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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洞生:对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的几点拙见

对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的几点拙见
    张洞生 1.8.2013.
   
   最近在老朽接触的网络圈子中出现了一些争论,但比起海外民运圈子中的争论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有的互相指对方为中共特务,但是谁也不能把谁奈何。这说明中共特务之多,使人警惕,但互斗也无关大局。
   老朽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说,各国民主化都必须经过若干个阶段。拜人类文明的发展所赐,现在全球已经进入全球化和网络信息时代,消除了时间地点差距的新闻自由传播是实现民主化的又快又好的最佳催化剂和保障。现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比过去美欧各国要缩短了许多许多年。从过去在美国督导下的日本德国、南韩台湾的民主化转型的经验来看,再从俄国东欧和最近的革命成功的民主化过程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结束或者推翻其专制独裁政权之后,大约还需要经过2~3届民主选举之后,即大约经过10~15年之后,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个较正常稳定的民主国家了。也正是由于现在全球已是经进入了全球化和网络信息时代,不可能在专制独裁政权倒台后再出现一个苏哈托、马科斯、穆巴拉克式的专制独裁政权,因为国际大环境和网络信息不可能被新独裁者所垄断而能欺骗民众。为什么过去有拉丁化的民主存在呢?一是因为过去那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较低,贫富、城乡、地区差别过大,存在有权势的军阀或财阀,造成垄断或者地方割据。二是没有现在的网络信息,造成地区或部门封闭,就像缅甸一样。共产党故意欺骗中国人民说,中共一倒台,就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大部分不愿参与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众都为中共的这种骗术所惑,因此需要一波一波的民主运动来使他们清醒过来。10年前,中共拿俄国和东欧说事,嘲笑台湾国会的打架,以欺骗中国人民,其实东欧在共产党倒台后,连小乱都较少。俄国由于苏共解散后,震荡疗法实行得太快,当时俄国还没有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因此政权落入旧官僚手中,形成权贵卖国家族,使庞大的国企瘫痪,成为权贵暴富的工具,就像现在的中共一样。因此,中共倒台后的民主时代,大不了就可能会像现在的印度一样,印度还有几个共产党领导的邦政府呢。民主后吵吵闹闹也许比印度厉害些,GDP增高可能低一些,2~5%,老百姓自由自在,这不很好吗?中共倒台了,仅7000亿元的维稳费就可解决全民医疗保险和教育经费而有余,美欧台湾香港都会帮助中国民主化,而且中国现在的私营企业相当强大,中共倒台就是给他们松绑。那时中国的敌对势力就只有少数的毛极左分子和中共约百来家权贵家族了。因此,我对中共倒台的民主化过程是乐观的。对现在民主人士之间的吵吵闹闹也不必大惊小怪,由他去吧。

