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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囚禁台灣戰略的形成

第一章 中共囚禁台灣戰略的形成
   
   袁紅冰
   
   第一節 二零零零年台灣大選

    ——民主的盛典和中共的困境
   
   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血洗歐亞大陸,更有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現代復活形式,即共產主義運動,使人類歷史淹沒於血海淚濤。那是血雨腥風的百年。二十世紀湮滅於虛無,卻沒有人為死於戰禍或者共產主義紅色恐怖的無數冤魂厲鬼舉行安魂之禮。人們只是把渺茫的希望寄托給二十一世紀,並將二十一世紀的起點,稱為“千禧之年”。然而,在這一年,即二零零零年,全球範圍內只發生了一件對人類的自由事業作出歷史性貢獻的事件——二零零零年台灣總統大選以及大選的結果。
   二零零零年大選,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勝出,台灣首次實現執政黨輪替。對於台灣的民主進程,千禧之年的大選結果是盛大的慶典,具有歷史里程碑的意義。
   台灣的民主,固然是先知先覺的勇敢者逾半個世紀不屈不撓抗爭國民黨威權專制的結果,而且抗爭的過程堪稱是鐵窗苦難、流亡悲情和刑場碧血書寫的英雄史詩。不過,從現實政治邏輯的角度審視,台灣民主進程起步於蔣經國時代末期的開放黨禁,穩步推進於李登輝十餘年執政期,至二零零零年陳水扁受到命運的祝福,當選總統,民主轉型終有大成。二零零零年的執政黨輪替,意味著國民黨一黨獨裁專制的黨國體制,曆經百年之後終於退出歷史;政權的平穩交接則論證了民主秩序的確立和人民主權的政治權威。
   在一定的意義上,歷史是大智慧者與大勇敢者的意志的實現。台灣民主轉型未經血雨的洗禮便得大成,李登輝及其政治團隊,厥功至偉。
   威權專制本質上是國民黨權貴政治、經濟和社會特權的表述,國民黨權貴則是威權專制的中流砥柱;欲要威權專制土崩瓦解,必先分化國民黨權貴——撬動台灣民主進程的杠杆就在於裂解國民黨權貴。李登輝深明此理,且深諳此道。國民黨威權獨裁時期,相當一批本土人士,由於命運逼迫不得不混跡於國民黨內,以求生存;其中不乏智慧之士。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在這批智慧之士的協助下,李登輝一方面儘力穩固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一方面採取進兩步退一步的策略,穩步推進台灣民主進程和《中華民國》的本土化。然而,無論策略怎樣高妙,民主的趨勢必然傷害國民黨權貴特權利益,這首先激起國民黨權貴中極端勢力的強烈反擊。但是,由於一時無法撼動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許歷農、趙少康、王建煊、郁慕明等國民黨權貴極端勢力的代表人物,不得不組建“新國民黨連線”,繼之以創立新黨,來抗拒民主趨勢,希望把歷史凍結在威權專制體制內。國民黨權貴本質上是自私至極、貪戀物慾的腐敗集團。當其時也,國民黨擁有巨大黨產和政治優勢,國民黨權貴中的大多數對此難捨難棄,因此,許歷農等人的新黨不僅難以形成阻止民主進程之勢,反而在國民黨權貴階層中造成初步分裂。而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在李登輝的預見中。
   在推舉二零零零年大選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過程中,李登輝妙施“一桃殺二士”之策——這是他裂解國民黨權貴的經典之作。當時,宋楚瑜自恃政治才華出類拔萃,而國民黨政治優勢依在,因此以為只要獲國民黨提名為候選人,自可得總統之大位如探囊取物;連戰木吶愚笨,然而利慾熏心,無自知其愚之明,亦有問鼎之意。李登輝力推連戰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只因其人至愚至蠢,至笨至拙,一旦獲代表國民黨競逐總統大位的資格,在相當程度上便意味著國民黨已經未選先輸。同時,連戰候選人資格甫一確定,宋楚瑜被逼無奈,激憤之下離國民黨出走,獨立參選;不過,沒有了政黨依托,宋楚瑜勝選的機會自然大打折扣。於是,李登輝以總統候選人之一“桃”,殺連戰、宋楚瑜二士的政治機會之計已成。
