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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西藏的東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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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灰記客

   
    一月 2, 2013
   
   
   在有近百藏人自焚,藏族自治州學生走上街頭抗議中共民族政策失誤,數千名藏人於兩星期前於聯合國總部示威,抗議中共對西藏的統治後,有一自稱馬列主義者,於facebook轉貼了中國「左派」學者汪暉於零八年西藏「騷亂」後,於零九年所發表的文章–「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關於”西藏問題”的一點思考」,並指這一是一篇重要文章,其用意非常明顯,就是要看不過眼西方社會對藏人處境表示了同情(這些同情多來自民間),所以引汪暉幾年前的文章,為中共對西藏的統治辯護。
   
   是不是所有馬列主義者都為中共「治藏」的失敗辯護?未必。至少在香港就有馬列主義者,擁抱民族自決的原則,聲援過西藏人。年初有香港人在尖沙咀自由戰士廣場舉行過「與西藏同行」的集會。香港立法會議員,信仰托洛茨基主義(蘇共黨內的「反對派」)的「長毛」梁國雄,以及另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林致良就曾到場聲援,並發言。他們作為無神論者,當然對藏人普遍尊仰精神領袖達賴嘛喇不以為然,更「寄望」西藏人的「階級覺醒」。但作為信仰國際共產主義的人,他高舉民族有權自決自主的原則,批判中共在西藏所作民族壓迫,以至殖民主義政策,與同場其他人士,包括宗教人士同聲支持西藏人的抗爭,亦屬貫徹自己政治理念的表現。而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他們沒有忘記馬克思反專制的人文精神,對官僚僵化的共產黨文化深惡痛絕,亦值得肯定。
   
   而這位自稱馬列主義者,則經常以最正統最先進自居,當「群眾」對中共的倒行逆施表示義憤時,例如聲援劉曉波被判刑,聲援艾未未被失踪……他會說出劉曉波、艾未末是西方的寵兒的狠話,以示他比其他人「清醒」,而不是從捍衛基本人權,即以同理心看待每個個人應享有的權利與尊嚴的角度出發看事物。而就灰記所知,自從藏人自焚以來,這位馬列主義者並沒有對藏人自焚表示過立場。
   
   灰記猜測他是對「落後」藏人對宗教自由的渴求,對他們的尊者嘉瓦仁波切的仰望,希望他能回到西藏等的訴求「想不通」。明明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怎能endorse這些「落後」行為。加上這位馬列主義者仍然「迷信」國家性質論,即中共無論如何專制,中共權貴無論如何瓜分「國有」資產,壟斷資源,中國在他心目中仍是公有制,即「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制度在他心目中仍是比其他資本義國家更「公平先進」。在這個「認識」下,近百個藏人犧性自己生命的呼籲似乎沒有觸動他,在這個「認識」下,令他站到中共官方「大一統」的「民族立場」的那邊。而汪暉的文章,正好迎合他在「力抗」西方「一面倒」支持「藏獨」,分裂「社會主義」中國的「洪流」,「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
   
   當今除了「毛左」,有多少人仍抱這位馬列主義者的「先鋒」心態?不過,有一點十分肯定,汪暉的文章迎合大陸主流心態,因為文章從不質疑中國對西藏的統治,卻少了官方惡形惡相的語言暴力,多了很多先進語言,例如︰
   
   「……一个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超越这些既定的身份政治,在阶级政治衰败之后,重新创造出一种能够让不同的人群平等参与并保持社会的多样性的普遍政治。总之,没有民众性的政治基础(自主的、能动的参与性),民族问题就只能成为少数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且极易陷入西方主流舆论和不同类型的族裔民族主义者所竭力营造的汉藏二元论的框架之中。要打破这一”汉藏矛盾”的框架,就必须彻底思考我们的发展主义逻辑,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充分表达,为新的平等政治奠定基础。……」
   
   問題是要重新創造出一種能夠讓不同的人群平等參與並保持社會的多樣性的普遍政治,要創造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間,必須觸碰中共的專制,或曰威權體制。當敢於實踐社會多元性,觸碰敏感禁區的人,不是被監視、被監禁,就是要被迫沉默時,如何創造呢?例如茨仁唯色,就是希望說出她所知的西藏真相,便成了被監控的對像,在境內被禁聲,因為她是藏人,進拉薩要接受審查。汪暉作出這樣的呼籲同時,卻不敢批評中共抑制多元的體制一下,是否有點「偽善」?
   
   至於要打破「漢藏矛盾」的框架,首先是否要承認西藏人作為一個主體,而不是空泛的說民眾性的政治基礎?「自主的、能動的參與性」,在今日西藏人活在如臨大敵的軍警監視下,是否漂亮的空話?
   