   问题在于各国的专制独裁政权包括现在的中共如何倒台,以什么方式倒台?得花多长时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取决于各个的国情和民心民智的觉醒程度,也随国内外大小气候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各国专制独裁政权的倒台不可能有一个既定的模式。但是,总起来说,有2种主要民主化的转型模式,即改革与革命,因此就出现2大民主派别,1是改革派,要求自上而下改革,结束专制,走向民主化,这既需要最高掌权者的良知和智慧,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觉醒和团结能够对上层产生足够大的压力和威慑,有时还需要国际民主势力的支持,才有转型成功的可能。2是革命派,主张自下而上的革命,这就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觉醒和团结奋斗。而这2大派别中,又各有多种小派别。由于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化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路径,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在2大民主派人士中,人们的地位经历观点认识和对民主化进程和阶段性的理解不同,必然就会产生许多的不同民主派别和不同的个人观点,如果大批人因个人观点不同,互相批判,就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一事无成,高层权贵们只会偷着乐。因此,各民主派和民主人士长期的互相理解支持合作是尽快结束专制独裁政权的必要条件。从苏共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倒台,和茉莉花革命的情况来看,不得人心的专制政权在民众被唤醒之后,是会很快倒台的。中共的寿命最多也只有5~1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甚至孙立平(据说是习近平的老师)都是这么看的。
   但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民主转型的成功,总会是改革在前(先),改革不成,最后才会出现革命。所以,1;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其行动的最低共同纲领是参加支持各种维权行动和运动,其言论的最低共同纲领是揭露当权者的谎言和罪行,使民众觉醒,能团结起来迫使掌权者改革或者最后起来革命。如果做不到这最低的要求,无论其言论多么高尚和高调,也就是放空炮而已。如果做到了这些,其余的分歧争不争论,都无关大局。在争民主的过程中,自会‘大浪淘沙’的。2;改良(革)派往往是革命派的先头部队,也是揭露旧政权罪恶和唤醒民众的强大的宣传队,绝大多数的革命派都是脱胎于改良派的,如果先头部队都被打败打垮了,革命派能有多大的作为呢?老朽相信,许多坚定地改革派其实就是革命派在专制独裁政权内部的卧底,他们是因改良不通觉醒后转变而成。只是没有公开打出推翻独裁政权的旗号而已。因此,他们有时对独裁统治者说一些‘小吹大揭批’的把戏也不足为怪。忽视改革派的力量和对民主转型巨大作用和贡献是毫无道理的。试想如果没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苏共和东欧共产党政权会那么容易垮台吗?当然,在反专制独裁的过程中,无论是改良派与革命派都会产生分化,这是自然规律。被淘汰者是自作自受。对习近平等都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呢!因此老朽对体制内民主派要求中共实行82宪法的活动是默许的,这是在不能废除的‘一党专政’情况下的另一可选项,即<炎黄春秋>所说的策略性行动,对‘唤醒民众,团结民众’还是有裨益的。3;‘结束专制实行民主’已经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再不需要民主导师或者民主教父,而最需要的是民主斗士,即对统治者采取斗争行动的斗士。一句‘我们是90后,我们可以牺牲’震天动地,比千篇万篇文章不知强有力多少倍。要向香港人民学习。‘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政权的优越性和专制独裁政权的对比不只是天上人间,而是天堂地狱。五不搞也不是什么理论问题。中共为了挽救其信仰危机,延长其寿命,豢养着百万文人,党校、编辑局、五毛、网管、毛左、特务、环球时报等等,成天制造歪理,美其名曰‘理论自信’,诱骗大家跟他们打无休止的口水战,也挑拨民主派的内斗,其实是‘心虚胆怯’的表现。而像撕毛像的实际群众行动却是太少了。列宁主张:一个实际行动要胜过一百个行动纲领!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现在网络信息传播如此快速发达,在大城市,50%以上的家庭有电脑和打印机。像<南周事件>急需全国民众的支援,设想一 下,如果有名望的人和公知能共同提议在某一天,比如1。10日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公交车私家车各种立交桥和道路栏杆上到处都粘贴上‘支持南周。一坨屎滚出广东。取消新闻检查。’等各种标语,不也是‘全民维权’的鼓舞人心团结人民的壮举吗?虽然毛的“头像下墙,腐尸出堂”完了,也不可以班师回朝,但作为发动广泛的民众运动的起点是较可行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反对‘一党专政’为什么不能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呢?各民主派人士有什么必要热衷于互相批判彼此的理论观点的不足和缺失呢?茉莉花革命的各国出了什么有名的民主理论大师和教父吗?4;老朽一介草民小民,老夫髦矣,无能为也,只有一点为反独裁争民主的行动运动叫好的能力,无意参与各民主人士的理论观点的口水战,厌倦点名批判。如果其他人喜欢争论批判,可参考附件2余杰的文章,平等待人,充分讲理,对事不对人,不要伤害人。其次,应全面看人,党内民主派李锐辛子陵铁流曹思源胡星斗等等为‘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的斗争和成就是值得老朽敬重的。老朽的拙作也只陈述自己的立场观点而已,一孔之见,仅供参考。再说,无权力的民主派的观点对错与否,只能由时间和实践来判决,让它存在下去自生自灭好了,能有多大危害呢?毛左控告茅于轼卖国,茅老即使想卖国也没有权力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谁批到批臭了呢?所以,民主人士之间的互相批判其实是件‘吃力不讨好,伤人害己’的苦差事,不作也罢。
   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地理大国、经济大国,中共是世界上专制政权的超级强权,它正在大力扩军备战、煽动民粹主义,大步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推翻中共政权是世界上民主与专制的最后决战,需要上亿人民的参与斗争。在这伟大的斗争中,每个参与者都是很渺小的。自我膨胀者只会成为民主浪潮淘出的沙子。我生有限,老朽浅薄,不愿也无力批评其他民主人士,使别人和自己徒添烦恼。但愿有生之年能看到专制独裁政权倒台,别无他求。
    ====全文完====
   
   下面的几则附录供参考。
   
   《附录1》。中国记者和作家铁流撰文表示,中国就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门早把媒体管得死死的,几乎没有一点自由的空间,总编以致编辑记者仅不过是奉命行事的工具,庹震立新功“创辉煌”之举,为主管新闻出版的中共又开了一个越界擅权的恶行先河。他们用“狸猫换太子”的本领向外界表白:我们不但有权审还有改,管你同不同意还得用你名义发表!真比强盗还强盗,恶霸还恶霸,根本无视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的尊严与人格,粗暴无礼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
   
   《附录2》。余杰:对共识的追求有可能是通往奴役的驿站—-评《改革共识倡议书》
   
   通往极权主义的道路有很多,比如韩寒就说过,“通过北韩的道路是每个人的沉默铺成的”;而在我看来,自以为是地定义“共识”、强求“共识”、推行“共识”,亦是通往奴役之路上的一个必经的驿站。
   
   2012年11月,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炎黄春秋》杂志社共同主办了“改革共识论坛”,该会议在最后提出一项《改革共识倡议书》,共有71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份文件上签名。其中有不少是我尊重的师长和前辈,但我对他们个人的敬重并不意味着我认同这份文本。
   
   我认为,在中国变革的前夜,民间社会发出越来越多的声音,总是一件好事。但是,就这份文本本身而言,比起四年前的《零八宪章》往后退却了一大步。四年的时间间隔,中国的社会矛盾已愈演愈烈,当局主导改革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因此,知识界对现状的思考和批判,应当比《零八宪章》的时候往前走一大步,而不是往后退一大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退却一步,不但无法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反倒可能遭到历史潮流的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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