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鉴
中共政法与安全事务史料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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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法与安全事务史料类编
皇天無親,
應佑善人;
如何災濫,
禍纏良眞!
松霜曉凝,
蘭燈夜滅;
親賓永絕,
德音不忘!
謹以本欄目中止發佈
紀念
西元2013年
離我們遠行的
一位忠厚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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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其他欄目發佈
反共,應先知共。
——閻錫山
彰往察來 · 顧後瞻前
析世鑑
SINCE 2004
在中国,如果宪法一修改,特别是取消党的领导,本来是对付敌人的刀把子就会反过来对着你自己。
我绝对不相信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会那么轻易地葬送掉。
人家天天在准备,杜勒斯死了,还有活着的杜勒斯。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做大事情的,我们的准备不够。
苏联的问题要注意……七十二年的社会主义成果是不会轻易丢掉的。
1989年12月8日彭真、乔石同志
接见公安部咨询委部分委员时的谈话要点
隐蔽斗争要加强,隐蔽力量要加强,技术手段要发挥好作用。社会面除了公开控制外,还要有秘密力量控制,要有接头地点和营业性据点,掩护特情,搞好传递情报的工作。特情耳目的质量要提高,不行的要淘汰。在卖冰棍的、舞厅、咖啡馆工作人员中都可搞特情,不一定非搞大的职业据点不可。我还担心东北的另一个问题,日本统治那么长时间,有很深的基础,虽然镇反时镇压了一批,但不会没有残余的力量。黑龙江还有两千多名日本孤儿,日本是不会放过的。苏联也是有基础的。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教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是群众问题,又是思想问题、信仰问题。对宗教问题“左”不行,右也不行,关键是做好群众工作,想法把群众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对信教群众,第一,要引导他们爱国;第二,能分化的,尽量分化出来。要争取群众,就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现在教会在加紧向党员干部渗透,发展一个党员教徒等于发展十个群众,发展一个干部等于发展二十个群众,而在教育党员干部上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大漏洞,这方面的工作要加强。对那些真正虔诚的教徒,只要不违法,我们不要去干涉。尽管有这样那样一些问题,但教会在我国还不成为大问题,不象欧洲有的国家,如波兰那样。这个问题可报告党委,研究一下如何做好群众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我还担心会道门,它的活动有隐蔽的一面。
我们队伍中,刑讯逼供是个顽症。从三十年代初,我们内部肃反扩大化,就是从逼供信来的,反了几十年了还有,就是反不下去,搞错案往往都是逼供信造成的。再一个是公安机关有特权思想。怎么把逼供信转变为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怎么把特权思想转变为公安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荣誉感,希望你们很好研究。
王芳部长在东北三省
对公安工作调查研究期间的谈话要点【1987年秋】
改革、开放、搞活以后,带来的其他问题更多,象流动人口的增加,过去农民都捆在五分土地上,现在可以大流动了。杭州高峰时每天有三十万人,有供销员、推销员、建筑队、旅游的,各种各样的人。这是过去没有的事情,现在出现了,得研究对策,把它管好。现在我们的经济改革也不配套,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跟不上,大量的釆购人员都是腰缠万贯,出去购买原材料,推销产品,一被偷就是大案。我问过几个采购员,你拿着那么多的钱,路上那么危险,不仅钱可能丢,性命也可能丢,为什么不通过银行去汇款呢?他们说:我提了包袱,从溫州一天一夜就到了上海,原料就买来了;而从银行电汇要一个星期,平汇要半个月,提包带钱是危险,但这是逼的。盗窃案件数量那么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商品生产发展了以后,我们金融体制改革跟不上,不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
王芳同志在浙江省公安工作改革讨论会
和市地公安局处长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3月22日)
山西省第二监狱的领导……近几年来,他们发现犯人不断喊冤叫屈时,主动自己出钱出人,在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冲破阻力,共核查清182人是无罪坐牢,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判刑在15年以上。
1985年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1522期
◆◆ 中共暴政史料類編 ◆◆
◆ 中共政法系統黑幕 ◆
·胡耀邦、陈丕显同志对《山西省第二监狱管教干部反映一些执法机关玩忽职守致
李瑞環何以能在「六·四」後晉身中共政治局新常委之位?
……国内一小撮反对我们的势力和国际上敌视我们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企图通过一些无知的年轻人,采取所谓变相的或者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干扰我们的社会治安。一些地方发生的学生闹事就属于这一种。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是一小撮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和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我们就抓不住问题的根本,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不安定因素,应该使我们清醒过来。大家知道,天津也曾经闹了一点麻烦,大约有一千人左右,到市政府门口小小地表示了一下。那么为什么天津能够很快地平息下去?我看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天津一开始就利用了专政的手段。这个毫不隐瞒。
我在南开大学讲的,你说共产党不行,你叫我下台呀,我就不讲别的了,我不跟你讲理了,因为你的目的是叫我下台。我就讲一条理,共产党为了上台可是丢了几百万个脑袋,你先赔我脑袋。美国用机枪打,国民党用机枪打,没把共产党从台上打下去,你要把我们弄下去,咱们就打打。他说你这不是镇压吗?我说那当然。谁要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我就得镇压。不镇压,我弄这么多军队干什么?盖这么多监狱干什么?我撑的?!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表扬,天津旗帜鲜明。天津的旗帜鲜明,我看就这两条,一条是老百姓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第二我们的公安干警作劲,有实际的、切实有力的行动。我在大学里边说,你们要是讲点邪理吗?我们可能古捣不过你们,因为你们有的是时间,东扯西扯;你要是玩硬的,折腾折腾,这是你的劣势,不是早就讲,秀才碰见兵,有理说不清嘛!何况你秀才不是真秀才,我这个兵还是有理的兵,我怕你什么!
这次学生闹事,尽管是一件坏事,如同小平同志最近讲的,它也可以变成好事,它可以提醒我们很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还有些人在幕后采取各种手段、挖空心思地想搞垮我们,存在这种势力。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看这是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课。到节骨眼没有专政队伍怎么能行啊?学生到市政府去了不到一千人, 我们自己队伍出动大约有五千人。不是讲战略思想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嘛!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商量,我说你要来就来吧,先给你讲,你们是受蒙蔽的,希望你们回去,你们不回去,想在这里无理取闹,先告诉你们,我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后来我们不是搞了“四条意见”吗?他们一下子都跑了。这件事是一个坏事,但是提醒我们: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单位和成员,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性的认识,从思想上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从组织上使我们自己坚强起来,以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事情就是这样,你组织得越好,他事儿就越小。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抓一个人,一下子全线瓦解,头子在那里写检查。我弄得他下不了台阶,他说别的地方是“香肠政策”,天津是棒子政策,让我们下不了台阶,你们得给我们说几句什么话。不说!学生回去说我们太窝囊,一晚上冻了还挨顿呲儿,连个大小头都没见面,你们这些头儿窝囊。弄得这几个带队出来的头子下不了台。第二天又出了一个反复,说: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的监狱我坐坐。又在那折腾。后来我们有些同志来找我,我说:回光反照,垂死挣扎,不听这一套。然后,我们公安部门的同志,我们市委、市政府的一些同志,特别组织一批年轻的人到前线去,经风雨见世面,换着拨地跟他们折腾。到了下午,他就浑身哆嗦找党委,我得检查呀,我犯了错误,你别开除我就行。可以这样讲,反动的势力,错误的东西,有穷凶极恶破坏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讲,统统是纸老虎,这一条我们必须把握住。
1987年1月6日李瑞环在天津市公安局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boxun.com/hero/201301/xsj17/2_1.shtml
◆◆ 中共高幹未刊文論類編 ◆◆
◆ 國內安全形勢 ◆
·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市公安局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87年1月6日】
·王芳同志在浙江省公安工作改革讨论会和市地公安局处长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
·王芳部长在东北三省对公安工作调查研究期间的谈话要点【1987年秋】
◆ 國內國際安全形勢評估 ◆
·彭真、乔石同志接见公安部咨询委部分委员时的谈话要点【1989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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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同志在浙江省公安工作改革讨论会和市地公安局处长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

