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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万劫不复的现代亡国奴


   
   
   
   

    莫非13亿大陆中国人即红色中国人遭受毛共魔党的奴役并不到位,以至现如今,余杰竟然将张千帆、胡星斗、贺卫方、杜光等70余位“吃饱了没事干”的所谓学者、专家或公知们苦心孤诣联署上书《改革共识倡议书》,指称为只不过“有可能是通往奴役的驿站”的么?!
    黑匣子主义认为,其实,毛共魔党首领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奓着贼胆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悍然向全世界公开宣告这个极其血腥且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四不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刻起,被其劫持和绑架的大陆中国即红色中国n亿中国人便成了本星球上有人类史以来人数最多、最为惨痛、也最可悲哀的亡国奴——现代亡国奴也。
    现代亡国奴,也就是被西魔马克思发明且由东魔毛泽东发展到顶峰的共产魔教主义异端邪说及流氓无赖强盗混账逻辑所奴役的亡国奴,其惨痛与悲哀之处则在于:
    ①红色中国n亿亡国奴具有双重奴隶身份(或曰双重人质身份),即亡国奴的亡国奴,或者说,既是苏俄新沙皇斯大林的奴隶(或曰人质),同时又是天字第一号卖国奸宄红色亡国奴毛泽东的奴隶(或曰人质)。
    ②红色中国n亿亡国奴尽管身为亡国奴,但反而要为天字第一号卖国奸宄毛泽东即红色亡国奴感恩载德,感激涕零,地动山摇地山呼万岁,乃至于形成为一个亘古未有且旷世未闻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③红色中国n亿亡国奴若是想要跑到香港去做香港人那样的亡国奴,还非得冒着生命危险偷渡不可的,并有上千万红色中国亡国奴为此而死于非命。
    ④红色中国n亿亡国奴尽管身为亡国奴,但却一直自我感觉良好,感觉自己就是这块红色殖民地的主人,甚或像“反愚昧迷信斗士”司马南、“北大鸟教授”孔庆东之类至今仍然还在为此感到骄傲不已,津津乐道,乃至于其亡国奴地位根本无法解脱,其亡国奴病态也根本无可救药。
     ⑤红色中国n亿亡国奴在毛氏共产魔教主义“三独”主义统治体制即流氓无赖强盗混账阶级全面专政体制下,遭受着毛共魔党的政治奴役、经济奴役、社会奴役、聚居奴役、迁徙奴役、就业奴役、婚嫁奴役、生育奴役、脑袋奴役、精神奴役、灵魂奴役、意识奴役、信仰奴役、文化奴役、新闻奴役、喉舌奴役、眼睛奴役、耳朵奴役、舆论奴役、出版奴役、网络奴役……反正,毛共魔党对于红色中国n亿亡国奴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衣食住行婚恋嫁娶吃喝撒拉睡等实行全面的奴役,全方位的奴役,无所不包的奴役,无孔不入的奴役,无所不在的奴役,以致其人权、物权、主权、自由及尊严等最基本的人生价值丧失净尽,顶多或顶好也只不过是毛共魔党首领毛泽东者流豕交兽畜的对象即马牛羊鸡犬豕之类的动物罢了。此乃亘古未有且旷世未闻的“覆盆之冤”及“覆巢之厄”也!
     ⑥红色中国n亿亡国奴蒙受毛共魔党一手制造的亘古未有且旷世未闻的“覆盆之冤”及“覆巢之厄”之后,就连冤“头”债“主”也都找不到,不仅无法解脱,而且告状无门,惟有像飞蛾扑火或鸡给黄鼠狼拜年似的“上访”、“上书”、“请愿”、“进谏”、“第二种忠诚”,乃至“下跪”、“自残”、“自欺”、“自阉”、“自焚”、“自杀”……没有任何出路,极其可悲可叹可哀复可怜哪!
     等等,等等。
     即如当下,“改革”之于毛共魔党,纯粹是一个悖论,一个伪概念,一个垂死挣扎的借口而已,可张千帆、胡星斗、贺卫方、杜光等70余位“吃饱了没事干”的所谓学者、专家或公知们,仍然还要为之瞎操心,竭尽“第二种忠诚”,乃至联署上书《改革共识倡议书》来着!而余杰竟然又将张千帆、胡星斗、贺卫方、杜光等70余位“吃饱了没事干”的所谓学者、专家或公知们苦心孤诣联署上书《改革共识倡议书》,则指称为只不过“有可能是通往奴役的驿站”来着!
    那么,所有这一切,也就足以证明西魔马克思发明且由东魔毛泽东发展到顶峰的共产魔教主义异端邪说及流氓无赖强盗混账逻辑的邪恶及厉害所在了。
   
   
   
   个人标签: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附件】

   

   
    对共识的追求有可能是通往奴役的驿站

   

   
    ——评《改革共识倡议书》

   

