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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揭秘中共申奥后迫害“异见人士”第一案——政法委、宣传部联手操控

   
   
    一、曝光“以党代法”制造政治冤案铁证——逮捕密令下发来自哪个层级?
   
    2001年中国人权新闻发布(第三十二号)文稿《罗格说奥委会不管人权,中国政府应声逮捕异议人士牟传珩》写到:“牟传珩被以‘宣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逮捕。青岛市国家安全局的警察,8月28日下午六点多钟前往牟传珩家,向家属宣读青公刑字(2001)017号逮捕通知书。这一逮捕通知恰巧发生在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罗格访问北京,并且向国际媒体明确表示奥委会不管人权之后。在罗格说出‘监督、游说或者影响人权不是国际奥委会的任务’后,相隔不到24小时,中国政府就正式逮捕了山东异议人士视为精神领袖的牟传珩。” 这一事件当时在海外媒体被广泛报导。


   
    在21世纪初叶太阳斜视的一个下午,本人仅仅因曝光中共申办奥运时侵犯人权黑幕,而被以早前八篇不同政见文章借口,悲剧性地押上了囚车,由此经历了长达近两年的超期羁押,最终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性科刑,在素称“东方瑞士”的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青岛,极其经典地上演了一起在高层权力意志的统一安排下,由副省级市政法委与宣传部直接操纵公检法,联合制导假意识形态衙门进行“思想审判”,惩罚“文章罪犯”的极具典型意义的当代政治冤狱。这起案件发生于中共刚刚承诺要改善人权而获得奥运举办权当口,令当时的国际媒体哗然与困惑。然而,其中的许多隐秘内情,却一直被没有全面揭开。
   
    本人长年以著书撰文为业,先后在大陆正式出版了10余部百余万字的法律谈判类著作与政治文章。1995年6月,中共宣传部与新闻出版总署以“作者打着学术研究旗号,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下令在全国紧急查禁本人在大陆正式出版的所有著作,作者也由此上了自由化人物黑名单,历遭监控与打压。
   
    2001年7月12日,国际奥申委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承办国前夕,中共有关部门为控制“异见人士”行踪,制造了类似德国纳粹党策划“国会纵火案”的“燕鹏偷越国境案”(已经事实验证为假案)。当时,青岛异见人士燕鹏去越南旅游,并未逃避关检,也未任何违法行为,却在接受边检时被突然扣押。7月15日这天,与中国政府申奥成功消息在海外传开了一样,燕鹏被以“涉嫌偷越国境”的虚假罪名正式拘留的消息,也在海外公布出来,成为中共申奥成功后向国内异见人士开刀第一案,令国际社会困惑不解。其实,中共当局刻意制造这一假案的目的,无非是要震慑国内异见人士,在申奥关键时刻不得“乱说乱动”。当时,海内外朋友纷纷来电话表达关注,几家海外媒体也打来越洋电话向本人采访求证。我作为燕鹏的好友和同在青岛的知情者,并未理会当局的威胁,依然为营救燕鹏挺身而出,一面聘请律师法律介入,一面撰文指责公安部门以“莫须有”罪名侵犯人权,并将这一恶性事件向国际社会曝光,引发海外舆论对中共刻意制造假案,侵犯人权的批评。
   
    中共当局为此恼羞成怒,基于极其狭隘的报复心理,在明知无法用“偷越国境”假案对燕鹏治罪情况下,为了既要继续关押燕鹏,又能报复本人的双重目的,酝酿了一起一箭双雕、刻意构陷的政治阴谋——一道来自高层的政治密令下发了。于是青岛公安当局立即将“燕鹏偷越国境案”魔术般地变成“牟传珩、燕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他们搅尽劲脑汁,找出本人一两年前撰写的八篇文章为噱头,以燕鹏为我转发过这些文章为借口,让本人成为本案的主犯,燕鹏转为本案的从犯。尽管这道密令是否自中北京,眼下并无直接证据,但能够指令青岛这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城市的政法委与宣传部联手直接办案的特例证明,只能是国家级。
   
