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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10)

“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文字难倾国,书生不造反
   
   ——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中国真正开放的标志是:当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温总理最喜欢看什么书时,温总理拿起一本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说:这本,毫无疑问是这本,它是我的案头书。
   
   –推友「花花公子」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上午十点,派出所老李上午来电话,说下午三点市局的人要约我在小区的警务工作站谈话,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回答他说,没有时间。我确实没有时间,我正在紧张地修订《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大约半个月之后这本书稿就可以杀青了。国保找人喝茶是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本身是违背宪法的),喝茶的时间他们是有薪水的;而我的时间不能白白被他们浪费,作为公民,当然有拒绝喝茶的权利。
   
   老李听到我的「没有时间」的回答,便不再说什么了。这种态度与以前他们反复劝说我出去跟他们聊聊天有所不同。当时,我就有一种来者不善之直觉,这些人大概不会善罢罢休。果然,下午四点,我正在修改《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一文,突然听到门口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在一般情况下,若有访客上门,会先通过对讲机,请主人打开楼下的单元门禁,但这一次对讲机根本没有响起,直接就是敲门声。我从猫眼中一看,果然是一群警察守候在门口。
   
   我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六个人,其中有四个便衣,还有两个穿警服的。便衣中有一名平时负责跟踪和监视我的,曾经陪我上书店和图书馆的朝阳区国保王某。其余几名,我都没有见过,一人手持微型摄像机摄像,正对着我摄像。为首一人拿出一张传唤证来,上面写着根据《刑事诉讼法》九十二条第一款,对我进行传唤。(事后,我查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该条款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这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法,成为国保部门骚扰人权活动人士的法宝之一。出具传唤证和执行者都可以是公安机关一家,其权力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和监督。这样,所有的公民都深陷随时随地剥夺人身自由的危险之中,我们应当呼吁修改此条款,限定传唤决定只能由检察院或法院作出,而由公安机关执行。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遭受的第一次的传唤,传唤证上写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这一次则没有写任何的理由。)
   
   我告诉他们说,我需要换一件衣服再出门。他们说,他们必须进门来,否则我不能独自入内换衣服。就这样,他们一拥而入,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形下,非法闯入民宅。于是,我在厕所内换好衣服,并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在传唤证上签名之后,跟随他们下楼,楼下停着两辆普通牌照的车辆。他们让我上了其中的一辆越野车,国保王某驱车,车上还有两名穿制服的民警。驱车两分钟左右,便到了我的户籍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
   
   他们将我带入一间审讯室。我坐下来以后,便开始低头默祷:主啊,请赐予我勇气和智慧,讲当讲的话,不讲不当讲的话,胜过黑暗和邪恶的势力。主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若不是你的许可,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主啊,你让我在这逼迫患难中更加与你接近,单单地来仰望和依靠你。主啊,你说过,那杀死人的身体不能杀死人的灵魂的,不要怕他。简短的祷告之后,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这时候,坐在主审位置上的中年男子开始说话了。此人年纪大致与我相当,体型偏胖、身穿黑衣,像北方人的模样。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姓朱,你应当知道我是谁了吧。你的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多年前就关注你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关于你的数据,我这里可能是最多的。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对方的存在,今天总算是见面了,很遗憾以这种方式我们才有机会聊聊。听说你对我有很多不好的看法。
   
   我说,这些年来你做的若干事情,包括你们这个部门做的若干事情,是好事吗?能够让人产生好的看法吗?你们偷看我的电邮、窃听我的电话、恐吓我的朋友、甚至写匿名信和打匿名电话给我和我的家人,你们敢承认吗?作为警察,做这些事情不感到羞耻吗?我此前多次让你的手下转告你,让市局的那个姓朱的人直接来找我,不要再去骚扰我的朋友了。我当然知道你将我作为研究对象,到我年老的时候,如果要写自传了,我就去查这些资料。不过,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些数据已经不由你控制了,就像东德等国家一样,当事人可以去档案馆自由查阅。
   
   国保朱说,既然你说愿意跟我见面,那么上午我们约你见面聊聊,你为什么说没有时间,让我们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能请你出来?
   
