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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人权是推动民主的动力

争取人权是推动民主的动力
   
   似乎,一时间对于政改的希望又重新点燃,虽然,长久以来,一些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为此奔走呼号,只是,这一次有更多如我这样的草根也关注事态的发展,这样的局面至少也鼓舞人心。当然,对于当下国家状态,以及人们的宪政愿景,也通过微博一类的网络媒体被再次重申,其力度和广度可谓到达新高。
   在我接触到的一些言论之中,对于当下体制的弊病,以及宪政对国家上层建筑甚至国民精神的重塑,都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对此我无需赘言。温故知新,对于目前这个体制的缺陷,以及宪政的急迫,让我思考:宪政如何实现?如果我把这个问题具体化,那么,我想问:如何让人们自觉地推动宪政?
   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最后一个问题更为关键。也许我的论点并不正确,但是我愿意作为一种可证伪的题目:一个人对政改的推动,与他对政改的认知无关。或者也可以扩大为:认知一种理念,与践行一种理念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联系到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我们普遍地需要补上公民启蒙的课程。因此,过分突出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无益于当下的政改进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我们必然要面对。因为,宪政,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它的建成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或追求一种理念或价值?即使,人们在了解到这一理念对自己的益处,也依然会进行现实的权衡,换句话说,将所有的行为与收益进行整合,我想大多数人不会把推动政改作为生活的首选,甚至远远排在我们惯常的生活价值之后,而必须认知到,那些人们惯常的价值,正是我们需要通过宪政来割除的。
   我对目前社会的认知是:人们普遍对现实不满,希望能够有所变化;但是,人们不希望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社会【而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也是大多数人不愿去深究的原因是:我们自己也是这体制的一部分,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持着体制的运行,换句话说,在我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无知的恶”(相对于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也许我们无需每个人为这种“恶”承担责任(我指的主要是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无知”负责!这也就是启蒙的重要与迫切之处】;人们希望这种变化来自体制或他人;而在变化发生之前,人们宁可忍受种种痛苦与体制相处下去;原因在于,任何改变本身就是对体制的不认同甚至反抗,而反抗体制的代价是巨大的,这也就是人们对现实不满却又忍受体制的原因。
   如果我对体制与人关系的观点正确,那么,如何让这样的人们去为宪政呐喊?也许这样的句式有问题,好像宪政与人们无关似的,应该说,如何让人们为自己的权利呐喊?在如此冗长但是也许必要的引言后,我终于可以进入权利的正题了。
   有必要对近代现代化之路与人们对权利的认知简单梳理,这是一个庞大的题目,我只是简单梳理一个框架。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军事力量下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清政府还有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我找不到更适合的词,将就着用吧)都把提高国家力量(国家富强)作为学习西方的目标,无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提出,还是洋务运动,在原则上,“强国”这一目标没有改变。
   而这一目标则根本框定了当时国人对西方的认知,对于西方的学习局限在器物层面,不仅在于当时国人对西方强大的原因不甚理解,更重要的是,当时国人根据帝制传统经验,是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在富强过程中,人权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人权一步步取得法律地位,对于西方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如果说西方制度是“因”,强大是“果”;国人只是看到了“果”。而就制度而言,国家权力与人权之间的互动博弈,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以及发展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当时清政府学习西方是对“结果的结果”的学习。而直到“甲午战争”以后,国人才意识到制度比器物更重要,而一旦将注意力转到制度建设上,政改就遭到了空前阻力——而这不是我要在这篇文字中讨论的问题。
   辛亥革命开启了制度变革的契机,但是,除了如宋教仁这样罕见的制度追求者外,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甚至孙中山本人,对于制度的意义都不甚了了,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在执政期间都面对重建国家力量的问题,而在这一前提下,政府的集权形成了路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强国”依然是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一致目标。
   短暂的制度革新未能坚持和推进,一方面有着客观的政治因素,另一方面,人才是任何制度的物质载体,有制度而没有人去运行制度,制度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就这一点而言,辛亥革命对于现代公民人格的建设是微弱的,而且,也不能指望一场革命改变两千年帝制下培养出的奴隶人格。不得不说,对于公民启蒙的认知与努力,极大落后于器物的,以及制度的现代化建设。
