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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茉莉关于民族自治一文的不同意见


徐水良


   

2012-12-13日


   

   
   茉莉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精神是对的,许多具体说法,例如藏语地区实行藏文教育等说法,也是对的。反对官方取消派的方向也没错。
   
   但是,其总体思想,企图在国家领域维持“民族自治”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也不符合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原则。所以我说几点不同意见:
   
   1、中共的“民族自治”政策,当然来自苏联,不过比苏联更加反动。另外,包括苏联民族地区是民族人士领导等说法,也不对。
   
   这种民族政策,当然迟早要取消。抛弃苏联政策,学习当今的美国政策,也是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必然。
   
   2、中共的民族自治,其实是根本没有什么民族能够自治,都是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民族自治是完全骗人的。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不在于民族政策,而在于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
   
   3、国家以地域划分,在国家领域实行“民族自治”,既违反国家的构成原则,又可能导致“自治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特权和不平等。因此,在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在国家和政府领域,并不搞“民族自治”。
   
   4、只要实行真正的地方自治,地域自治,那么,少数民族地区,占多数的少数民族,自然可能选出本民族的地方政府来进行治理。例如西藏选举,必然是选出藏人来治理。但是,这只能是区域自治,不是“民族自治”,不是自治民族对区域内其他民族的特权统治。
   
   不能承认特权统治,那是基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原则。
   
   5、当然,一个国家,几个民族激烈冲突甚至战争,为了平息冲突或战争,以折中协议,搞各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也是好的选择。但是,这种区域自治,仍然应该是区域自治,而不应该是“民族自治”,因为主张“民族自治”,就是主张该区域的优势民族享有特权。
   
   6、因此,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实行普遍的地方自治,才是从政治上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办法。
   
   7、但是,在国家领域不得实行民族自治,并不等于在其他领域,如文化教育领域,尤其是私人领域不得实行民族自治。
   
   8、自由民主国家,应该给各民族在自己私人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包括语言文字领域等等的高度自治权。就像美国,各族裔都可以自由组织自己的社团,进行自治。各地华人,就组织中华公所等组织,来处理华人事务。
   
   9、因此,在这些领域的民族自治,其实是彻底放开各民族的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教育、文化、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的彻底自由。
   
   在这个基础上,各民族地区及其各种学校,实行何种语言进行教育,完全由地方教育机构和学校自己来决定。取消强制推行统一语言,统一文化等等错误做法。
   
   10、国家应该支持并大力资助民族地区这种言论、结社、教育、文化等等自由。而且应该大力保护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等等。
   
   在人种、民族和其他领域,美国的马赛克或百纳被政策,值得借鉴。
   
   11、说到底,这个问题,也是“公共领域公有化、民主化,私人领域私有化、自由化”这个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在民族领域的贯彻。
   
   12、与民族问题相关的还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包括搞宗教组织的自由。例如藏族,他们的信仰、宗教领袖、宗教组织,对于国家,属于藏人自己的私事,完全应该由藏人自己去决定和处理。国家对于信仰、宗教等私人事务,只要不违法,不能干预。
   
   
   附:
   
            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
   
             (瑞典)茉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下简称“民族自治”),到今天已经制定六十余年了,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但是,这个从未实行的、徒有虚名的政策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机。近年来,一批包括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在内的中共官员、政府智囊和高校学者,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论述,宣传他们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议与主张。
   
   一、争议的起源与论述
   
   在今年2月13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头版头条上,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发表署名文章《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建议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过去,中共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大都只在内部进行,除了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时期之外,少有公开的谈论,而这一次,拥有官方高级职务的朱维群却公开发表此文,因此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朱维群的这个发言可以视为中共高层政策思路的某种转变与试探,也预示着中共在民族事务上未来的政策走向。[1]虽然文中没有直接说出“改变民族政策”这几个字,但任何人读他的文章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简要地概括朱维群的建议,就是下面四点:(1)在将来中国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2)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3)不搞“民族自治市”,(4)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西藏等少数民族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治权,这一直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朱维群的建议却意味着,中共当局不但不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反而准备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他们想要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取消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把各个少数民族统统归入所谓的“中华民族”,从根本上否定西藏等少数民族作为独特民族的存在。对中共当局来说,没有了不同的少数民族,也就没有了自治权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思路不是朱维群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体现了中共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是一群中国专业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从大中国强权的利益出发,自诩提出了民族理论的“新思路”。他们要求中共当局修改民族政策,但中共尚不敢放弃毛泽东自建国以来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直到2008年西藏骚乱,中共当局感觉到“中华民族”的最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考虑这些建议。
   