    本人是燕鹏被关押的第30天后,也就是2001年8月13日,由青岛公安局政保处向本人声称“执行上级命令”抄家拘留的。但此据本人现已掌握的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回复给市政法委对本人进行思想审判,构陷定罪的青宣函[2001]55号《关于对牟传珩几篇文章的审读意见》日期证明:这个文件产生的日期为此前4天,即2001年8月8日,而且这个市委宣传部公函文件,是对更早的市政法委青政法函[2001]3号文件的答复。也就是说,其实早在2001年8月8日以前,青岛市委早已开始运作转变燕鹏“涉嫌偷越国境”假案思路,实施一箭双雕的政治构陷——由青岛市政法委发出要求宣传部为构陷本人“思想反动”而预先进行“思想审判”的密件。由此可见,这起政治冤狱,是经高层党委秘密策划后,才交由青岛市公安当局出面对本人执行拘留的。
   
    当本人因营救燕鹏而被“以党代法”非法报复案件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曝光后,人权组织与媒体舆论,纷纷要求国际奥委会监督刚刚取得奥运举办权的中国政府兑现此前改善人权承诺。然而,当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罗格访问北京后,说“监督、游说或者影响人权不是国际奥委会的任务”后,本人随即就被由拘留正式转为了逮捕。而且被逮捕的依据竟然就是中国意识形态衙门出具的青宣函[2001]55号“思想审判”的“审读意见”。
   
    青宣函[2001]55号《关于对牟传珩几篇文章的审读意见》内容,充分印证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市政法委串通,对本人进行事先构陷定罪的事实。该文件对本人早先撰写的大量文章进行筛选、歪曲与阉割,做出了充满文革遗风的所谓“审读意见”。该意见称:“在思想理论方面,这些文章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宣传违反宪法的政治观点,从根本上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攻击‘三个代表’思想;在政治方面,这些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的合法性,为1989年‘六、四’事件翻案,煽动反对党的领导和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并为其出谋划策。”此中共市委宣传部文件如此露骨地泄露了他们在未走法律程序之前,早已由市委宣传部这个意识形态衙门,幕后对本人进行了思想审判和理论定罪,并为此后的青岛公检法联合一致制造文字狱提供依据的谜底。然而,这种由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审判文章观点,制造“执法依据”的做法,不仅是典型的“以党代法”,且是让运动员做裁判员。由此可见,其实,法律在党的心目中,一向都是可以任意玩弄与亵渎的“三陪女”。如此不加掩蔽的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操作,揭示了中国后文革时代所罕见的司法黑幕。
   
    惩罚犯罪的依据只能是法律,岂能是一纸“审读意见”;法律惩罚的只能是行为,而不是思想。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本案由市党委亲自组织幕后秘密操作,由公检法直接援用意识形态衙门从“理论上”到“政治上”判定思想犯罪的“认定书”为执法依据,已荒唐到不仅足可以“彪炳”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史册,而且堪为中外司法判例中最污垢的一页,更可与欧洲中世纪宗教审判庭相媲美。这一典型思想治罪案件的最终成立,如此生动地记录了后文革时代的中国,法制进程的虚伪,充分印证了中国特色的政法委、宣传部在当下政治生态中,积极充当迫害异己的特殊政治角色。
   
    附: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宣函[2001]55号)
   
    关于对牟传珩几篇文章的审读意见的函
   
    市委政法委:
   
    青政法函[2001]3号收悉,我部有关人员对你委提交的牟传珩《大陆民运方略》、《只有放弃“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漫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难博被捕事件再启示》、《中国政经一体化改革之我见》、《6.4前夕忆维邦》等文章进行审读后认为:在思想理论方面,这些文章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宣传违反我国宪法的政治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攻击“三个代表”思想;在政治方面,这些文章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合法性,为1989年“六、四”事件翻案,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现行制度并为其出谋划策。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2001年8月8日
    (首发《观察》)
(2013/01/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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