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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现代国家农奴制度


徐水良


   

2012-12-22日


   

   
   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之后,正常情况下,往往是农奴制社会,在这种农奴制社会中,很可能会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但奴隶制度不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农奴制度。
   
   中国、俄罗斯、东方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走的就是这样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三代(夏商周),很可能也是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分封制度。
   
   特殊情况下,在有大规模频繁战争、周边地区有广阔的蛮族社会可供奴隶掠夺的地区,如果形成比较发达的奴隶交易市场,那就会产生奴隶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社会。例如地中海周边的那些国家。
   
   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有过奴隶制度,但应该没有奴隶制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社会。郭沫若和马列理论家论证中国古代是奴隶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社会,证据不足。他们提供的证据,充其量只能证明,当时存在奴隶制度,而不能证明是奴隶制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社会。
   
   中国历史、印度历史,和地中海周边国家的历史,属于三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模式。俄罗斯、东亚、日本等国家,应该比较接近中国模式。但俄罗斯和日本,封建制度的消灭,比中国晚了两千多年。
   
   春秋战国和秦汉以后,随着分封封建制度及贵族制度的衰落和灭亡,中国的农奴制度和伴随的部分奴隶制度,也随着衰落和灭亡。从秦汉以后,中国是反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
   
   把秦汉以后的反封建社会,说成封建社会,是中国马列学者死搬马列主义和地中海历史模式的一个特大错误。多少年来,无数人把马列极权说成是封建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封建提法,都是很不科学的。它掩盖了马列专制的错误,把责任推给与之没有关系的传统文化和国民素质,完全搞乱了事情的本质,搞错了历史的方向。
   
   中国秦汉以后,农奴制度就衰落和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由农民组成的农业社会。高高在上的皇权,除了收税,征兵,徭役等等以外,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包括农民的自由迁徙,几乎不加干涉。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两千年之后,古代历史上的农奴制度,以变相的形式,以比中、外历史上一般农奴制度更加残酷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中国大地。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惊人的大玩笑。
   
   亲华大学学者称这种现代农奴制是国家农奴制,这是非常正确的。(见附件)
   
   这种农奴制度,这就是斯大林和老毛设立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现代农奴只及其户籍制度。
   
   而老毛的现代农奴制度,其保守、顽固、严密、死板和残酷,超过斯大林的现代农奴制度。
   
   这种国家农奴制。比历史上欧洲的农奴制度残酷得多。欧洲的农奴可以逃跑,西欧中世纪城市,农奴逃进城去,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取得自由人的身份,原来的领主也不能迫使他回到农奴地位。
   
   但老毛的国家农奴制度,却没有这种规矩。这种现代农奴,即农民,虽然没有农奴的名称,但地位实际上不如历史上的农奴。只要国家不批准,这些现代农奴就永远只能当国家农奴。十亿农民变成完全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实质上的国家农奴。一般情况下,你没办法逃跑,逃跑了,也没法生活。由于城市严格的户籍制度,即使你逃进城市,也难以在城市生活和居住;即使居住下来了,你仍然农民身份——实质上的国家农奴身份。没有城市会像欧洲中世纪城市那样,承认你的城市居民和自由人身份。
   
   这种现代农奴制,造成了太多的不平等,造成了无数现代农奴的悲剧和死亡,造成了国家的长期停滞,倒退和落后,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因此,有的人,中国历史上没有的,却由老毛现代农奴制度及其户籍制度培养出来的农奴制户籍制的维护者,顽固维护老毛的现代农奴制度——现代国家农奴制及其户籍制,围攻攻击企图改变这种制度的任何人,这些人,是一批非常没有良知、良心、人性和同情心,内心里充满兽性的反动分子。
   
   
   附:
   

国家农奴制


   

——对中国和苏联农村集体化的初步考察


   

文/张舸(清华大学)


   
   
   要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及从20世纪中叶开始,持续20余年的农村集体化生产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不但没有像其最初设想的一样,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反而对国民经济和农村生产造成了影响深重的破坏,甚至直接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死亡。大概没有什么制度,其初衷和结果能够如此南辕北辙。
   
   我认为,如果要谈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及其影响,不以苏联作为参照是不可能的。中国农业的集体化过程,在相当的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而由于对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急切,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急躁、武断,可能较苏联更甚。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对苏联和中国集体化经验和后果的讨论,希望两者能互相发现,以探寻集体化的逻辑、行为直至最终的破产中所包含的规律。
   