◆ 彰往察來 • 顧後瞻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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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往察來 • 顧後瞻前 ◆

   

王芳同志在浙江省公安工作改革讨论会

和市地公安局处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你们这个公安工作改革讨论会,准备时间比较长,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又经过反复的讨论和加工,开得不错。我今天来主要是看看同志们。

    我省社会治安,总的说是好的。去年全省的发案率大概是万分之六左右,比全国的万分之五略高一些,但各方面都是稳定的。在世界上,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就治安来讲,我国是最好的。我省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五年发案率最低,都是万分之三左右。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斗争,发案率没有降下去反而上升?治安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联在一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路线,使我国进入了正确路线发展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几年,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变时期,清理了过去“左”的路线,拨乱反正,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封闭式转向对外开放。这个时期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劳动制度改革,等等,接下去是搞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看起来,除了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在某些方面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外,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框架是正确的。有几条很值得重视:

    第一条,宣布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搞一大二公,搞穷过渡。这有个指导思想,就是越穷越革命,认为穷则革命富则修。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都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做文章,土地改革后,搞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这种所有制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在蓬勃发展,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第二条,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不能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现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非常贫穷落后愚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主张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都主张在我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说,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发展商品生产不等于发展资本主义,两者不能等同。

    第三条,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把工厂企业变成相对独立的实体。过去我们把企业变成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它的管理权、经营权都掌握在政府的各个经济部门手里。经过研究,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要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上去做文章,这并不影响所有权,因为公有制的所有权并没有变。

