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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文:89年天安门毛像污损案真相

中华脊梁
   八九年天安门毛像污损案真相 陈少文 (写于2002年)
   
   ——湖南三壮士让毛的脸“污墨横流”
   

   1989年5月23日下午二时,来自湖南省浏阳市毛泽东家乡的三个年轻人,用鸡蛋壳填满颜料和墨汁,投掷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并立即使毛泽东的脸上“污墨横流,浊颜荡漾”。这在自由国家不过是藉以表示愤慨的抗议行为,在中国,却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十万万人民的心里,犹使得当时已经动荡不安的中国和中共,变得更加动荡和恐慌,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震撼”。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令国人惊心动魄的壮举,竟是来自湖南毛泽东家乡的三位青年壮士所为。他们的大名就是: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
   
   而今,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已经过去整整十三年了。十三年来,在中国,人民无权公开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调查和追诉;在海外,当年天安门前的当事者们又对这一历史事件讳莫如深。人们似乎祇知道,那是一件被共产党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当年的“民主运动”领袖们早在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就已经与这三位反革命分子“划清了界限”……
   
   然而,中国人却又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用自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大无畏精神,不仅为四十年来遭受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法无天”统治的人民,出了一口大大的冤气,而且,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他们的壮举,如若没有他们那真正代表了中国民心的壮夫之为,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势将黯然失色;而六四民主运动的性质,亦势必要为人民自己的历史学家所重写。因为,正是这三位湖南青年,才真正把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也正是这三位湖南青年,才真正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敢于“成仁取义”的最伟大民族精神。
   
   一、我有一个梦想
   
   “余志坚,别名余鸣飞,男,现年25岁。湖南省浏阳县达浒乡涟头小学教师。
   喻东岳,男,现年22岁,湖南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
   鲁德成,男,现年26岁,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
   
   ──摘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在中国的历史上,三湘四水曾养育了无数的英雄豪杰,涌现出不少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湖南青年余志坚酷爱文学和哲学,甚至也朝思暮想在文学的殿堂上大显身手,并期望成为中国的政治伟人──在他的书案上和床头边,有他自己书写的一首自勉对联,曰:“青山不留忠魂,墨池要存春秋”。可是高考发榜,他只被湘潭师专化学系录取。那些奇形怪状、枯燥乏味的原子、分子式,死板单调的元素周期表,实在难以吸引他安心就读。而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和哲学著作却常常使他如醉如痴。他能绘声绘色地向你讲述《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能把《红楼梦》倒背如流,也能把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解说得非常透彻。他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内,模仿林肯的潇洒风度;或是在上衣口袋里插上一把长长的梳子,于同学们好奇的眼光之下步入课堂。
   
   他大量阅读的,都是道格拉斯和奥古斯丁们的著作。校方规定的马列主义课程,他竟然考不及格。为此班里的老师、学校的领导曾多次找他谈话,而他依然我行我素。1984年,由于两门主课考试没能过关,他只好带着惆怅的心绪和一张肄业证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被县教育局分配到浏阳达游乡中学担任化学教师。
   
   虽然现实与理想南辕北辙,但聪慧无比的他,依然非常清醒。他看到中国的教育如此地教条和麻木,便心生改革教学之心。他利用自己丰厚的文学功底,用幽默优美的语言令学生们大为欢喜。执教不到一年,学生们就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他成了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也许生活中最令他沮丧的,倒是文学创作的屡屡失意。他寄出的习作,不是石沉大海,便是“完璧归赵”。为此,他虽曾面壁沉思,但对于生活中的挫折,却从未当真。因自己的文学风格与思想追求不被当局所容,他的立言报国之心反倒更加激越起来。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写有一幅中堂,上云:“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人人生而平等”。由于他从不向校长献慇勤与送贡礼,加之他书生意气,孤芳自赏,校长又把他调到更远的山区里担任小学教师。他当然清楚,这正是政治的黑暗,才使得社会和环境不断地要“遗弃”他。他亦更加明白,这也正是社会制度对他自由的个性所必然要加以的束缚。从此,他在哲理之中寻求快乐,沉湎于对民主主义的研究和追求。他在日记中写道:“追求是一种享受,奋斗更是一种快乐。舍此之外,人只是行尸走肉的动物罢了。为了自己的自由,同时,也为了他人的幸福,炼狱之苦难道不也是一种无上的荣光?”。
   
   比起处处不得意的余志坚来说,他的师专校友喻东岳倒可以说是万事顺心,春风得意。喻东岳同样爱好文学,19岁时考上湘潭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湘潭市第三职业学校任教,1987年3月还当选为湘潭市板塘区人民代表。他为人似乎敦厚诚恳,不善言谈。戴着一副三百度的近视眼镜,喜欢吟诗作画,并时有诗画作品见诸报端。他的书法篆刻也颇有造诣。1989年1月他又如愿以偿地被调到《浏阳报社》当美编,这对他的专业发展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八九年他22岁,在他进京的几天前,爱神曾悄悄地潜入他的心扉。那是他一个同事的妹妹,湖南大学学生。她的一篇颇有激情和才气的散文在《浏阳报》上发表了,他精心地为她绘制了题图。后来,他在这位同事家喝酒时,听主人介绍了妹妹的情况,爱慕之心便油然而生。他一赶到北京,就给这位同事写信说:“忘不了你的五粮液,还有你的妹妹……”
   
