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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观察:习近平高调镇压全能神教反映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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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局观察:习近平高调镇压全能神教反映出什么?
   
     今日中南海对全能神教公开地全面揭批和镇压,反映出习近平在走新加坡道路,而不会走日本自民党的道路,习近平在重走江泽民当初“揭批法轮功”的路。这是预料中的事情,因为全能神教突破了习近平的底线,习近平再开明,其太子党出身,注定了他(至少现在)很难接受对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否定。
     与法轮功当初不反共且投机中共截然相反,全能神教一开始就指中共是大红龙,号召信徒与中共决战,反共的立场决绝且鲜明,换了谁都会镇压,即使是胡耀邦、赵紫阳都会镇压,这就突破了太子党习近平的底线,习近平再有心改革,也接受不了这种组织,因为要他首先要稳固统治,才能有所作为。
   


     中共对付全能神教,出乎预料的只是:为什么现在突然公开高调镇压?其实胡锦涛早就在镇压全能神教了,2005年,桂林市委根据中央指示,下发到桂林市广电局的红头文件,单位的“610”负责人之一,刻意给我看以示警告,我看了一下,上面列有十四种取缔的“邪教”名单,除了法轮功外,还有全能神、香功、观音法门等等。胡锦涛的本质特征是阴狠,吃人不吐骨头,不露痕迹,不留把柄,胡锦涛上台之初,就指示中国各使馆、领馆撤掉反法轮功宣传牌,命令公安国保操走已经释放的法轮功信徒的拘捕文件。
     这种黑社会式的镇压尽管振荡小,但因为太弱势(只有阴招,全无意识形态)的弊端,它会导致政法系统离心离德,容易引发全面崩溃。对此,习近平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要继承江泽民高调的做法。这就是习近平一上台突然高调镇压全能神教的原因。
     但高调的镇压不见得就比低调的镇压更残暴,现在稍有一点客观的普通法轮功信徒都承认:胡锦涛虽然不表态,但他对法轮功的镇压,实际上比江泽民狠得多。活摘法轮功器官的案件,正是集中地发生于胡锦涛时代。
   
     习近平高调镇压全能神教,等于是免费全世界打广告,只能刺激全能神教更加强势地崛起,就如当年江泽民揭批法轮功,反帮助法轮功兴起一样。全能神教的强势崛起,与今天法轮功的衰落势头对比十分鲜明,与受迫害之初大相径庭,今天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几乎丧失了影响力。我的老乡,流亡泰国的民主党人李志友亲眼所见:在泰国芭提雅旅游景点,中国游客普遍对法轮功的“讲真相”,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许多人不接法轮功传单,或把传单仍在海滩上...而对民运人士散发的资料,现在好些人到饶有兴趣,并对民运人士报之以同情的态度——只可惜,象法轮功信徒那样讲真相的民运异议人士太少了。
   
     习近平高调镇压全能神教,反映出全能神教在中国大陆影响力巨大。据新西兰独立记者王宁的调查:全能神教目前在全国已拥有一千多万教徒(显然比法轮功造假吹牛的“全国两亿大法弟子”说更可信),许多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同时也是全能神教的信徒。全能神教因为敢于面对中共专制统治的现实、而且教义完备且有所突破,因此它比基督教其他教派、甚至法轮功拥有远为强韧的生命力。调查表明:全能神教现今在港澳台、在中国大陆西藏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都拥有了组织和巨量的信众。
   
