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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7)

“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丧尽廉耻,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当权派的青睐。……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而永远的挺直脊梁,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大声警告头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听,就让他淹死。假如这种举动伤害到国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场选举中,把他逐下宝座。
   
   柏杨《读通鉴·论历史》
   
   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七年间先后五次去医院看望北大资深教授季羡林。季羡林晚年享有的如此尊荣,大概正是那些做梦也想当帝王师的文化人的最高理想吧。温家宝固然要通过探望老知识分子的方式体现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但去探访什么人,却经过精心的斟酌和挑选。他绝对不会去探访蒋彦永、丁子霖、刘晓波和廖亦武等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共器重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在科技方面为中共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士,比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钱学森;其次,是在文化上为中共的统治涂脂抹粉的人士,季羡林的辈分最高、名气最大、也最积极主动地与当局合作,于是就成为官方「礼贤下士」的不二之选。冉云飞在《季羡林为什么这样红》一文中如此分析说:「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这样红。」可谓一语中的。
   
   温家宝前后「五顾季庐」,除了完成其「职务性使命」之外,当然还有他本人对季羡林的「个人感情」。每次去探望季羡林,温家宝都不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温季之间谈笑风生,十分投机,事先预留的时间都大大「超支」。季羡林去世之后,有记者整理出了一篇题为《总理与一代大师:温家宝与季羡林之间的情缘》的报道,详细记载了温季两人的几次谈话。也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我发现温季两人确实是「气味相投」,他们对许多话题都有共同的兴趣和一致的看法。他们之间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伪善」,所以他们会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温季如何「惺惺相惜」
   
   温家宝第三次探望季羡林的时候,对他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文章的好坏,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温家宝喜欢季羡林的文字,亦无可厚非。但硬要说季羡林的文字「耐读」,显然是过誉了。季羡林的文字像一杯白开水、像小学生作文,可以说浅显和朴素,但确实不耐读,我约略扫一遍便读不下去了,也真佩服总理阁下居然可以一连读好几遍,可谓耐心非凡也。
   
   当季羡林撒娇式地感叹「我这一生几起几落」的时候,温家宝接着话题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温家宝难道不知道:季羡林的「困难」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谁将季羡林投入「牛棚」的呢?还不是你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吗?当人民和国家被党以武力绑架之后,知识分子只能乖乖地为党服务、甚至遭到党的「误解」也要甘之如饴。谁要是敢于发出「我爱党,可是党爱我吗?」的追问,谁就必定受到残酷的整肃。如果将温家宝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奴隶,即便党虐待你,你也要将党当作愚忠一生的信仰。
   
   在另一次会见中,季羡林与温家宝探讨了「和谐」的话题。季羡林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这番对话,互相掉书袋,却空洞无物,无视中国社会不和谐的现实,故作深沉地谈「和谐」,酸腐之气,扑面而来。
   
   下一次见面时,温家宝又给季羡林戴上一顶高帽子,他说:「我每次来都深得教益,去年咱们谈的『和谐』,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谐,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全会决定里就吸收了您的意见。」季羡林的建议经过温家宝的中转,居然成了中央全会决议的一部分,作为帝王师,这是何等的荣耀!然而,我却质疑:中共连外部的社会的和谐都无法实现,哪有能力来管人自身的内在的和谐呢?中共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病根和最不和谐的因素,中国社会和谐的希望,就在于中共放弃一党独裁。温家宝和季羡林幻想在专制制度下呼吁人的道德伦理的回归,这不是当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翻版吗?
   
   下面的这番对话更是互相吹捧–季羡林对温家宝说:「现在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平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则深有感触地说:「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常常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状的温家宝,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贴心人。但是,难道是国人强迫或选举温家宝们当国家领导人的吗?用一句俗话说,你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国的领导人确实不好当,但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更有能力的人来当呢?
   
   国家主义的魔咒几时可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产之后,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季羡林遂充当了一名爱国主义的典范。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季羡林说:「两者缺一不可。」温家宝说:「我给华侨讲时,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季羡林趁机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温家宝说:「好,我回去以后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毛遂自荐」,不惜直接要求当权者干涉小学教材的编辑工作,这也太不符合儒家「谦谦君子」的风范了。而温家宝的「反映」当然是不会没有效果的,果然,季羡林的一篇题为《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学语文教材。
   
   人的母亲只有一个,将国家和政府当作母亲,是对自己的母亲的羞辱。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难道没有听过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名言吗–「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国文化带到哪里。」当所谓的「祖国」羞辱和逼迫母亲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呢?法国作家加缪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在祖国与母亲之间,我选择母亲。」而季羡林的选择是相反的:他声称爱母亲,其实他爱的是权力,他何曾爱和关切过天安门母亲呢?杀死这些母亲的孩子的,不正是共产党政权吗?季羡林也曾在八九民运中的一份知识分子的声明上领衔签名,那么多被杀害的孩子,那么多失去孩子的母亲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抗争,难道他全都忘记了吗?
   
   温家宝还谈到了季羡林送给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颂》。温家宝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您大概从小就对泰山很喜欢?」季羡林说:「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温家宝说:「对,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民族颂。」季羡林说:「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托。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脔,历代帝王都喜欢通过泰山封禅的活动来巩固皇权和增强「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羡林要么是对中国的历史常识极度无知,要么就是故意以此来谄媚当权者,将当权者当作帝王顶礼膜拜,这种「士之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后不久。温家宝对季羡林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这不是受虐狂吗?既然季羡林认为灾难对自己是有益的,就应当感谢「文革」,感谢「牛棚」,大声疾呼再来一次!又何必在《牛棚杂忆》中发出种种抱怨呢?既然温家宝认为灾难可以让我们这个民族「愈挫愈奋」,那么视察灾区的时候,又何必挤出几滴眼泪来呢?你们在这里轻松地谈论灾难的「正面效应」,我却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们,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的观点。多难从来不会兴邦,但极权主义政权会利用各种灾难来巩固自身之统治,就如同斯大林当年利用纳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独裁的程度一样。
   
   温季合作的爱国「二人转」可休矣。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正值纳粹兴起、希特勒上台,我怀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则,他怎么会在《忆往述怀》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种爱国不正是纳粹所鼓吹的那一套吗?那么多德国的年轻人,正是在这种爱国魔咒的驱使下,走向战场,疯狂杀戮,最后自己也成了炮灰。对此,冉云飞尖锐地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
   
   季羡林算是老北大人了,当年他曾经与胡适共事,难道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吗?胡适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与季羡林的「爱国没商量」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民国时代生活过的老辈学者中,季羡林本是平庸之辈,唯一的优势就是活得比较久罢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以长寿的优势终于等来了一顶辞也辞不掉的「国学大师」的帽子,简称为「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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