   直到“新文化运动”,对于国民性的认知,以及现代公民的启蒙才提上社会日程。“新文化运动”之后,新一轮的制度选择又成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焦点。【所幸的是,这一次,我们终于在“学习制度”层面达成共识,而不再纠缠于器物了。】而这一次的制度选择,依然是为了实现“强国”的目标。不同的是, 这一次西方舶来的制度(极权主义),与其说是西方的新发明,不如说它背反了西方的民主传统,只是西方制度发展的插曲;不巧的是,中国却在制度选择的节点上寻找到异端的加盟,这不仅让中国远离民主制度,而且让公民启蒙,尤其是人权觉醒,与国家的发展背道而驰。
   在今天看来,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非常值得钦佩,在当时各种极权主义(左的和右的)争夺中国主宰的情况下,仍旧将争取人权作为民主建设的大纛,见识和勇气光焰万丈。应该说,第一代自由主义者选择的争取人权的道路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指导意义。
   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时间里,一直是以“强国”作为它的根本任务,日本的侵略,以及与中共力量的互动,让这一根本任务无法如愿施展。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政权,是以革命为它的最高任务。双方都不会将自由主义者的呼声当一回事。虽然在政治上自由主义者的影响有限,但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新闻、出版等等领域还有着一定的自由和独立性,也可以说,那一代人接受了正规的公民教育。几乎成为了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唯一。
   1949年后,中国仿效苏联建立起一套社会主义制度,与其说是这一制度,不如说,是从晚清开始的对于人权建设的惯性漠视。而这两者的结合,终于造成了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发生的、数次重大的人权灾难。生命的代价提醒我们,制度与人是同等重要的,人建设制度,制度保障人权,人权又促进制度完善……如此良性循环。而既没有制度,又没有公民,那么,人权灾难的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毛时代的中国,在文革前还沿着“强国”的路线前进,“大跃进”是这一目标的乌托邦蓝图,而“大跃进”的必然失败,却让毛将权力转向,从“强国”变成了革命他自己参与创造的制度本身。这一努力直到毛死亡才渐渐平息。可以说,新中国偏离“强国”路线的时间只有十年。
   而邓的主政重拾“强国”的目标,邓开始的改革一边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一边也在寻求制度上的革新,而这种政改囿于中共的统治地位而必然停留在细枝末节,而不可能带来制度上的性质改变。整个八十年代的政改,无论政策松紧都无法到达体制预期的效果,直到80年代壮烈结束。八十年代的人权意识,是在压抑三十年后的迅速生长,虽然不能说这时的人权意识到达多高的层面,至少在中断多年后,人权意识开始生长。
   90年代的一波民主浪潮,让中国在制度的问题上尴尬又紧张:绝不搞西方制度,但这个制度又靠什么来维持?二次改革开始了“中国特色”的进程,中国在90年代没有闭关锁国,而是继续开放,或者说“瘸腿改革”,在“强国”的方向上没有动摇;而另一方面,“瘸腿改革”必然搁置对于政改的呼声,更重要的是,体制对民众人权意识的觉醒和申认,所采取的压制姿态。经济上的开放(而非自由),以及政治上的持续收紧,构成了过去二十年中国发展的两条主线。而这两种力量的合力,造就了今天的特色中国。
   在某种指标上看,百年中国的“强国”梦想今天已经实现了,我们已经不再是晚清那个弱势政府,而是国际上的大国。而另一方面,体制牺牲人权而投资“强国”梦想,就造成了国内普遍且严重的社会问题。过去十年,尤其是近五六年,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现实也必然的社会倾向。关键在于,宪政如何实现?
   假设体制开始政改——如果这是大多数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期望,那么,体制无法完成的是公民自我启蒙的部分;如果自我启蒙无关体制的政改愿望,那么,这部分内容,无论早晚,需要我们自己完成。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呢?我们都有一种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的惯性,要想改变这种惯性的漂浮,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倒行逆施,就需要一种更为持久的信念支持,而不得不说,即使有,那也只是少数人的选择和道路。不是所有人都有信仰或信念,况且,在过去百年中,有太多事物假借信仰或信念之名,让本来就信仰稀薄的民族更加贫血。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既然是天赋人权,那么让人们知晓自身的权利,让人们与失散多年的权利相逢,我相信,人们自己会做出选择,我不能保证人们一定会选择为民主而努力,但是,这一选择却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权利。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来,维权运动声势浩大,这其中有数例标志性的维权个案,成为这个时代的里程碑。虽然,目前维权运动涉及政治权利的不多,但是,如果回望二十年来的历史轨迹。人权,这个词从陌生到等同于罪大恶极,再到人们普遍地接受,甚至今天自觉地争取维护,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虽然相距西方已经走了几百年的路程还差得远,但是比起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们进步了许多,不仅要看到我们的不足,也要看到我们的进步,这样的前进才是理性的、坚实的。
   网络为今天的民主启蒙提供了最佳的平台,我像许多人一样通过网络补习公民教育,也通过网络去讨论、学习、分享自我启蒙的心得。即使,人权与汉语中国失散已久,也不妨碍今天我们尽所能地熟悉、了解它,而这正是追求人权的开始。
   综上所述,中国的宪政之路在于全社会的公民启蒙,而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且自己的权利在这一体制下的长久缺席,希望当人们认清这一局面的时候,可以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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