     从教义来看,全能神教是基督教的一门教派:它尊奉基督教的《圣经》,并明确地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控制中国、迷惑世界的大红龙,这和《圣经》启示录的预言是一致的,但不同于现存基督教一切其他教派的是:全能神教接受佛教中的转世轮回说。这对于基督教和佛教来说,都是一种伟大的超越。我每次读《圣经》,总感觉所罗门的《传道书》和耶稣的话语带有佛教的意味,而有关学者的考据证明:耶稣青少年时代失踪的十八年,去了印度和西藏,并先后领信于婆罗门教和佛教。一八八七年,俄国作家兼旅行记者尼古拉斯.诺托维茨(Nicolas Notovitch)最早在拉达克邦国的首府列赫(Leh,该地区地处西藏南部山中,在伊萨的年代并不属西藏版图,定性为藏传佛教之寺院是后来的事。)市郊二十五英里左右的一座佛教寺院,名叫希米斯『Himis』,即『法戒寺』,查到耶稣(异译“以撒”)的记载,耶稣是一个相貌俊伟、高鼻隆额的中东人青年,在印度及喜马拉雅学习宗教的记载,据记载:
     “以撒”出自以色列,十三岁时为逃避父母指婚,跟从中东东行骆驼商队到达印度河流域,先跟从婆罗门教,后因厌恶婆罗门的阶级压迫观念、违背婆罗门种姓制度,向“贱民”传道,而遭开除和追捕,被迫逃到喜马拉雅山,从此皈依佛教密宗,二十八岁得道。得道后于二十九岁返回中东传教,但两年后被钉十字架。
     一八九四年,诺托维茨把这些资料以法文出版成《耶穌基督未为人知的生平(或译作《耶穌基督佚史》)》(The unknown life of Jesus Christ)一书。(英译版为《The Lost Years of Jesus》)。此书的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剧烈的震撼,霎时基督教、天主教各派群起反对,均大力谴责诺氏造谣。
     但其后印裔英国宗教学者暨预言家史弯米.阿喜达南达(Swami Abhedananda),于一九二二,率领一批学者,专程前往西藏法戒寺,探查伊萨传说一案。俄国著名的学者暨艺术家尼古拉斯.罗厄烈冶(Nicholas Roerich),罗氏夫妇与一子佐治及六位友人,一共九人,组成探险团,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间,遍游西藏、新疆、喀玛昆仑山脉、喜玛拉雅山、阿尔泰山、戈壁沙漠、甘肃、克什米尔、拉达克、潘闸、锡金……等各地,并专程去列城法戒寺查询伊萨经卷。他们的调查,都证实了“以撒”事迹的存在。
     由此,基督教保守派主流再也不敢强势反驳,但从此对耶稣的“十八年”更加讳莫如深。
   
     我以前读《圣经》时,在魔鬼试探耶稣的一节上很困惑,经上说:魔鬼把耶稣领到万仞高山的峰顶,指着地上的万国说:如果耶稣跟从他,将赐予他统治万国的权柄(让他做大帝国的皇帝),结果被耶稣拒绝。这很奇怪,因为以色列并没有能够俯视万国的高山,只有海拔全世界最高喜马拉雅山才能够“俯视万国”。当时我读到这些,总感觉耶稣不在以色列。
    因此,接受佛教转世轮回的基督教教派全能神教,比死认奥古斯丁删改版《圣经》的现行各教派、以及现在拜偶像的佛教更加完全、更接近真道。
   
     陈泱潮、草虾都独立地悟出了耶、佛相通,他们都是先知。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全能神教才真正是中共的克星。中共是由北面苏俄所生、且兴盛于满洲的一股祸水,而全能神教则兴起于中州河南,其性属土,土克水,因此,真正能克制中共的是全能神教,而断非同样兴于满洲的、水性的法轮功,实际上,法轮功十年来吹捧、寄望比江泽民更左更坏的胡锦涛、污蔑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和“茉莉花”行动,是帮了中共的大忙。
   
     全能神教的创始人名叫赵维山,三个字都有“土”象,“赵”字土下生足,乃移动之土,“维”字右边双土堆积,“山”也有大土之象,因此,中共的克星是赵维山,而不是名字有三点水的李洪志。事实证明:凡是名字带有三点水的人,都是大有利于中共的人,比如: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
   
