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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 曹长青
   
   ——《开放》杂志2004年6—9月号
   
    「他已经忘记了曾做过总统」

   
    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媒体上,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污辱、谩骂和丑化已经不计其数,汉语中找得出来的骂人话也几乎被用尽了。于是一个一手促使台湾发生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个本质性变化的人,被中文媒体妖魔化到远比当今中国的独裁者江泽民还可恶的地步。在中国人中,我的信息应该不算太贫乏者,但对李登辉,却从未读到过任何中国人写的正向描述和评论他的文字。
   
   这次台湾大选前后,我曾三次到台湾,参加了几场李登辉先生主持的论坛会。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并和他交谈,我发现真实的李登辉和我从媒体对他的报导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见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作为卸任总统,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普通百姓,李登辉在台湾民众中的受欢迎度是远超过中国人想象的。但上述这两点,并没有促使我想写他,因为写曾经是当权者的人物很难把握。
   
    导致我对他发生兴趣,并决定写一写他的原因,是由于在餐桌上听到的他的两句话,而由于这两句话,我自认为发现了李登辉为什么能不走独裁之路,一手促成台湾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为就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深入报导和分析,所以自认是我的发现);而且就李登辉为什么能当上总统,我也得出了和媒体报导、甚至和李登辉本人不同的结论。
   
    ●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
   
    这是两句台湾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为奇的话,但对我来说,却不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
   
    去年十月份,我应邀参加李登辉先生任董事长的群策会举办的「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国际研讨会」。开会前晚,李登辉和彭明敏先生宴请会议的发言人。在一桌纷乱的「杂谈」中,我忽然听到李登辉说,「我当总统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蒋经国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当总统咧。」
   
    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中国人大概没几个没有听说过那个关于李登辉怎么当上副总统的政治笑话,那种从台湾传出、作践李登辉的笑话,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们一直打压李登辉,渲染他不配当总统;那么李登辉本人似乎应该坚称,总统本来就应该是他当的,必然是他当的。可他居然轻松、随便地谈起,他当上总统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后来的观察中发现,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辉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呆板的、不苟言谈的农业专家,而且当了12年的台湾总统,言谈必定满口官腔。但他几句话就露出了那种「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点地说,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率真、不做作,既无城府,更无防人之心。我曾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坦率地说,他的个人性格远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辉居然也是这种性格,难免令我感到惊奇。
   
    因为这种性格的人,(除非像达赖喇嘛那样转世)在权术斗争激烈的独裁国家虽然有时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经常会在某个重大事件中,由于不够老谋深算而被排挤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会由于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够高明,而被对手击败。但李登辉居然能在独裁和民主的台湾都坐到总统高位,期满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虽然他颇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但也没有想写他;觉得台湾有很多人熟悉他,写过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实在不到凑热闹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话,决定了我这组文章。
   
    ●祈求上帝的帮助
   
    在群策会结束后的晚宴上,我问了李先生一个问题,「当年你哪来的胆量,敢提出『两国论』,说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由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引起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也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争吵,我写了篇题为「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像《皇帝新衣》中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现实就是这么荒谬,瞎子都看见的事实,就是不容人说出口。而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气,并付出很大的代价。
   
    「个人是很渺小、软弱的,」李登辉回答道,「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勇敢,我是个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时候,就去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我必须承认,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具有震撼性的。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问题,在经过了共产党三十多年无神论的透彻洗礼之后,又在美国目睹一个有神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经过十多年理性、感性和灵性的挣扎,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门的艰难性的感触,大概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虽然我后来了解到,在台湾几乎任人皆知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中国人中却并非只有我孤陋寡闻,回美国后我问了几个朋友,没有一个知道李登辉是基督徒。信仰对李登辉的人生、政坛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它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对中国今后的民主之路有什么暗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当时正热火朝天的台湾大选。
   
    于是借晚宴机会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问题,他则兴致勃勃地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极为坦言,使我把聚餐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从蒋经国,到鲁迅、达赖喇嘛、张学良,到台湾大选、公投制宪,他对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我为他的坦诚而惊奇,对旁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感叹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讲话。」谭若思悄声地对我说了一句精彩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了他曾做过总统。」
   
    这个已经忘记了,或不感觉他曾做过总统的人,在他的书里,在我后来的专访中,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则清晰如昨……
   
    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
   
    由于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处长周美里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么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么出路。后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后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后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于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后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着,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着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为什么呢?」我问道。「鲁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于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后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于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于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于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于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于是我想到了许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于1923年的李登辉,一直到22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于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著,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后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于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于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70分,有时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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