   
   
   一 小生产与国家的对抗——为什么要集体化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国家都面临着,或者自认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灭亡危险。尤其是两国在建政之初,面临的是起步晚、发展慢、又受到长期的战争所拖累的疲弱的工业基础,而环顾四周,又充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胁,甚至是直接的军事干预。
   
   面对这一情况,1926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一旦苏联与帝国主义开战,农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强大国防更为关键。因此在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宁可冒得罪农民的风险强化原始积累以加速工业化,也不能牺牲工业化速度、放松“原始积累”以讨好农民。[[i]]虽然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尤其是普氏采用了“榨取”、“剥削”这样“政治不正确”的词汇,但是在实际上,在列强中工业化水平最低、仅仅是刚刚迈入工业化门槛的帝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苏联,除了向占总人口80%的农民索取之外,是没有任何可能的资金来源的。
   
   在中国,情况亦然。经过了长期战乱,原本就贫弱已极的中国工业收到的破坏可谓不可估量,自洋务运动以来的重工业基础几乎耗损殆尽。虽然当时中国在工业化之初得到了苏联的输血,然而以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单靠正在战后重建中的苏联的输血,依然是杯水车薪。苏联充其量只能提供技术、设备和专家,而中国则必须提供相应的资金、原材料和人力。同样地,中国只能向农民索取这些资源。
   
   然而,这种索取当然不可能是“等价交换”的。很简单,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与农民“等价交换”的东西。因此,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对原始积累的渴求,只能通过这种不公平的交换得以满足。但是农民是否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交换?在苏联,1927~1928年度的所谓“粮食危机”,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急于求成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ii]][[iii]]。毫无疑问,其已经危害到了农业的发展,并进一步危及了工业化的进程。显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如果农业先行崩溃,也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灭亡。
   
   在中国,由于战事结束,国际环境相对缓和,国家还没有达到危急存亡的关头。同时,在建政之初进行的土地改革中,在农村的政权机构也已基本建立并巩固了,因此对农村能够实现更加严密的控制。然而,这是不是说,小农此时已经无力与国家对抗了呢?实际上,在农村全面集体化之前,仅仅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对于农民来说,不管其政治觉悟如何,“吃饱饭”永远是第一要求。而当时的统购统销,恰恰就不能保证这一点。刘少奇曾经说过: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iv]]
   
   姑且不从道义上评判上面这一段话,很明显这个制度的存续是以“农民吃不饱”为先决条件的,当然会与农民的现实利益发生冲突。而农民对抗的武器也很简单:手中的生产资料。只要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农民就有资本控制自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在收获之后(由于收获的过程是自行进行的)采取藏匿、瞒报等手段对抗征购计划。
   
   显然,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停止超出农民承受范围的征购计划,放弃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确保农民的生产得到适当的收益;二是彻底剥夺农民对抗征购计划的可能性,全面实行集体化,通过对生产资料、劳动量和分配方式的控制,确保对农产品的征集。而采取前者自然是不可能的,否则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这种征购计划的必要性可言。所以,激进式、带有很强的强制性的集体化,就成为了两国的共同选择。
   
   然而从此刻起,隐患就已经埋下了。
   
   如果以上的分析全部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农业集体化,虽然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但是目的并不在于增进农民的福祉,而是相反,通过损害农民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首先,这种集体化就剥夺了农民与国家进行博弈的权利,确立了农民对于国家的人身从属地位。这样,在有关农民和农业的问题上,农民自身已经不再有发言权,由于生产资料被剥夺,农民的生产行为不得不被列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从短期来看,这种行为当然能够为工业的发展、国防的建设以及官僚机构的生存提供超过国家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资源,然而这却是建立在农民受到损害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这叫做“杀鸡取卵”。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这种制度长期维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过甚,则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二 “国家农奴制农村”——集体化究竟错在哪里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一杯苦酒》中这样写道:
   
   “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他们运用于俄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v]]
   
   集体化之后的农村,的确是处在一种相对于集体化之前更加接近于农奴制的状态。
   
   首先,不论是集体农庄的庄员,还是人民公社的社员,都没有人身移动的自由。这不但表现在从来都没有是否入社(庄)、入哪个社(庄)的自由(在苏联,提出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vi]]),而且表现在入社(庄)之后,没有迁徙甚至短期旅行的自由。这种严密的人身管制,甚至已经超越了两国的封建时代,即使相对于帝俄1861年农奴制改革,都可以称得上一种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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