   我说,给我打电话的派出所的老李又没有说是你要见我,他如果说是一个姓朱的找我,说不定我会愿意谈谈。另外,你们应当提前预约,不能上午打来电话说,下午要跟你见面。我要在时间上作安排。今天你们的这种做法,无非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这恐吓不倒我。这种方式只能表明你们的愚蠢,你们故意制造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利的新闻事件,你们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为荣。我是个好安静的人,通常在家里一个人写作,一般不会主动去联系媒体,也不喜欢成为新闻事件的主人公。你们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们这个部门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们才是这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
   
   国保朱说,看来你对我和我们部门有太多成见。在以后的交往中,希望消除这些成见。
   
   我说,请给我一杯水。
   
   结果,他们派了一个人跑到外边去买来几瓶冰冻的农夫山泉回来,正是我平时喜欢喝的牌子的矿泉水。
   
   我说,其实倒一杯派出所的饮水机里的水就可以了。
   
   旁边一名国保搭话说,今天天气太热,要喝冰一些的水。派出所的办公条件有限,他们的水不太冰。
   
   按照一般的传唤的程序,坐在国保朱旁边的那名笔录者首先询问我的一些情况。整个过程,一台微型摄影机一直对着我摄影。国保朱和负责笔录者均点燃香烟吸起来。
   
   我看到墙上有一个醒目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室内禁止吸烟。我便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个部门素质低,你们不服气,这里明明写着禁止吸烟,你们仍然不顾禁令随意吸烟,你们这不是在执法犯法吗。
   
   国保朱说,没有看见这个牌子,对不起。虽然他道歉了,但两人并没有停止吸烟。我已经尽了告知的义务,却无法制止他们继续吸烟。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此二人一直在吸烟。在场的其他两名国保没有吸烟。
   
   国保朱说,最近你在推特上很活跃啊。不过,你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太高啊。
   
   我说,你也在上面潜水吧,我的言论不仅是给推友们看的,也是给你们看的,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我不喜欢发表惊世骇俗的话来提高排名,有一些知己就够了,不在于数量。
   
   国保朱说,那我们进入正题吧,先谈谈这篇文章,你看看是不是你写的。他拿出一大迭打印的稿件来,将其中一篇递给我。
   
   我一看,是我写的《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一文,是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观察》网站上发表的。打印稿上注明了发表的网站和时间。
   
   国保朱说,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说,当然是我写的,我的文章都是真名发表的,我从来不发表匿名的文章,我对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
   
   国保朱说,你看这一句「中共的党魁们不仅荼毒国内亿万民众,更试图将共产暴政推广至全球。」这里的「党魁」指的是谁?「暴政」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党魁就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是党魁;暴政还不简单,毛时代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从反右到文革等政治运动,无数家庭家破人亡,邓时代「六四」开枪杀人,一直到今天那么多孩子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不是暴政又是什么?还有中共在西藏、新疆开枪杀人。
   
   另一名一直沉默的国保似乎被激怒了,他反驳我说,你就没有看到维族人屠杀汉族平民吗?作为政府,有必要派遣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回答说,我没有否定维族暴徒杀害汉族平民的事实,但当局以暴易暴解决不了问题,最大的暴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要谨慎使用。杀戮只能播种更大的仇恨。再次,为什么新疆会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首先是因为当局的民族政策有严重失误。(当时我并未想到今天就是「七· 五」事件一周年的纪念日。)
   
   国保朱说,下一句「毛太祖曾云,革命的第一要务,便是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毛太祖是谁?
   
   我说,毛泽东。
   
   国保朱问,为什么要用「毛太祖」这种说法?
   
   我说,毛就是一个专制帝王,毛自己还说他比秦始皇厉害几百倍。毛是开国之君,古代开国之君就叫「太祖」。
   
   国保朱又问,你再看这一句–「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里的「大独裁者」和「小独裁者」分别指谁?你为什么认为只要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阻碍了联合国发挥和平与正义的功能?
   
   我说,大独裁者就是中共当局,小独裁者就是缅甸军政权、北韩金正日政权等等。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很清楚,通常都是支持国际社会为之不齿的流氓国家。
   
   国保朱又问,你说「中共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在非洲越活跃,其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就会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诸国,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你有什么依据这样说?
   
   我说,中共在非洲掠夺资源,支持独裁政权,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国内的媒体,也曾经报道过。非洲国家的劳工对中资企业有诸多不满,多次罢工抗议等等。中国人在当地并不受欢迎。还有,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非洲的很多独裁政权早就垮台了,如苏丹。
   
   国保朱问,那你写这篇文章是什么目的?
   
   我说,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的错误。首先是支持那些流氓国家、那些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其次,巨额的外援经费根本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也没有经过纳税人的讨论和同意,如今不是说财政公开吗,我希望当局也公开这一部分,让外援告别「秘密」的状态。
   
   谈完这篇文章,国保朱又拿出另外一篇文章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一文,四月十三日发表在《观察》网站上。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篇文章来重点讨论,其实这两篇文章并不是我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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