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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11)

“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中国警察的新死法:维稳死
   
   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
   
   莫森《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序》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新京报》上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报道《维稳特警援疆期间过度劳累猝死于生日当天》。
   
   报道的主人公是特警沈战东。二零零五年,公安部在全国三十六个重点城市组建了公安特警队,目前警力已达一万五千余人。沈战东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二零零八年以来中国大事频发,沈战东常和队友说,「今天天南,明天海北,全国都是我们的辖区」。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他们接到任务,三十六小时内赴藏区执行维稳任务。当时沈战东是一个抓捕小组的组长。海拔四千米的村庄,白雪皑皑,无月光,只听到脚踩雪地的嘎吱声。沈战东第一个冲进屋里。嫌疑人从被窝里拔刀时,被他一把扯出来。
   
   之后是汶川地震、奥运安保、新疆维稳,沈战东的婚期一拖再拖。蜜月还没过完,他就再次赴新疆维稳。一月二十九日当晚,沈战东与妻子通了两次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要生个小特警,名字都起好了。当晚沈战东睡着时,衣服没脱,拖鞋还挂在脚上。他累了。零时许,战友申晓飞上前推了推他,他没动。很快医生赶到,做了四次电击,却没有效果。几个小时后,医生诊断,劳累过度猝死。当天是沈战东二十八岁生日。沈战东生前为郑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特警四大队民警。从警四年,一直工作于维稳、处突、打击暴力犯罪的一线。
   
   为什么不大力宣传「维稳英雄」?
   
   沈战东之死,并非孤立的个案。从特警、武警和普通民警,死于维稳者的消息接二连三。维稳成了中国警察的一种新死法,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到底有多大。虽然不少御用文人和愤青叫嚣「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中国主导世界」,但胡温心里比谁都明白,自己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所谓「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在此情形之下,才华、视野和心胸都极为有限的胡温,最大的愿望不是实现中国之崛起,而是「稳定压倒一切」。换言之,只要自己不当亡国之君就知足常乐了,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呢?
   
   有意思的是,沈战东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为维稳献身的特警,其事迹却不受官方主流媒体之青睐。除了《新京报》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媒体报道其事迹,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更是对其视若无睹。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鸟尽弓藏的传统吗?难道中宣部不知道,大肆宣扬沈战东,有利于提升一线维稳部队的士气吗?中共不是最善于塑造部队出身的英雄人物吗?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这些名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是已经「永垂不朽」了吗?如今,在这个维稳是最高政治任务的时代,增加一个沈战东这样的英雄,难道不是锦上添花吗?
   
   就在沈战东活活累死,死后默默无闻、后事凄凉之际,胡锦涛却号召全军、全民学习另外一个军队系统的「英雄」:刘义权。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日电,胡锦涛当天晚上在解放军歌剧院观看了反映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全国档案战线时代楷模刘义权先进事迹的大型话剧《生命档案》。刘义权是何许人也,得享如此殊荣?报道中介绍说:「刘义权同志是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他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八年,始终忠于党、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在默默无闻的军事档案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他身患绝症仍牢记使命、心系大局,以顽强的意志坚守在档案工作第一线,为党和军队档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报道说,胡锦涛得知刘义权患病的消息后十分牵挂,要求为他精心治疗。一月二十八日,刘义权在北京病逝,享年六十岁。胡锦涛号召全军官兵、全国档案工作者和广大共产党员都要向刘义权学习。
   
   在中国面临越来越不稳定的社会情势、中共的统治能力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的今天,像刘义权这样从事档案工作的文职军人固然重要,但像沈战东那样真枪实弹地在第一线战斗的特警更是不可或缺。但是,胡锦涛在树立典型人物的时候,为什么偏偏选择刘义权,而舍弃了沈战东呢?
   
   选择与舍弃显然都不是偶然为之,而是经过中枢的审时度势、再三斟酌。虽然沈战东的事迹更有冲击力,更可以铺陈出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戏来,但胡锦涛深知,如果宣扬沈战东,就必然提及其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比如西藏和新疆。这就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向世界宣告:西藏和新疆非常不稳定,西藏和新疆需要更多的军警。
   
   维稳成为胡温时代的「关键词」
   
   二零零九年底升任武警司令的王建平,曾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多年;而武警政委喻林祥则曾经担任新疆军区政委。两人的搭配,被媒体称为「维稳处突的黄金搭档」。经过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的扩展编制,目前中国的武警部队已经拥有六十六万的兵力,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了不少军事强国的正规军。
   