   李登輝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表面上為國民黨競選周旋,實則暗助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陳水扁亦充分展現政治激情與才華,試圖感動台灣。盡人事者,終得天意之助——選前三天,朱熔基一句“搞台獨者沒有好下場”的威脅之辭,反而激起台灣民眾同仇敵愾之情,陳水扁由此獲利,此豈非天意之助。
   二零零零年台灣大選過程中,李登輝運籌帷幄,折沖樽俎,舉重若輕,玩弄國民黨權貴及連戰、宋楚瑜輩於股掌之中,盡顯謀略大師風彩;執政黨首次輪替,可謂智者李登輝送給千禧年的政治大禮。選舉塵埃落定之後,李登輝即辭國民黨主席之職,在國民黨權貴失去政權如喪妣的嚎啕之痛中,雙袖輕拂,飄然而去,大有古縱橫家之風。
   首次通過自由的選舉,順利實現執政黨輪替——這是台灣民主的慶典,而其政治意義,超越台灣之境,遠播四海。縱觀東亞,日本是由麥克阿瑟的刺刀押上民主建政之路;韓國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同美國的軍事存在直接相關;新加坡實際仍處於改良的威權專制之下;印度、菲律賓、泰國的民主制,還只是青澀的政治蘋果,有待成熟;東亞大陸之上,共產極權專制的巴士底獄依舊存在,漢、藏、蒙、回、維各民族仍然處於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的地位。唯有台灣人民,踏過艱難困苦的命運,曆經數十年不懈追求,終於依靠自己的努力,開始步入民主政治的新紀元——是台灣人民在玉山之巔,點燃了照亮東亞的自由民主的聖火。
   民主的盛典必是極權的惡夢。國民黨失去執政權,民進黨獲得執政權。中共對此始料未及,一時手足無所措,其兩岸政策陷於大困惑之中。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中共對台灣的政策,基本循中國內戰的邏輯運作,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繼續被視為主要的敵人;中共戰略家的思想和視野,都局限在國共兩黨數十年情仇的宿命之中。一九六三年,林彪對台灣工作有一項批示,典型表現出當時中共的心態;批示中寫道:“不解決台灣問題,不消滅蔣介石政權,我黨和國民黨的鬥爭就沒有歷史的結論。沒有徹底戰勝國民黨反動派之前,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就沒有最後鞏固。”所以,當時中共對台灣 的戰略目標簡單而明確,即“解放台灣”,消滅國民黨政權。
   為實現對台的戰略目標,中共在持續對國民黨進行分化瓦解,招降納叛的同時,還試圖收買一切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力量,其中包括某些提出“台獨”主張的政治人物。
   八十年代,鄧小平複出,權力鞏固之後,就對台政策作出某些調整。鄧小平指示,今後不再使用“解放台灣”的口號,改之以“完成統一祖國大業”。顯而易見,這種調整只是策略層面上的改變。
   作出上述調整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口號,能為中共控制台灣增加民族主義的色彩。這點在中共的政治道德基礎被“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摧毀之後,對於中共論證對台政策的合理性至關重要;同時,以民族主義的說辭引領對國民黨權貴的統戰,更容易為國民黨中的投共者找到道德藉口——人常常是虛偽矯情的動物,在作卑鄙之事時尤其如此。其二,放棄“解放台灣”這個過分霸氣外露的宣示,是鄧小平“綿裏藏針”的老辣詭詐的政客個性使然。不過,“綿裏藏針”並非畏縮退避,而是極為陰險的進攻性意志的表述。事實上,複出不久,在一份公開的政治報告中,鄧小平便宣稱,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共十年內必須完成的三大戰略任務之一。其後,由於八十年代接連出現整肅胡耀邦、趙紫陽,以及“天安門”廣場大血案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危機,鄧小平無暇東顧台灣,但是,上述關於十年內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宣示,足以證明中共老一代梟雄控制台灣的情結可謂不死不休。千古艱難唯一死——宗教信徒是從神意中尋求終極安慰;對於不信神的中共梟雄,取得對國民黨的最後勝利,乃是他們生命的終極安慰。
