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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8)

“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警惕愚民教育向香港弥漫
   
   回归以来,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北京。北京的官僚文化和宣传模式日渐侵入香港社会,逐渐由潜流变成主流,共产党也由地下党变成了地上党。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每年投入上亿巨资支撑、送的比卖的多的《文汇报》,在显要位置以超大篇幅发表了一篇极端煽情的报道:二零零七年七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三度亲笔回信港人,更首次亲笔抄录诗句「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赠香港中学生,勉励同学们要以杜鹃啼血之情、精卫无穷之心,热爱并建设香港和祖国。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欣然充当「信差」,到访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转赠了温总的亲函及墨宝,转达国家领导人对师生们的关怀及祝福。
   
   温家宝的一幅题字让香港师生「受宠若惊」
   
   对于温家宝赐下的御笔,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校长叶天佑表示,学校发动学生「一人一信」源于教导学生常存感恩的心,反思祖国对香港的关注,懂得支持领导人的工作,「毕竟领导也有孤单的时候,也有未完的梦想,也有艰苦难行的路途,我希望学生们可以鼓励他们,为国家打气。」
   
   我很怀疑这是一所具有真正的基督教背景的学校,或者说这所学校的办学方针早已脱离了基督教的精神。对于基督徒而言,当然要「凡事感恩」,但感恩的对象不是统治者,而是天父上帝。组织尚未成年的学生写信给统治者宣誓效忠,不像是香港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倒像是内地的那些愚蠢而自私的官僚的所作所为;不像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的事实,倒像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传说。
   
   叶校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很「同情」温家宝的「孤单」。在我看来,他的「同情心」似乎有些过剩了,他大概没有想过将同情心传递给那些饥饿的人、病痛的人、下监的人,偏偏要去无比贴心地考虑领导人的「孤单」–古往今来,哪个独裁者不「孤单」呢?独裁者的「孤单」,岂是奴才们可以安慰的了的?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看出,某些香港人向权力谄媚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大陆人。教会及其所支持的教育、学术、慈善等机构,本来是社会道义的最后防线,如今却争先恐后地奉承掌权者,甚至将「爱专制者」看得高于「爱上帝」和「爱邻舍」。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的管理者只是其中之一。我想,这位聪明的叶校长,如果到了大陆的话,一定也会有官当的。难怪他教育的学生,虽然小小年纪,却嫌香港的圈子太小,在信中向总理提出到内地为官的要求,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也。
   
   《文汇报》上的这篇报道肉麻地评论说:「身在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对一众香港莘莘学子来说遥不可及,温总理却从远方带来这份浓情厚意,令师生暖在心间,赞叹受宠若惊,无限光荣。」细节之一是:学生陈泳婷更代表全体同学大胆向温总理承诺:「你给我们的关怀收到了,我们定当努力不懈,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回馈国家,回报社会。不负总理及中央政府的厚爱!」该校计划将温总理的题诗展示于礼堂,让师生们时刻铭记中央领导人的关爱与叮嘱。
   
   好一个「受宠若惊」!在该报道作者的心目中,香港市民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是一群「忠心」不够「耿耿」的「化外之民」。因此,香港人想要得到总理大人的墨宝,本来纯属痴心妄想、猴子捞月。此次总理大人格外恩待,大笔一挥,你们自然应当「受宠若惊」。也许,改日北大人再度施恩,你们就有实现普选的希望了。自称「东方明珠」的香港,在北大人庞大的棋局中,不过只是一个不值得心疼的「私生子」罢了。如果「私生子」还不孝敬父母的话,那更是罪上加罪、罪不可赦了。
   
   温总理的这副「墨宝」,看来要成为这所学校的「镇校之宝」了。基督徒最反对的便是偶像崇拜,这所基督教学校为了向北京方面献媚,居然不惜违背圣经的教导,将温家宝的题词当作偶像供在礼堂之中。由此可见,某些香港人虽然沐浴欧风美雨一百多年,但骨子里仍然是臣民意识和奴才心态。古代的帝王赐给臣民的御笔题字,或者被悬挂于门厅之上,或者被制作成巨大的牌坊,人人顶礼膜拜,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叶校长与学校的管理者们,面对温家宝所写的几个拙劣的毛笔字,诚惶诚恐的模样,与专制时代的臣民何其相似。而该校学生的慷慨激昂的「表态」,与内地中央电视台上「少先队员」们壮志豪情的宣誓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诱骗孩子为之而牺牲的政权是不义的政权
   
   《文汇报》的报道继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中联办的李刚副主任到该校亲自宣读温总理的回函,又分享温总理题诗中所引用的两句、亦是温总理最喜欢的、出自清末外交官黄遵宪的七绝《赠梁任父同年》的诗句。早在二零零三年六月访港发表讲话时,温总理也曾以此诗句明志,鼓励港人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香港、热爱祖国,以精卫填海之心建设香港、建设祖国。
   
   倘若黄遵宪老先生知道温总理如此张冠李戴地引用他的诗句,岂不「义愤填膺」?这两句诗的作者黄遵宪及题赠的对象梁启超,当时都是受满清当局迫害的政治流亡者。他们互相唱和与鼓励,乃是决心持守推翻专制制度、缔造宪政中国的伟大理想。而今日温总理却以之号召香港居民不得乱说乱动、做好顺民、「扶清灭洋」。「古为今用」,指鹿为马,无知者无畏,实在是聪明过了头。
   
   中共的历届领导人,向来都喜欢作「爱国秀」。他们语重心长、引经据典地教导人民,尤其是孩子们,你们要「爱国」,要为国牺牲。但是,最不爱国的,恰恰是他们自己:邓小平的后人中,若干人拥有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前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刚刚秘密定居澳大利亚;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子女们,大都留学欧美,然后靠着太子、太女的身份,一夜暴富。太子党们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当「杜鹃」和「精卫」的。「于己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言行脱节的领导人,究竟有什么资格来教导百姓和百姓的子女们「爱国」、甚至以「杜鹃」和「精卫」的决绝的方式来「爱国」呢?
   