     颇为奇特的是:赵维山虽则在东北创造“东方闪电”教(全能神教初期的名称)的教义,但在东北却没有市场,直到传教到河南,全能神教才突然兴起(赵维山在河南终于找到了“再来的耶稣”——他指认一位河南邓姓妇女为基督,而这个女人也接受了,而且不孚众望,这难道是巧合?)
     这似乎在印证中土之地的某种克制中共的属性,君不见对中共杀伤力颇大的赵紫阳、高智晟都是中土人士。二十三年前的春夏之交,赵紫阳真的差一点就和平瓦解了共产党政权,连当时访华的戈尔巴乔夫都惊呼:“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看起来就要垮台了。”(《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赵紫阳的和平演变之所以功亏一篑,乃是因为北京的“学运”来得太早,且学运领头人刘晓波、王军涛、柴玲等人不是带着三点水,就是带着“金”——金生水,无形中帮了中共顽固派的忙。不要小看此等细节,我实在告诉民运异议人士那些顽冥不灵的无神论者:若没有“八九学潮”,中共国早于九十年代末邓小平死后即变天了!
     还有一个颇为奇特之处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与全能神教的创教人赵维山,同生于1951年兔年,而他们都是中共(或中共派系的大麻烦制造者),这难道是偶然?这似乎喻示着中共未来的命运,与某位兔年生的能人有着不解之缘。步虚大师的预言中提到:中国在一场劫难后,“玉兔将相渐东升”,只是这东升的玉兔显然不可能是如今向西沉沦的李洪志,而很可能是后来居上的赵维山。
   
     看起来先知的到来往往成双的,第一个扬名的那个是假的,后来的那一个才是真的。
   
     与中共邪性相似的是:法轮功投机不成后的谎言“反迫害”、黑箱操作、打江捧胡护专制、不容异见等行为,也具有邪教的性质。而全能神教其信仰的纯正和不畏强权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全能神教的强势崛起,与今天法轮功的衰落势头对比十分鲜明,与受迫害之初大相径庭,今天法轮功之所以在中国大陆几乎丧失了影响力,并非主要是中共妖魔化之的结果,这至少还以下原因:
   
     一是,预言江泽民“死亡”、“中共亡党”的时间表一再破产;
   
     二是,以“三退”为代表的谎言反共游戏日趋穿帮,骑虎难下,现在“三退”已迫近一亿人,未来两年之内将突破两亿,终将超过党员、团员(或曾经的团员)、少先队员(或曾经的少先队员)的总和,届时怎么收场?到时,法轮功领导层很可能会象胡锦涛那样装孙子不作声、或是死皮白赖否认“三退”与法轮功有任何关系,就象他们现在赖着脸皮说,从来就没有“打江捧胡”这等事一样。
   “九评”推出后的2005年至2006年,法轮功大轰大嗡地反了一阵子共,后来因为胡锦涛、令计划、温家宝的有所表示,其高层为了媚胡盼招安的需要,紧急刹车,指令国内信徒全国范围内停止反共行动,从此法轮功行动主要局限于海外望国内打骚扰电话“讲真相”、重点由反共转为捧胡打江——捧习打江——声讨“血债帮”(按法轮功的偏见标准:中共血债帮唯有“江家帮”,连胡锦涛、李鹏都不算血债帮)。法轮功的这种蜕变,导致其丧失了国内群众基础,而日益沦为一个海外既得利益集团:一个寄生于西方国家政治献金和基金的难民组织。
   
     三是,法轮功在“反迫害”中暴露出只为一己之私,全无公义的偏狭自私本性:别人所受的迫害都算不了什么,只有法轮功所受的迫害才是“全宇宙最大的迫害”;连“六四”屠夫李鹏、西藏屠夫胡锦涛都不算“血债帮”,只有迫害过法轮功的才算“血债帮”;法轮功要别人关注它所受的迫害,却对别人所受的迫害从来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对受迫害比它更深的更久的藏人,更是冷漠到了惊人的程度,李大师甚至对达赖喇嘛还颇为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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