   武警名为警察,实为军队,动用武警镇压国内民众的抗争,可以混淆国际视线和统一国内舆论,这是中共在「六四」屠杀之后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但是,维稳工作最好多做而少说。因此,为了营造歌舞升平的虚假表象,胡锦涛精心选择了作为文职人员的刘义权作为新时代的「雷锋」,而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最终过劳死的沈战东只好被雪藏起来。政治家的考虑就是这么冷酷无情。
   
   然而,维稳死是中国警察的一种新死法,已然是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维稳」是带有胡锦涛时代烙印的一个新词语,从上个八十年代到江泽民时代,中共当局一般使用「综合治理」(简称「综治」)来形容社会控制工作,到了胡锦涛时代,则以「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简称「维稳」)取而代之。中共维稳工作的领导机构为「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下有常设办事机构–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该办公室成立于二零零零年,在中央政法委机关办公,到了二零零五年之后,此机构的重要性逐步凸显。目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亲自担任组长,公安部长孟建柱任副组长。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的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或「维稳联系会议」、「维稳及综治办」等机构。由此,「维稳」系统成为一个汇集强力部门特权机构。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何没有让中国更加稳定,反而是越来越不稳定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荣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直接来源于官民矛盾,实质上还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不论主要内容或表现形式,官民矛盾都与制度性的利益冲突相关。但是,胡温当局不敢启动政改,乃至「壮士断腕」,而宁愿以鸵鸟政策面对中国不稳定的现状。他们以为,稳定是可以通过暴力来维持的,因此不断增加军费和警察部门的开支,不断提高维稳成本。
   
   没有自由,就没有稳定
   
   于是,「天价维稳」成为中共当局的唯一选择。二零一零年的两会上,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开支预算草案显示,二零一零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增幅为百分之八点九,比国防支出百分之七点五的增幅仍要高。就《凤凰周刊》提供的一些数据来看,比如广州市的财政预算报告就显示,该市二零零七年维稳费用为四十四亿元,高于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的三十五亿元。而重庆市二零零九年维稳的财政预算,则高达五十三亿元。由于维稳开支的膨胀,使得近年来中央财政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例不断下降或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低于非洲穷国。另一方面,维稳费用更是对地方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稍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百分之二十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除。
   
   稳定固然重要,但长久的稳定不能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持,即便累死千百个像沈战东这样训练有素的特警,也不能实现建立在不公正和不自由之上的稳定。一个国家的民众,如果都没有尊严和幸福感,如果基本人权、私有财产都甚至人身安全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如果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如果他们随时可能遭遇「躲猫猫死」、「喝开水死」的厄运,这样的国家何来稳定呢?
   
   二战胜利之际,美国民众在纽约中央公园集会举行「我是一名美国人」日的盛大庆典,美国最受尊重的法官汉德被邀请去发表演讲。汉德在演讲中指出,美国之所以公民热爱美国,美国之所以拥有长久的稳定与富强,美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世界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秘诀便在于美国人以自由为共同之价值,他指出:「自由的精神即是对其是否正确不很有把握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尽力去理解别人的见解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带偏见一并考虑的精神;自由的精神铭记,即使一只麻雀落地也该引起注意;自由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的精神。」我相信,哪一天中国人民有了自由,哪一天中国便有了水到渠成的稳定,中国警察就不再需要执行维稳任务,更不用为维稳付出生命代价。
   
   神州处处皆酷刑
   
   每年的六月二十六日为「国际禁毒日」,中国媒体上对当局的禁毒成就作了若干宣传报道。其实,六月二十六日又是「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即「世界反酷刑日」。但是,关于后者,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有介绍和报道,难道中国不存在酷刑,所以这个日子根本不值得纪念吗?恰恰相反,中国虽然在一九八八年就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酷刑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著名人权律师滕彪指出:「我个人观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被告人受到酷刑。此外各种黑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酷刑更为惨烈。」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一直纵容酷刑,中国却刻意回避「世界反酷刑日」,就如同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病人,神经质地讳疾忌医。
   
   掩耳盗铃是中共惯用的伎俩。但面对国内外对中国广泛存在的酷刑的质疑和批评,有关部门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媒体就此乐观地发表评论说,从此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词将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刑讯逼供在中国将成为历史。那么,靠这两个规定真的就可以遏制刑讯逼供泛滥、神州处处皆酷刑的情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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