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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下令销毁饥荒死人数据

中国大饥荒惊人内幕:周恩来销毁证据 邓小平包庇官员
   中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当年为饥饿的人民做了什么?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年如何处理欺上瞒下,造成成千万人饿死的高级官员?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上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文过饰非,掩盖真相。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秘,人们发现,一些在过去形象很好的领导人在那场大灾难中也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那么,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彭真,陈云这些人,他们知不知道出现了大饥荒,他们知不知道死亡人数有多少,他们具体有什么样的反应?
   
   周恩来下令销毁饥荒死人数据

   杨继绳认为:应该说他们知道一些,但是知道得不全面。59年春天不是有各种信向他们反应吗,他们当个别问题处理,没有当全局问题处理,更没有从政策上和制度上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嘛。这个案子报了,那个案子报了,当时有局部和全部的关系,支流和主流的关系,这是局部的问题不是全部的问题,这是支流的问题不是主流的问题。这是“九个指头”里“一个指头”,“九个指头”还是好的,所以他当时是当局部问题处理。局部问题当然是跟他们主观的偏见有关,更主要的是这个制度下封锁消息,讲假话。在专制制度下,是假话盛行的制度, 当权者既要向下面封锁信息,同时下面也向他封锁信息啊。下面向上面封锁消息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他的错误不被上面知道,报喜不报忧,这是集权制度通常的一个毛病。
   
   周恩来下令毁证
   
   在大饥荒过后,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布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
   
   但是在61年底,有三个人搞个调查,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周伯萍在80年代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
   
   后来,杨继绳去周伯萍家里查证,周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到底几千万,周伯萍没有说。再问他,他不吭气。
   
   正好巧合,杨跟他谈话时,看到墙上挂一个照片,是杨的同学照片,他说那不是常西昌(音)吗?周说你怎么认识,杨说是同学。周老先生本来穿的西服革履接受采访,后来回房,跟老伴说是常西昌的同学。杨继绳就再问他几千万,他说,咳,你管这干什么。还以一种长辈的身份来教训杨,最后就没有谈成。
   
   周伯萍说,你年轻人不要问这事,还说这话,就几千万。
   
   后来,杨说,是不是两千万啊?
   
   周说,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数。
   
   但杨继绳认为肯定不止两千万。若当时多问一点,四千万、三千万也可能是的。
   
   这个事情报给周恩来后,周恩来让他赶紧销毁。销毁这个数字,一个礼拜以后周恩来又问销毁没有,他们就说销毁了,是他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因为当时是制版印刷。
   
   那么,这个数字,他们销毁的这个数字,除了周恩来还有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知道呢?
   
   杨继绳说:估计毛知道。但是后来是不是透露出去很难说。因为陈一咨不是在外面讲四、五千万吗?是不是这个数字我就不好说。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他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经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纳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
   
   欺上瞒下的常态
   
   毛泽东是中央首要人物,那么他了解的情况会不会比其他领导人多一些呢?
   
   杨继绳说:应该。但是从中国的制度来看,不是那个时期,现在这个时期,都是报忧比较多,要钱嘛,跑步向钱嘛。问题都集在中央,在北京看很多,在别的地方看很少。在那个时代,比如毛泽东下去跑一圈就感觉良好。但是这些省委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讲假话,但是在实际部门上讲真话。比如李井泉这个人,四川省委书记,在毛泽东那里大包大揽,说没事,我们这里有粮食,但是他跟李先念、跟陈国栋讨价还价,征购粮食多了少了。他想少征购一点,陈国栋和李先念想多征购一点,这样他如果在李先念面前少交了多少粮食,他更有胆量跟毛泽东说假话了。
   
   不仅省委书记说假话,就连周恩来也向毛泽东隐瞒“大饥荒”的真相。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岱尔社区学院(Normandale Community College)教授、中共党史专家丁抒说,周恩来“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
   
   丁抒说:“就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共中央报告,14个省发生夏荒,其中9个省夏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周恩来其实心里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他其实头脑是清醒的。但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绝对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负面意见。他对这些坏消息从来不向毛泽东报告的。”
   
   李先念曾经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当时是国务院的副总理,他主管经济、财经。那么他当时是不是更了解情况呢?
   
   杨继绳说:李先念很了解情况,但是焦头烂额的。他一个是城市的粮食他要管,当时报了天津几天,沈阳几天这么报,没粮食吃。外贸出口的要鸡蛋,要猪肉,出不出去,他也很着急,所以成天要粮要粮啊,要鸡蛋要肉,什么都是他出面开电话会议,催粮食、催鸡蛋、催出口产品,他当时也是一种制度下的压力,他管这个事情。
   
   粮食征购和饥民遍野
   
   中国官方媒体在描述李先念在“大跃进”时期的表现时经常谈到李先念当时表现出的务实态度。官方一些史料也说,在“大饥荒”期间,李先念曾经提出减少粮食征购。但是专门研究过“大饥荒”的中共党史专家丁抒教授指出,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李先念坚决执行,把毛泽东要全国学习河南省强行征购粮食的讲话越级向全国传达,加剧了各地的饥荒。
   
   《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的作者、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指出,中共中央“先下手为强”的政策严重加剧了四川的饥荒。王东渝对川西地区的饥荒进行过深入调查和研究。他说,仅温江地区1959年11月到1960年就饿死了50多万人。
   
   王东渝说:“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把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讲话传达下去了。后来河南省委财贸书记宋致和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起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这个边收割,边征购就在全国许多省份执行。这就是造成1959年11月开始全国普遍饿死人的关键原因。”
   
   王东渝还说:“那个冬春饿死人是断粮的问题,是完全没有粮食的问题,完全把粮食给农民搜光了。中央下的命令就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统统搜光。他们自始至终认为农民在瞒产私分。你既然要瞒产私分,你反正都要瞒产,老子干脆给你搜光。搜光了以后你还是饿不死。为什么饿不死?你粮食是藏起来的。从上到下都是这个观点。”
   
   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的路宪文1993年8月在回忆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
   
   按说,李先念管这个事情,他就应该知道下面很困难了,粮食已经是不多了,已经收不上来了,那他是什么反应?是向上面报告真实情况呢还是说向下面压,一定要完成任务呢?
   
   杨继绳说:他还是想完成任务,下面的情况他知道,因为他第一线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多么严重饿死多少人他不一定知道那么多。并且当时主要问题是运输问题,当时铁路系统没有那么发达。
   
   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
   
   杨继绳说:李先念当然知道没粮食。所以有全部和局部嘛。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这是后来演变的话。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
   
   邓小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
   
   王东渝(化名东夫)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
   
   然而就是这个每人每天半斤的留粮,其实也是政府虚夸的结果,温江的百姓实际上连这点粮食也没有。
   
   王东渝说:“根本就没有,因为它是浮夸的。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啊?我们的产量是由领导算、是由各级政府算的,不是农民的实际产量啊。比如说粮食一亩地只打了500斤,他给你算成1000斤。算成1000斤,他说我收你400斤,收你500斤,你还有500斤嘛。实际上他只有500斤的产量,收完就没有了。很多地方是一粒粮食都没有,全部吃野菜,全部断粮,全部公共食堂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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