   26岁的鲁德成是个汽车修理工,从小喜欢《三侠五义》里的侠客。上学时,在学校里总有些“惊人”的举动,比如说逮条蛇带到教室里放到横行霸道的同学课桌里,或是乘恶刹凶狠的同学不备,便在他的书包里放上一只蜈蚣虫。为此,他常常挨老师罚站。然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打抱不平,为弱小的同学伸张正义。在学校里,他俨然是一位“包龙图”或“展昭”。学校毕业后,他在家里闲呆了几年,时不时地便要做一些见义勇为的事情。他1985年结婚,赴京前他已经有一个4岁的男孩了。
   
   余志坚和喻东岳在湘潭师专曾有过一面之交,后来俩人经常在浏阳见面,谈话挺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相聚时,余志坚经常痛诉社会的黑暗性,常常要毫无顾忌地把官僚们的恶行痛骂一番。喻东岳不仅对此有着强烈的共鸣,特别对余志坚所编辑的几首民谣欣赏不已。诸如“中央首长玩女人──理所应当,高级干部玩女人──有人站岗,普通公仆玩女人──慌里慌张,老百姓玩女人──拘留罚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全党都贪”等等。他很佩服余志坚,觉得他有思想,挺深沉,谈吐不凡。尽管自己对那些深沉的思想并不十分理解,但同样有相当的兴趣。有时他也会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在这位同学挚友面前表白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平庸之辈。
   
   然而,残酷的统治却使他们不能常在一起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喻东岳在每次与余志坚分手后,常常会到书店里去寻找黑格尔、卢梭等书籍。然后,便认真地思考、分析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病,更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一党专政所带来的无穷灾难。
   
   鲁德成则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情结识了余志坚。事因是余志坚去新华书店里购书时,曾被一伙流氓寻衅追打,鲁德成则挺身而出为余志坚排危解难,从此,他们便成了心心相印的好兄弟。
   
   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位青年的身世经历、性格气质虽然差异很大,然而三个人在谈论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共同语言。这,才是当代中国中下层社会里,没有自由的“真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性”。
   
   二、民主兴亡,匹夫有责
   
   “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积极参加动乱,1989年5月18日在湖南省长沙市火车站邮局处,由余志坚授意,喻东岳执笔书写了反动的大型横幅及数条反动标语,张挂在长沙火车站前广场;并当众发表了反动演讲,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摘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北京的学潮在不断升级,已经波及各界,影响了全国。
   
   5有17日下午,余志坚来到《浏阳报社》找喻东岳。两人一见面的话题就是北京的局势。这几天,他们从电视里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场面,看到了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声援、请愿的队伍。谈到兴奋之处,两人顿感“民主兴亡,匹夫有责”。余志坚提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声援学运,表白自己的心迹。可是喻东岳不想死。他的心里虽然也是心潮激荡,热血沸腾,可只让一把火就稀里糊涂地燃烧了自己,又于事何补?于是他好说歹说地劝说余志坚放弃了自焚的打算,两人商定见机行事,但要用具体的行动去声援学生。
   
   当天下午,余志坚就把自己的好友鲁德成介绍给了喻东岳,二人只说了几句话便觉得情投意合,相见恨晚。晚饭后,三人商定明天一早起程进京。余志坚托人给学校捎话,托词母亲生病,要请几天假回家照料。
   
   鲁德成也谎称要送妻子回娘家,向厂里请了假。第二天,他吻别了亲爱的的妻子,亲了亲熟睡的儿子,又带了些钱和几件衣服,便匆匆上路了。
   
   喻东岳知道这将是一条“不归路”。所以他当晚在留给报社社长的便笺上曾写道:“社长好!我已加夜班做好了我本份的事,想出去透透新鲜空气……。我内心深处揣着的是国家民族之前途。虽然我也想沉睡数十年,然而不能。只好请假北上。此事请望多包涵,前途不可不测而又不可测……”
   
   5月18日上午,他们乘车经湘潭来到了长沙,准备乘当晚9点2次特快列车直赴北京。
   
   然而,离开车时间还有十几个小时。他们便在长沙市区跟着声援北京的学生游行队伍转了几圈,又觉得空喊口号不是一个办法,还认为长沙学生们提出的口号过于空泛平和,没有指出造成社会黑暗的根蒂──奴性与专制!因此,余志坚就对二人说:“为什么咱们要跟着别人后面转,应当走到他们的前头去!”
   
   三人商议已定,就去长沙五一路百货大楼买了一块红布和一些笔墨纸张,然后走进了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邮局里,在红布上写下了“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制度”十二个大字,又在纸上书写了几条标语,曰:
   
   “恢复真正共和政体,打倒官僚统治”;
   
   “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自由于民。把封建制度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署名为“湖南声援团浏阳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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