   
   余 杰

   
    通往极权主义的道路有很多,比如韩寒就说过,“通过北韩的道路是每个人的沉默铺成的”;而在我看来,自以为是地定义“共识”、强求“共识”、推行“共识”,亦是通往奴役之路上的一个必经的驿站。
    2012年11月,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炎黄春秋》杂志社共同主办了“改革共识论坛”,该会议在最后提出一项《改革共识倡议书》,共有71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份文件上签名。其中有不少是我尊重的师长和前辈,但我对他们个人的敬重并不意味着我认同这份文本。
    我认为,在中国变革的前夜,民间社会发出越来越多的声音,总是一件好事。但是,就这份文本本身而言,比起四年前的《零八宪章》往后退却了一大步。四年的时间间隔,中国的社会矛盾已愈演愈烈,当局主导改革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因此,知识界对现状的思考和批判,应当比《零八宪章》的时候往前走一大步,而不是往后退一大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退却一步,不但无法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反倒可能遭到历史潮流的抛弃。
    我深味中国知识分子复杂而踌躇的心态。他们试图以温和的姿态、谨慎的行为、圆润的措辞,让自己处于某种比较安全的状态。趋利避害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在当局图穷匕现之际,如果不直率地把某些常识表达出来,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缺乏担当的勇气,必然会让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失去“先知”的角色和使命。近年来,中国知识界特别喜欢谈论东欧异议人士,他们偏偏忘记了波兰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克的名言——“指望共产党主子的开明思路,而不是独立的机构获得对于权力的控制,其结果总是令人失望。”米奇尼克还说:“异议者们,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必须告诉人们去怎么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我将围绕此一立场,与《改革共识倡议书》的执笔者商榷。
   
   

   
    不必强求共识,而要在一个共识破裂的时代寻求自我定位

   
    首先,我对这份文本的名字——《改革共识倡议书》——非常不认同。我想追问四个问题:何谓“共识”?如何达成“共识”?为什么改革必须有“共识”?没有“共识”,改革有没有可能成功?
    这份文本一开头就说:“中共十八大报告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意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点强调宪法实施,让我们看到了依宪执政、深化改革的希望。当前,中国改革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对改革的大是大非和总体方向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形成基本共识。为了提炼和凝聚改革共识,我们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六项改革主张。我们认为,它们应构成所有理性公民所认同的改革共识。”
    这份文本对中共十八大报告的感受居然是“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意愿”,恐怕这种感受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感受截然相反。那么,究竟是谁的感觉系统出了问题呢?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中毫无政治改革的信息,陈词滥调、大话空话套话,可谓连篇累牍。胡锦涛声言坚持中共一党独裁的体制,拒绝世界民主化潮流(胡称之为“邪路”),他的想法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美国之音”等媒体的民调都显示,中国民众对此会议和此报告是压倒性的失望、厌恶和愤怒。共产党已经给自己下达了一份死刑判决书。那么,倡议书为何直把杭州当汴州呢?
    这段论述的核心观点是:改革必须有“共识”。在我看来,这个看法本身就是“伪命题”。改革或革命不需要现有“共识”才能启动,它也不以少数自以为“理性”的知识分子的意愿为转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以美国革命为例,开国之父们在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时候,激烈争论了数月之久,虽然勉强通过了这两份历史性文件,但“共识”并未达成,华盛顿并不喜欢的党派分歧仍然没有得以消除。两党制的雏形在当时就已根深蒂固,直到今天,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政府的功用、福利制度、经济制度等社会议题上仍然尖锐对立,在枪支管制、同性恋、堕胎等道德议题上更是针锋相对。换言之,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没有“共识”的国家,而正是没有“共识”使得美国社会充满张力和活力。一个社会没有“共识”,不是社会乱的根源,乃是民主自由的重要标志。
    在遵循个人主义价值的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各自的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准则、政治与经济观念,“求同”不是最高价值,“存异”才是最高价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知识分子所要做的,是成为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的自由与人权的守护者与捍卫者,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灌输或强加给他人,为社会设计出一套“共识”来。具体到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中国,即便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共识”早已破裂,破镜不可重圆。这是一个任何个人或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事实。试图重建“共识”的想法,是对时代状况的无知与自以为“社会良心”的狂妄。
   我注意到,这份文件中有如此之措辞,其六项改革主张,“应构成所有理性公民所认同的改革共识”。这种表述让我感到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并未经过充分讨论乃至辩论的前提下,为什么其他公民就必须接受这样的“共识”呢?如果说理性的公民必定认同此种“共识”,反之,难道不认同这六项改革主张的公民,就不是理性的公民吗?这种独断论和一元论的口吻与思路,正是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文风,正是马克思主义等极权主义的基础。在这个观念和利益都处于分裂状态的世界上,没有人能“代表”所有人,某一群体的“共识”再也无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放弃对“共识”的幻想,确立对自我的定位,才是知识分子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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