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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这里根本不存在所谓“体制性腐败”与否的问题


   郭国汀 发表于 12/15/2012 01:57
   http://bbs.wolfax.com/t-26172-1-1.html
   中共法官体制性腐败的根源郭国汀
   “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几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 ...

   
   

黑匣子主义认为,现如今正在垂死挣扎与苟延残喘的政治怪胎,这个极其血腥的毛共匪帮“红色政权”(或曰流氓无产者阶级“暴力专政机器”),这个建立于马克思主义即共产魔教主义异端邪说及流氓无赖强盗混账逻辑基础上的,集军、党、教(共产魔教)、政、公、检、法、警、特、社、经、财、文、教、卫、学、农、工、青、妇、少、幼……于一体的毛氏共产魔教主义“三独”主义统治体制,即“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流氓无产者阶级全面专政体制统治下的大陆中国,千真万确乃是一个人类尊严全然虚无的现代魔窟,根本无所谓“政治”,也无所谓“法律”,惟有魔教教义及魔教戒律,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郭大律师所谓“体制性腐败”与否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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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附件】

   

中共法官体制性腐败的根源


郭国汀


   
   “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几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却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是如培根常被援引的一句名言。英国在17世纪以前从未有任何法官因受贿被定罪,但是1621年时任司法大臣的培根被其竞争对手爱德华库克指控受贿、包庇等罪,经审判被免除一切官职。在法庭上,培根承认接受过三千英镑馈赠(当时普通月工资约为三英镑),他坦白:“我因意志薄弱,沾染了时代的恶习。”[1]此后英国极罕有受贿的法官。
   
   一、法官腐败意味着整个吏制的彻底腐败
   
   有个叫劳伦斯的英国爵士,从1794年至1812年担任了18年法官。临死时立下一份遗嘱,把财产赠给他多年前判决败诉的一位当事人。因为他后来认为自己当年作出的判决存在严重错误,并为此懊悔不已,他希望用自己的遗产弥补当事人因败诉而支付的诉讼费用。这位法官虽然判错了案,然而他并没有丧失法官应有的良知。正是由于他内心深处追求正义与公平的良知以及随之而来的负罪感,使得他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且面对死亡还要亡羊补牢。新加坡自独立至 1994年,没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国自1960年代以来也几乎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美国自立国200年来只有40余名法官犯案。在美国的有些州法院系统,如科罗拉多州,200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腐败的法官 。[2]迄今澳大利亚百年来还没有发现一起法官、检察官收礼受贿等违法犯罪案件。加拿大迄今未闻有被确认的法官受贿犯罪,甚至连斯里兰卡也近80年没有法官犯案。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工作人员滥用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监管权,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谋取个人或团体利益的违法渎职行为。
   
   中共司法往往说的比唱的动听。有篇文章称赞肖扬:“一个最具平民情结的首席大法官,一个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一个最具朝气的当代法学家。” 不少文章提到肖扬掷地有声的名言:“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地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肖扬2006年10月在关于“加强法官廉洁制度建设” 的讲话中称,要“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他还承认:中国法官的腐败现象现在几乎已经成了痼疾。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一贯对法院反腐倡廉工作高度重视,曾先后11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但肖扬自己被调查!據説,肖揚牽涉此前剛剛曝光的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弊案。香港《明報》報道,有人舉報稱,肖揚執中國司法牛耳十年,培養了大法官黃松有等廣東幕僚無數。這個利益集團以肖揚、肖揚女兒、黃松有、黃松有親友、廣東省高法、深圳中法等廣東各級法院分管執行的副院長和執行 局長爲核心,全權控制着廣東省的司法樞紐,採取集體運作、結盟請托、暗箱操作等“司法”“專業”手段,受賄和侵呑了1500多億元人民幣財産。2009年4月12日新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说,首先是要继续贯彻“宽严相济”的审判政策,用好“严”的一面,“现在是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该重判的必须重判。”对待判不判死刑的问题,王胜俊谈到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 活脱脱一个法盲院长形象跃然纸上,量罪定刑居然可以依“群众的感觉为依据”!依“治安状况”为转移!言下之意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这也难怪,有法盲胡锦涛当然会有法盲最高法院院长!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2009年8月10日至14日全国法院大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研讨班上说:“当前,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3] 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人民法官要树立"平民意识”他说:“不论案件标的额是大是小,不论案情是繁是简,不论当事人来自外地还是当地,都以真诚态度尊重当事人,都本着良知和正义适用法律。”最高法院纪检组长李玉成说,中国总体上有个“廉洁的政府、廉洁的法院”,但并不排除有个别法院、个别法官出问题。从1998年以来,每年都要处理一批违 法违纪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1998年运用党纪、政纪、法律追究等多种方式处理了2500多人,1999年下降到1500多人。2002年法院系统违法犯罪率已经下降到千分之二,[4]2003年,就查处794个违法违纪法官。” 由于绝大多数案件都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一审终审,绝大多数上诉案件的判决最终都能得到维持,法院腐败的现象并不如人们所看到或想象的那样严重,因此,中国法院的腐败现象需要得到高度重视,但并没有到达不可救药的程度。[5]据悉,全国至少有一千个县的法院院长之离任审计报告被地方纪委与组织部“暂不公布”,涉及腐败金额上百亿,这还未涉及市级中院、省级高院。“黄松有到处有!”一位县级法院的副庭长在状告离任前院长失败后,十分丧气地如是说。[6]
   