   鄧小平主政,以民族主義為招牌,以黃埔同學會為紐帶,對國民黨退役將領展開新一輪統戰攻勢;許歷農、夏瀛洲一類政治老朽,似獲生命之第二春,其向中共投懷送抱之意,風情萬種,猶如懷春少婦,堪描堪繪。此等令蔣家父子鬼魂都會羞憤難耐的情境,竟公開呈現於世人面前。可知國民黨權貴已經腐朽到自我羞辱的不堪之程度。
   就在上述時期,中共招降納叛的統戰行動,還取得了另一項鮮為人知的進展,即許信良賣身投共,並在其後的二十餘年內,為中共謀台戰略效犬馬之勞。据中共統戰部良知人士透露,八十年代中期之後,許信良多次秘密赴大陸訪問,並明確表達願作中共政治代理人之意;他甚至還提出組建台灣共產黨或者成為中共秘密黨員的意向。中共中央統戰部和中共中央調查部相關人員研究後認為,根據許信良的經歷背景,由其作為中共控制台灣民進黨的秘密代理人,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他的政治能量。後經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長嚴明復批準,用偷渡方式,送許信良返台。
   許信良投共現象,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心理之迷。或許他是想借中共之力,擊潰國民黨威權專制。然而,一個既沒有自己的實力作依托,又缺乏駕馭政治形勢的大智慧之人,試圖同中共作政治博弈,最終只能淪為中共強權任意操控的木偶,不僅失去獨立的政治人格,同時也侮辱了自己為台灣的自由民主奮鬥的歷史。或許許信良認為台灣政治空間狹小,不足以容納其叱吒萬里風雲之志,希冀通過投共,以台灣為跳板,最終進入中國大政治。但是,上天讓他生在寶島,長在台灣,他如想超越宿命,則必有經天緯地之材,而他顯然沒有——無大材支撐的大志,常意味著人生悲劇。
   國民黨權貴投共賣台表述趨利悖義之徒的卑鄙。對於許信良投共,我卻不願如此視之。回顧許信良形跡,可知他乃生命力蓬勃旺盛之人——他的生命猶如一座燒成暗紅的熾烈的鐵鏟,鐵爐內熊熊燃燒的是個人的政治野心和一擲千金的賭徒勇氣。
   一九八九年,中共安排之下,許信良從大陸偷渡返台,旋即被捕。翌年,許信良獲釋,很快被選為民進黨主席。中共以許信良作政治代理人,控制民進黨的方略,起步順利。但是,許信良為中共立功之心過於急切,以致犯一大錯,不僅前功盡棄,而且此後的政治跋涉也因此一路步履維艱。
   一九八九年,六 . 四學運引發的全民抗爭,以中共數十萬大軍血洗北京為結局。中共的反人類罪行震撼全球,人神共憤。國際社會展開對中共的經濟制裁。政治大危機復之以經濟困境,中共可謂雪上加霜。許信良急中共之憂,經過幾年思慮,提出“大膽西進”之論。此論明為台灣謀劃國策,實則鼓動台商投資大陸,以助中共衝出國際經濟制裁的困境。
   許信良“大膽西進”之論雖然博得中共暴政的贊賞,可是卻意味著政治策略的致命失誤。因為,“大膽西進”違悖當時台灣的黨心民意,從而引發對許信良政治立場的普遍疑慮。正是這種普遍疑慮導致二零零零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之爭,許信良敗北,陳水扁勝出。情急之下,許信良退出民進黨,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同新黨黨員朱惠良聯袂加入大選競逐。許信良深知此時中共視李登輝為“台獨首惡”,所以,他選擇台灣政壇上李登輝的直接反對派,新黨黨員作副參選。許信良此舉意在繼續討中共歡心,不過,從此之後,中共以許信良為代理人控制民進黨之策,便成昨日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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