    我们所走的道路,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但是不脱离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我们搞了三十几年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但还是比较贫穷,资金不足,技术落后。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还要利用部分国外资金,来弥补我们的不足。开放过程中,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渗透进来。资本主义还会通过各种渠道,派遣特务,收集情报,输送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东西等等。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大转变的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同时也带来了一部分人思想的混乱,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时期,特别是近两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相当的泛滥?从主观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下决心培养“四有”人才抓得不够紧,有点软弱涣散,另外还有西方的一些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到我们国内。除此以外,我们国内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遗毒可以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十年内乱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搞无政府主义,搞全面内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和无政府主义连在一起的。

    小平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早已估计到了,从理论务虚会到今年的1号、2号文件,对开放、搞活,发展商品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讲了。我们虽然都学习了,但是体会不深。现在再来学习,体会就深了。我们遇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我们修改宪法就取消了“四大”。这件事处理以后,他们公开的不敢搞,转到地下,搞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中央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进行了取缔。以后又出现了白桦的《苦恋》,丑化社会主义。小平同志看了以后,说要批判。《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引起文艺界很大的不满。小平同志肯定《解放军报》批判是对的,只是说理不够。不久,思想意识领域里又出来了“异化论”。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了政治思想领域里要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当时在执行中有点扩大化,但一发现就纠正了,而文艺界有的人就抓住这点进行反扑。一九八四年底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更进了一步,提出反对精神污染今后不提了。到去年九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有一句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为要不要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九个字,争论了四十分钟。小平同志专门讲了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要提,还要提十年、二十年。最近小平同志又讲,恐怕二十年也不够,要讲五十年、七十年。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会偏离方向,如果不搞改革、开放、搞活,也建不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

    这次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闹事?这里就有个“气候”问题。这个“大气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现在学生闹事的问题究竟解决了没有?从总的方面讲是解决了,再象去年那样大闹,没有那个“气候”了。但是,从思想上来说,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一次我和理论界对话,我说学生闹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结果,但他们说这是社会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建设,但他们说安定团结有两种,一种是象现在的不容许人们去思索,沉闷中的安定团结,死气沉沉的安定团结,一种是思想活跃、生动活泼的安定团结。他们说大学生上街,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学生的动机是为了加速社会发展的进程。他们是从另一个方面去看问题的。这就逼着我们去学习、去看书,对学生提出来的问题,都要能够从事实上、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去说服他们,要学到这么一种本领才行。我最近看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说美国两党制的。学生不是欣赏美国的两党制,轮流执政吗?究竟两党制是什么东西,怎么形成的,实质是什么?总得懂一点。他们不是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吗?例子是大陆不如台湾,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最近我找了点资料看看很有启发,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它的矛盾特殊性。就说台湾,日本统治了五十年,它一方面掠夺台湾人民的财富,一方面为了支持战争,也发展了相当一批工业。国民党逃到台湾去的时候,从大陆至少带去了四十多亿美元、几百万两黄金,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武器的零部件在台湾加工,台湾赚了外汇。台湾只有一千八百万人口,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不到浙江的二分之一,面积等于浙江的三分之一多一点。所以说,台湾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条件。但是台湾贫富悬殊非常明显,妓女有三十万。

    公安机关是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列的,不去研究,不去从大的方面观察形势,光是关心多发了几起案子,少发了几起案子,是搞不清楚的。要看到在这么个形势下,反革命案件肯定要增多,反动标语也好,反动传单也好,各种非法组织也好,肯定会增多。最近辱骂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动标语也成倍上升。杭州的几个大学生在这次选举中,还有选方励之、刘宾雁的。还有那个王炳章的几千盘讲话磁带,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国内来,说什么支持大陆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火并没有熄灭,还要继续把它点起来。有的学生利用寒假搞串连,有的组织社团,有的还想在“四五”、“五四”继续闹一闹。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轻视。在学生闹事中,“四人帮”残余势力也活动起来。但是,“四人帮”残余势力的结论与闹事学生的结论不一样。学生说我们是“左”的政策,说开放不够,言论不自由,不民主;“四人帮”残余势力说我们是右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两者的结论虽然不同,但是有两条是相同的,第一都喜欢闹事,第二都反对共产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两条是他们的结合点。在学生闹事中,非法组织、非法刊物和宗教中的反动势力等也想插手。

    改革、开放、搞活以后,带来的其他问题更多,象流动人口的增加,过去农民都捆在五分土地上,现在可以大流动了。杭州高峰时每天有三十万人,有供销员、推销员、建筑队、旅游的,各种各样的人。这是过去没有的事情,现在出现了,得研究对策,把它管好。现在我们的经济改革也不配套,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跟不上,大量的釆购人员都是腰缠万贯,出去购买原材料,推销产品,一被偷就是大案。我问过几个采购员,你拿着那么多的钱,路上那么危险,不仅钱可能丢,性命也可能丢,为什么不通过银行去汇款呢?他们说:我提了包袱,从溫州一天一夜就到了上海,原料就买来了;而从银行电汇要一个星期,平汇要半个月,提包带钱是危险,但这是逼的。盗窃案件数量那么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商品生产发展了以后,我们金融体制改革跟不上,不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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