   据朱熔基先生披露:“中纪委调查显示、高层领导几乎全都烂光了” 。在这次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尉健行公布了一项对现职中央各部委、省级党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级干部工作、作风、干群关系的三项指标调查结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坏的和最坏的高达百分之三十;而省级党政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百分之八,坏的和最坏的占到了百分之六十。尉健行还披露:去年中央、中纪委收到对中央部委副部长级以上的举报信就有九百多宗,而对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举报信更多达七千多宗;而且,所有的举报信内容,都离不开贪污受贿、生活腐化、滥用权力、配偶和家属靠权敛财、大搞宗派和山头活动、欺上瞒下搞假业绩等六个方面”。 [7]
   中共党历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毛泽东曾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指出:“不是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并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还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并承认:“吏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根源。”“当前政法队伍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吃拿卡要、索贿受贿、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等问题时有发生,群众反映很强烈。”还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 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十五大以后,对腐败分子保持了更强的高压态势。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严厉惩治。2000年2月1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成为中共国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同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成为中共国历史上第 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2003年,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信誓旦旦: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下大气力惩处腐败的同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 督,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1997年十五大报告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法学博士许志永和腾彪指出:中国的司法已经到了不能再堕落的地步了,无论如何,法官不能成为卑微的御用工具,法官不能成为没有良知和责任的走卒,法官不能成为没有尊严的腐败分子!法官是社会良知的最后守护神,法官是社会正义最后的希望。司法必须独立!中国需要文明社会的正义底线![8]
   
   由于公、检、法、司都受党委政法委的领 导,当检察权要监督审判权或侦查权时,往往由政法委出面化解“矛盾”,协调行动,因而检察机关难以真正履行监督职能。此外,把具有行政特征的侦查权、执行 权、监管(羁押)权列入司法权序列,造成了司法权的定性混乱和无能为力。司法独立虽然不能必然地遏止司法腐败的发生;但司法不独立,则必然导致腐败。只有司法独立,权责明晰,才有防治司法腐败的可能。实体公正往往是指个案公正,程序公正则是指普遍公正。防治司法腐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在程序公正上把关,努力实现程序的公正。中共司法机关办案实行领导审核、审批制度,重大复杂案件须经审委会或检委会讨论决定,一旦发生错案,实际上也难以进行责任追究。
   
   2009年1月8日,最高法院公布了“五个严禁”规定:“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截至4月底,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核查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法院干警357人,其中经查属实并已处理完结或者作出初步处理的85人,经查反映失实的168人,仍在调查的104人。在已经作出处理的85人中,43人被移送司法处理,24人受到党政纪处分,18人被调离审判执行岗位或受到其他处理。2009年7月30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任免了41名法院审判人员。[9]内蒙古在2000年至2005年的5年半中,全区司法人员中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案件共有476件641人,分贪污、枉法、渎职、侵权等犯罪类型。其中135名领导干部,大多数为基层公安局正、副局长,派出所正、副所长,法院正、副院长, 法庭正、副庭长以及看守所正、副所长等具有一定职务职级的干警。[10]仅湖北一省,2002年至2003年6月,湖北检察机关共 立案查办涉嫌职务犯罪的法官91人。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每年有二千万件信访案件,其中多数和司法体系有关,表明中国司法严重瘫痪。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承认,2004年最高法院审结死刑核准案件和刑事再审案件共300件,被最高法院改判的达94件,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为24件。肖扬2006年11月9在中国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透露,从1998年以来的九年当中,全国法院共受理五百三十万多件,判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被告人六百二十万多人。新华社报道说,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七十六万人,占百分之二十二,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十六万件,占21.20%。而判决宣告无罪的41038人,占生效判决人数的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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