   爱一个专制的政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亚于「杜鹃」和「精卫」。那些真心实意地「爱国」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们,其结局之一便是沦为山西黑窑中的奴隶童工,以及东莞的工厂中被虐待和凌辱的奴隶童工。我不知道「温爷爷」如何面对山西黑窑中那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宛如木乃伊一般的奴隶童工,以及东莞工厂中来自四川阿坝的吃不饱、穿不暖的甚至遭到奸污的孩子?他们的处境比「杜鹃」和「精卫」更加凄惨,他们不正实践了总理大人的谆谆教导吗?眼泪太多的温总理,会为这些可怜的孩子而泪流满面吗?
   
   山西洪洞县的黑窑童奴事件,绝对不是当代中国空前绝后的、戕害孩子的「顶峰」。我相信,还有更可怕的惨剧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着,它缘于一种制度性的罪恶,缘于人性深处那探不到底部的黑暗。果然,网络上传来越来越多的消息,在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黑窑,还有无数的孩子在黑暗中挣扎、病痛、死亡。这样的国度,有什么资格宣称「和谐社会」与「大国崛起」呢?这样的国度的领导人,还有什么心思到处去炫耀其书法和学识呢?
   
   古人说,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其实,孩子们的悲剧与天地何干?戕害他们的邪恶力量,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官僚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更是一种延续至今的现代奴隶制度,更是一个彻底黑帮化的政府和统治阶层的集体犯罪。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就死去了。为人父母者,谁能无动于衷呢?既然「做中国的人孩子」,就意味着接受「杜鹃」和「精卫」的悲惨结局;那么,「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便不是一句「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偏激之语–它是一句让我们的内心刺痛的真相。
   
   我们不是奴隶,我们的孩子更不是奴隶
   
   有一则被读者忽略的新闻,我想介绍给日理万机却又声称「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温总理看看。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新京报》上,有一则题为《男子为惩凶携存放六年女儿尸体爬上北京广告牌》的新闻报道。据目击者葛先生说,早上八点半,他上班路过北京市朝阳区京广桥时,看见一名男子站在一个高约三十米的广告牌上,还有一件红色的孩童衣服挂在上面,衣服里有一些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是个孩子,但没有看见头和胳膊。「那男的双手捂着头,趴在广告牌上,时而用手轻抚这孩子形状的东西,表情很是痛苦,还不时往下撒些白纸。」现场的红庙消防队队员和呼家楼派出所的民警均向记者证实,挂在广告牌上「孩子形状的东西」其实是一具小孩尸体,该男子是背着这具尸体爬上这块广告牌的。
   
   该男子撒下的白纸是一份遗嘱。该男子声称,他名叫李恭建,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孙付集乡后桥楼村村民。挂在广告牌上的尸体是女儿李美妮。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家人发现年仅四岁半的美妮不见了。两天后,在村北的一机井中打捞出孩子的尸体,经法医鉴定为他杀。后经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侦查认定,同村村民李某为嫌疑犯。然而,在地方官员的干涉下,凶手被脱罪,仅仅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故意毁坏财物罪。
   
   李恭建认为真凶没得到惩处,拒绝火化女儿的尸体。这位贫穷的农民从牙缝里挤出几百块钱,购买冰柜冷冻女儿的尸体,并长期支付昂贵的电费。这位倔强的父亲,五年来什么事都不干,就要寻找答案:到底是谁杀死了他的女儿?当所有手段都用完时,他下定决心到北京去,并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为自己、也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事发后,消防员、民警等人员赶往现场。早上九点二十分,消防员在李恭建所在位置的垂直地面放置气垫,还加紧启动云梯以备救援,民警将现场封锁,一百多名行人在警戒线外驻足观望。十点,一名警察坐上云梯与李恭建谈判,半小时后,他被说服,从上面下来,随即被民警带走。十点三十五分,消防员将孩子的尸体取下来。
   
   第二天,我看到一则简短的后续消息:女孩的尸体被火化、父亲携带骨灰返回家乡。
   
   这则新闻经过弱化处理之后,出现在专门发表社会奇闻的版面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发出追问:「究竟是什么鸣冤申诉机制,使底层人民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控诉他们生命中遭受的毁灭与不幸?究竟是什么样的言论和舆论空间,使底层人民要上广告牌,要一死表白?!」我无法面对这位从河南到北京千里背尸的父亲,温总理阁下呢?李恭建虽然具备了总理所要求的「杜鹃」和「精卫」的精神,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公义和真相。我更无法面对小女孩李美妮少得可怜的一点骨灰,温总理阁下呢?从尸体变成骨灰,这是父亲惟一的收获。假如换了温总理,是否能够比李恭建做得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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