   當然,灰記也「感謝」汪暉沒有過份強調「藏獨分裂勢力」,甚至回應了達賴喇嘛大藏區的構思。他的文章也許是「中華民族一體化」意識下/體制內,態度最「開放」的了。而大部分西藏人擁戴的尊者達賴喇嘛,至今仍希望西藏留在中國,落實真正自治。
   
   回到汪暉的文章,灰記在網上搜尋,沒看到自從藏人自焚潮出現後,汪暉有再寫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灰記不知道藏人這種大規模的自我犧牲的表達方式,會否對他造成震撼,會否改變一下他的想法。他的文章,引經據典,特別對西方如何塑造西藏的想像有非常詳細的敍述,甚至批評中國人現在也跟隨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改造」想像中的西藏︰
   
   「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云南藏区的中甸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目的不过是招徕游客。……关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现在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标志,那些从全世界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的”、“民族的”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创造怎样的新东方主义“神智论”和通灵术?又在怎样将活生生的民族文化变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在批评西方的东方想象时,我们需要批判地审视中国社会对于东方主义的再生产。说到底,东方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问题。」
   
   不過,他在批評中國社會新東方主義把「民族文化」變成遊客眼中的「他者」,當他提出東方主義並非單純的西方問題的同時,整篇文章卻未見呈現西藏人主體性的努力,亦對大量諸如「民族文化」這種以漢人為中心,不自覺把其他民族看成「他者」的中國官方/主流語言,不加批判地應用。
   
   汪暉提到西方的對西藏的東方主義想像,當然不會錯過西方以實質行動「塑造」這個想像的歷史,例如近代英國人如何入侵西藏,如何慫恿西藏統治階層脫離與中國的關係。甚至一九五九年的起義(西藏人的角度)/叛亂(中國人的角度),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介入。灰記當然不會否認這些歷史事實,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是透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形式,把全世界納入這個現代化的體系,幾乎無一倖免。中國近代曲折的歷史,也是回應這個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的過程。正如汪文所言︰
   
   「……其次,民族主义知识并不仅仅是西方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是一种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断获得发展的历史力量,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和相关区域的各种政治关系无不被这一力量所重新塑造。殖民主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由于清朝无力抵抗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蚕食,西藏与清朝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变异、矛盾和疏离。……」
   
   西方人東方主義所犯的「毛病」,如把他們描述/研究的地方看成沒有主體性的「他者」、「異類」等,更重要是這種對「他者」的想像和塑造,是一種權力體現。薩伊德所寫的東方主義操作,是包括西方各種意識型態系統如學院、傳媒,以及政權系統,英美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伊斯蘭/阿拉伯國家的影響與支配等的。正如種族主義之成為種族主義,是因為種族主義操作必須是包括甚至是由於政權系統和意識型態系統互相配合的操作,利用偏見及對不同種族實際的剝奪、支配和不公平對待,如美國由黑奴時代到現在還未完全消除對黑人,拉丁裔、亞裔人士等的種族歧視,南非白人種族隔離主義、納粹主義、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復國主義」等。
   
   現今大陸很多憤青把一些西藏人因為「傳統」文化受威脅,生活不自主,訴諸反對漢人移民、仇視漢人的情緒,講成西藏「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完全是本末倒置。無權力者/被殖民者,即使情緒如何偏激,他們也還是受權力/殖民主義壓迫的人,也是在回應權力操作/殖民主義壓迫。
   
   汪暉當然不會同中國憤青一般見識,但由於文章缺乏西藏人的主體性,或曰西藏人的聲音,以及不敢觸碰中共一元化統治,或曰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以至官方的錯誤民族政策,把一切歸咎於現代化和市場化過程的問題, 同樣犯了西方人的「毛病」。於是很輕易合理化歷代中國武裝入侵西藏,包括一九五零中共佔領昌都後,利用武力威嚇的「和平解放」西藏,包括把中共對舊西藏的描述,所謂人間煉獄的農奴社會照單全收,突然對中國人的偏頗失明,對西藏人的存在視而不見。 正如藏人異議作家唯色在回應如汪暉這些學者的博文所言︰
   
   「……我曾写过,事实上,西藏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秽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过,西藏因为有信仰,是一个有着绛红色(僧侣袈裟的颜色)光芒的地方。而历来对于西藏抱有两种最典型的态度:妖魔化或神圣化;但结果都一样: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
   
   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这些中国学者,是否认可中共对“旧西藏”的定论,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是否承认中国对西藏更是“东方主义”,而且是那种把西藏妖魔化的“东方主义”?尤其是,当他们认为2008年西方社会对西藏一边倒,怎么不去想一想,何以在“解放”这么多年之后,“翻身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自己的人?何以在图伯特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誰才是東方主義」)
   
   在談現在西藏的狀況時,先回到「傳統落後」的西藏。汪暉文章強調,中國古代以至近代清朝與西藏的關係,並不能用現代民族國家的定義去看待,並指出即使到了積弱的清朝,以至現在,西方國家都不得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汪暉的強調,用意非常明顯,就是為中國官方「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學術」注腳。不過,他的解說始終欠缺西藏人的視點,即西藏人在整篇文章中都是任人擺布的「他者」。
   
   而當西藏人欲顯示一點主體意識,主要是針對中國而發時,文章就會突出是因為外國勢力的影響,「引誘」西藏的統治精英/階層與外國勢力「勾結」,例如一些統治階層精英與納粹戰犯關係密切。甚至搬出現代海外的藏青會與一些外國政府的密切關係等。換言之,西藏人要不就乖乖當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要不就是「反動」的,受外國勢力唆擺的/「離心分子」/「危險分子」。這種對西藏的書寫手法不會比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更貼近西藏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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