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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的原配夫人

高行健的原配夫人


香港《苹果日报》2012-12-23


严家祺


    高行健是一九八八年开始定居巴黎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与我老婆高皋从北京经香港来到巴黎。我们与高行健早就认识。法国文化部授予高行健“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那天,我与高皋到巴黎第九区“作家与作曲家协会”参加了高行健的授奖仪式。在巴黎期间,我们与高行健有多次往来,发现高行健的女友,与他的原配夫人王学筠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类型”。这样就引起我老婆对王学筠的许多回忆。王学筠家和高皋家是“世交”,她们是小时的玩伴、小学同班同学。早在七十年代,王学筠就曾对高皋说,高行健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看来,

世上无难事,“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目标明确、坚定不移、专心致志,是成功的要素。


   
   在高行健出国前,在一九七四年,高行健就到北京工作,而王学筠在南京。一九八一年初冬季节,当时我家住在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晚饭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房门,看见站在门口的王学筠。我叫着高皋,说“王学筠来了”。高皋有点吃惊的嘟囔着“她怎么突然从南京来了”,立马迎上来,看见只有王学筠一人,一面说,“怎么就妳一个人,高行健呢?!”,一面赶紧把她让进屋来。只见王学筠穿着厚厚的大衣,呆呆地站着,面色煞白,手里攥着一张纸,眼泪止不住刷刷地往外淌。高皋上前楼住她,问到,“怎么啦? ……”忍了半天,王学筠才举起手中的纸,嘣出一句话“他突然写信来,要和我离婚。”高皋说,“找他去!找他去!”,拽着王学筠,抄起外衣就冲出去了。
    我焦急地等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高皋回来了,样子平平和和,歇了口气,开口道:“你猜高行健住在哪里,就在东总布胡同文化部宿舍,原来的传达室,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取暖用的蜂窝煤炉就把屋子占得满满腾腾。高行健坐在书桌后边,我和王学筠紧贴着门挤坐在凳子上,隔着炉子和他面对面。他们俩面无表情都不开腔,我只好东拉西扯,看见床上一大铁桶饼干,就问怎么这么多饼干,高行健则面无表情喃喃回道,有时几天不出门,就吃点饼干……反正是劝‘和’不劝‘分’。我自觉没趣,时间也太晚了,说了声那我就先回去了。没等我开门,王学筠站起身说要跟我一起走。我赶忙拦着她说,这是妳自己的家,怎么能跟我走,把她往回推,径自开门,就回来了。”
    後来听王学筠讲,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溜溜地坐了一夜,一句话都没说。看来,高行健是铁了心,一定要离婚。
   
   高行健和王学筠的相识,还算是浪漫的。
   王学筠祖籍安徽,父亲王气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散文学家。她和高行健都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相差四届。高行健高三时,希望在跨进大学前能找到一个女友,看中了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文静稳重、出身于教授家庭的学妹王学筠,利用上学放学同路的机会,有意与她接近,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
   高行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局工作。
   一九六七年,王学筠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利用文化革命大串联的机会到北京与高行健会面。王学筠说,当时大学生是不准结婚的,但是,在高行健执意坚持下,还是把婚结了。不久,王学筠的父亲被打成“特嫌”、关进牛棚。
    一九六八年,王学筠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市陶瓷厂当工人,工厂在大山里,全是农民工,连报纸都看不到, 没纸、没笔,王学筠夸张地形容, 离开时连字都快不会写了。 其间,高行健欲将妻子调至干校团聚,因王父问题尚未解决,没有调成。
    一九七0年,他们的儿子王成至(小名毛毛)出生。为解决分居问题,高行健设法和妻子一同到安徽省皖南宁国县“港口中学”,王学筠教书,高行健担任政工组组长、革委会委员,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并加入了共产党。宁国县非常偏僻,传说连日本人都没去。当时正值备战时期,情势紧张,他们就想找一个能躲避战事,又有柴、有米、有水的地方,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王学筠教学工作繁重,把儿子寄养在父母家中,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优于他们,不要高行健负担养儿费用。高行健心里明白,曾对王学筠戏言,“妳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妳当老婆做什么?”
    宁国县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七四年,高行健以王气钟女婿的身份找到北京的南楚珍,他是王气钟的老朋友,刚刚被解放的官员。当时,外文局正需要一位法语人才,有法语专长的高行健在南楚珍的帮助下,被调进外文局国际书店《中国建设》杂志社,王学筠仍留在安徽。
    高行健一直想方设法要把妻子调回北京,还曾亲自跑回宁国县办理,却屡屡失败。
    七十年代末,高行健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此时,王学筠的父亲已被解放,因身边无子女,于一九七九年将女儿调回南京大学留学生部任教。高行健夫妻虽然都离开了穷乡僻壤的宁国县,却仍然分居两地。王学筠每年暑假到北京和丈夫团聚,她父母也有时随行,顺便看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长子王学庄,高行健经常跑前跑后帮忙照应。高皋当时在北京一个小医院工作,高行健为了让王学筠在北京多待几天,就以生病为由要高皋帮王学筠开“病假条”。高行健则一有时间就回南京看望妻儿。
    好景不长。从高行健正式提出离婚起,夫妻之间便形同陌路,而王学筠坚持不离,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法院判决。高行健负担儿子每月十六元抚养费。一九八七年,高行健去国后,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中断了。离婚对王学筠的打击很大,提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变了个人似的。
    二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高皋与王学筠通电话,得知王学筠以副教授的身份已从南京大学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帮忙照顾儿子。王学筠谈了高行健的家史,又谈了毛毛的情况。毛毛取名“成至”,是“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的意思。毛毛有一些高行健的性格特征,从小喜欢临摹名画,功底颇深,足以乱真,因为没被美院录取而就此封笔。毛毛一心向学、外语极好,在得到博士学位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所工作。高皋说,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到,毛毛忠厚老实,懂事孝顺,性格更像妈妈。
(2012/12/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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