,率先开发。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温州永嘉中学读书时,与琦君等同学一同参加话剧表演等活动,显示了理想和才华。抗战后考入浙大史地系,1949年毕业,大约2005年她跟我谈起竺可桢校长,在她眼里,竺可桢不大会说话,却是一位可敬的校长,她说:“在我脑子里他像父亲一样,同学生的关系”。她印象最深的是竺可桢对于子三运动的态度,她当时就听过校长一次讲话,非常感动。在浙大,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还担任过浙大的总支委员。正是在浙大,她与当时物理系的助教、地下党的负责人许先生相识、相爱,并结为伴侣,他们一生的命运也就紧紧结合在一起。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发生,许良英先生本来没有“右派”言论,那时他是一个一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党员,但他想不通为什么突然要搞反右斗争,这不是失信于人吗?明明是党鼓励大家提意见,却反过来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打击。他要起来“维护真理和党的利益”。他因为反对反右而落入网罗,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1958年3月1日,给他的处理是保留公职、发配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监督劳动,他想不通,结果选择了当时几乎就是绝路的自谋生路。当他回到家中,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王来棣先生哭了,当时她怀孕已快分娩,一连哭了几个晚上,结果孩子被哭死在肚子里。她却还是谅解许先生,给他了不少精神上的安慰,使他鼓起重新生活的勇气,结果以同情右派丈夫的“罪名”被株连,开除党籍,还取消了研究党史的资格。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从事研究工作,奉命研究中共建党史(附带搞清楚无政府主义对建党的影响),从1956年5月起,她在一年当中采访了三十多位建党的当事人,包括李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冯白驹、邓颖超、刘清扬、陈望道、邵力子、施复亮、罗章龙、包惠僧、张申府、沈雁冰、杨之华、丁玲、刘仁静、萧三等。1957年下半年列入采访计划的有董必武、李维汉、李富春、谭平山等。采访被迫中止,采访记录和收集的文字资料全部交公。(屡经劫难,幸存下来的部分口述记录,五十年后才成书《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却只能在海外问世)
   
     1958年4月,许先生决定回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务农,临行前跟她说:“等我五年,我一定带着当地组织好的鉴定来见你!”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论等多少年!相信你回故乡后表现一定是好的,因为依你的性格,凡是你想不通的事,很难强加于你;凡是你思想通的,你一定积极拼命干。回故乡是你自己想到的,肯定会有好结果。”
   
     这一别近二十年。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她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成人,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庭责任。1970年,她的长子许成钢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关押。她在北京忧心如焚,很多年后,许成钢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残酷折磨下,自尽身亡的事时有发生。母亲在她所在的学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所目击了整肃的残忍,担心我会发生意外。深知我已丧失所有自由(在被隔离监禁的这段时间里,所有通信来往都要通过专案组的审查),她大量寄信寄书给我,用隐晦的语言用各种曲折的方式鼓励我坚持下去。那段时间和我唯一的通信来往就是我母亲。母亲的通信是我主要的精神支柱。
   
     1957年大难临头时,她是丈夫许良英先生唯一的安慰,1970年代的无边黑暗当中,她又成为儿子许成钢唯一的精神支柱。一个外表纤弱的女子,在患难与逼迫中成全了两代知识分子(许成钢日后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她身上有一种难以战胜的力量,她是柔弱的,朴实的,纯真的,却有着比金子还要可贵的品质,不仅是她的正直,还有她身上处处流露出的文明和教养,她的家庭和民国教育所赋予她的那些品质。晚年的她似乎永远都是那样平静,我见到她以来,她从来都是波澜不惊的样子,说话从来慢声细语,即使对现实的犀利批评也出以文雅的表述,那是因为她经历过太多风雨,从1957年到1970年直到生命的终点,一路走来,她已不会被任何险恶的环境所撼动。
   
     当王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重读台湾学者吕芳上的学术著作《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关于1919然年到1929年的学运史研究。王先生和许先生夫妇在1940年代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中经受洗礼,那已经不是单纯的学运,背后有中共地下党若隐若现的手,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正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代知识青年抛洒青春、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反对国民党的洪流,他们以为从此告别了黑暗的旧中国,迎来的将是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那年许先生29岁,她23岁。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们的会是漫长的炼狱之路。当1970年代末,许先生回到中国科学院,他已经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作过反思,并开始思考民主的问题。王先生那时的研究方向也开始转到这方面来,陆续发表了《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的演变和所揭示的问题》、《论希腊民主制》、《中国人接受人权概念的艰难历程》等有分量的论文受到学界的关注。
   
     王先生一向低调、谦和,目光柔和,不事张扬,世人很少知道她的作为,她一直默默地站在许良英先生的后面,其实她不仅在自己的专业上有建树,而且在1980年代以来,她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始终跟许先生站在一起,参与了许多注定要载入史册的的行动。那些隐没在历史深处的声音终有一天浮出水面,若不是他们这些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在最黑暗的时刻发出的亮光,我们的当代史将变得更为不堪。
   
     多少惊涛骇浪都过来了,他们夫妇内心已无比清醒,只想脚踏实地,以余生之力为未来的中国尽力,对现实他们已看透,也想透了,到80年代后期,他们当年的同事、同志,有的已进入权力中枢,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他们反思早,也反思的彻底。他们面朝未来活着,不再纠缠于眼前的一切,他们的淡泊之心和探索的韧劲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从1987年起,他们夫妇决心写一本《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从古希腊写到中国,从头学起,由她执笔的希腊部分、中国部分早已完稿,许先生负责的部分从罗马、荷兰、英国、美国到法国民主演变的历史,因为工程浩大,法国部分尚未完成,期间经历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耗去了他们晚年的主要精力。李慎之先生生前很佩服他们下大决心,愿意费这么大的精力、时间去做这件事。如今书还未成,王先生却已先走了。此刻,摸着冰冷的键盘,在江南的隐晦中,我想起在风雨跌宕的中国默默地耗尽了一生的王先生,想起她淡淡的笑容,想起她轻声细语的谈论,更想起她内心磐石般的笃定,许多往事断断续续地浮现在面前,北望云天,我已黯然无语,愿她安息!愿许先生康复!
(2013/01/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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