   我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几位提出“新思路”的学者及其观点:
   
   (1)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文章,提出“去政治化”的“新思路”。马戎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淡化民族意识,只保留“中华民族”的概念,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2]
   
   (2)2009年,中国知名自由派学者刘军宁,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但没有解决预期的问题,反而使民族问题加速恶化。刘军宁提出了“取消民族多元共治”的观点。[3]
   
   (3)2011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重要智库人物的胡鞍钢,和胡联合公开提出“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胡鞍钢等人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就是要加强国家认同,取消民族差别。[4]
   
   其他还有一些中国官方学者和自由派人士的观点和论述,这就不一一列举。
   
   长期以来,西藏等少数民族被中共剥夺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现在,中共更要剥夺少数民族的最后一点尊严,即作为一个独特民族的称号及名义上的自治权。这群主张取消民族自治的学者,不论自称其论述为“新思路”、“新民族政策”,还是“第二代民族政策”,我将在以下的论述中,以“取消派”统称他们。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将指出“取消派”在论述民族问题上所犯的一些逻辑概念谬误。在此文里,我着重指出他们在政策逻辑上所犯的一些谬误。
   
   二、“取消派”民族政策之认知谬误
   
   在纯粹逻辑层面,正确的政策必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对现实的正确认识;第二是设定人民想要达到的目标;三是设计符合因果逻辑的路径,设计出来的路径必须能让给定的现实,依循客观的因果逻辑,逐步发展到预设目标。
   
   我将从上述三项条件来说明“取消派”的民族政策建议所犯的谬误,并同时利用下图一来帮助说明。
   
   图一上方标示着现实、目标与路径三要项,其下方标示逻辑正确的民族政策:中国的现实是民族治理失败,导致民族问题丛生,少数民族追求的目标是民族自治,因此,唯有彻底推行民族自治政策,才是符合因果逻辑的路径设计。然而,“取消派”民族政策建议却犯了图中标示的四项谬误:现实认知的谬误、历史认知的谬误、法律认知的谬误、路径逻辑的谬误。下面我将逐一讨论。
   
   
   (一)现实认知的谬误
   
   自2008年起,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相继爆发暴乱和抗议示威,其声势之大,时间间隔之短,前所未有。[5]这些事件的发生,证明了中共民族治理失败的事实。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中共没有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权,导致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但“取消派”学者的认识却完全相反,他们将治理失败归咎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中共不应该学习“苏联模式”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比如,马戎认为,这些民族问题“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但使西藏、新疆等地的城镇成为社会骚乱的常发地”,[6]也让中国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7]朱维群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也持相同的论点。[8]他们在苏联解体后担心中国分裂,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共学苏联,搞民族自治,助长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分离主义。[9]
   
   民族自治是否真的是苏联瓦解的原因呢?我认为,是很多复杂的原因造成苏联解体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多因一果”,这里暂且不论。现在我只从“取消派”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看成是学苏联模式这一点,去分析他们在认识上的谬误。
   
   中国的民族政策绝对不是学习苏联模式的,我的理由有二:(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管理机关,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等等,那是一种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大都由当地民族人士领导,在其权力结构中,尤其在法院、军界以及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当中,俄罗斯族的代表性均不充分。
   
   而在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如西藏、内蒙和新疆,都只是名义上的自治。中共建立的是汉族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区完全不曾享有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的独立自主权。因此我认为,中国民族治理的失败不是因为仿效了苏联模式,而是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的结果。
   
   (二)历史认知的谬误
   
   “取消派”把中国民族治理的失败归因于苏联模式,为了改变这个现实,他们提出了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议,并大力推崇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2011年10月,胡联合、胡鞍钢在署名的文章中指出,“实践证明,‘民族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而马戎早就提出把族群“文化化”的思路,他认为: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出路,就是学习美国和印度,强调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视为文化差异,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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