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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么可恥​地沉默著

丁一夫:我為什么可恥​地沉默著
   
   中國政府內具有人道主義良知的開明政治家和有識之士,必須看到未來,下決心改變政策,讓藏人的碎片化整合成板塊,讓藏民族有集體表達和集體談判的機會,通過談判達成妥協,在藏區建成一種良性的雙贏的后果。
   
   

   當自焚藏人數量達到69人的時候,紐約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在藏人自焚問題上集體失言,奇怪地保持著沉默。幾天過去,藏人自焚數量已達80多,其發展趨勢令人不寒而慄。這是人類史上罕見的慘烈事件。我是這些沉默的漢人中的一個。[email protected]個又一個年輕生命在烈焰中死去的消息時,我一次又一次地問過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該做些什么來打破沉默,我該說什么,怎么說?
   
   
   
   
   為什么沉默?
   
   我們并不愿意沉默。沉默首先來自于媒體。至今為止,全世界還沒有一家媒體到達任何一起自焚的現場,沒有一個記者采訪過任何一個自焚者的家庭和朋友,沒有發出過一篇有關自焚者的詳細報道。這些自焚者,他們想了些什么,為什么采取如此激烈的抗議方式,他們周圍的人是怎么想的,這一切,全世界一無所知。僅有的零星消息,都是自焚者周圍的人通過互聯網透露的。即使是紐約時報這樣不缺人也不缺錢的大報紙,也沒能派出即使是一個記者采訪到一條第一手報道。在質問漢人知識分子為什么集體失言以前,我想問一問,為什么全世界媒體都集體失去行動力了?
   
   
   
   
   不需要我來問答這個問題,我只是想說明,專制政權的高壓封鎖,是中國知識分子集體沉默的一個重要因素。我這樣說,不是想為自己的沉默推卸道義責任,更不是為其他沉默的中國人開脫,而是想說,中國人的沉默,必定和當下中國人的處境有關,就像藏人的自焚,必定和藏人當下的生存狀況有關一樣,而且是同一個原因,即中國政府發展出來的殘酷而嚴密的壓迫體系極大地控制了我們的生存,包括中國知識分子的言說環境。中國知識分子是有責任的,包括知識分子傳統價值體系中的漢人民族主義、國家中心主義、對體制的幻想,等等等等,但是,忽略了中國知識分子生存中高壓專制體制的存在,只是去詢問知識分子自身的原因,那至少是沒有找齊原因的原因。而且,不挑戰這個體制因素,知識分子還是不會打破集體失言,因為若媒體不反抗,個人想說也說不了什么。所以,首先要問的是,媒體怎么了?
   
   
   
   
   其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失言,自從第一起自焚事件發生,有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寫了文章,有表示痛心和同情自焚者的,有譴責和抗議專制政權的,有呼吁藏人停止自焚愛惜生命的,海外中文作家們還自發出版了文集《浴火袈裟》,但是這些文章很難有機會發表在中文主流媒體上,更不可能發表在大陸媒體上。文章最多也較為深刻的,是海外政治異見者,可惜這些文章大多只能發表于海外政治刊物和互聯網。我曾經游說搞媒體的朋友就藏人自焚和藏區狀況問題做強有力的大規模專題報道和討論,但是沒有成功。除了中國政府的媒體可以動用國家資源不需考慮代價以外,其他所有媒體都要吃飯,都有自己的得失考量,它們作出沉默的決定,自有它們自己的理由。但是若媒體沉默了,媒體不采訪不報道,大眾沒有真相沒有信息,個人還能有多少言說空間? 即使是指責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失言的漢藏朋友自己,除了在網上賦詩散文作出道義上的表達以外,也拿不出更深更廣而引起更大影響的文章 。即使是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在我看來也沒有一點點新的信息。這樣的文章是我坐在任何能上網的地方都能寫出來的,只要有一家報紙願意發表。
   
   
   
   
   為什么自焚?
   
   藏人的自焚事件之烈度,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包括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國政府,都不了解、也不理解這些自焚事件的背后是否還發生了什么。
   
   
   
   
   西藏流亡政府對自焚事件不了解的原因,是中國政府對藏區的封鎖,使得西藏流亡政府和境內藏人之間沒有公開、合法的聯系渠道。即使是有了廣播、電話、互聯網等技術條件,由于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封鎖、電話監控、行動限制、拘押監禁刑訊等暴酷鎮壓,使得境內藏人無法將信息順利傳遞到達蘭薩拉,也無法得知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信息。在早期自焚事件接二連三發生的時候,達賴喇嘛、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和西藏流亡政府高層都公開呼吁,要求藏人愛惜生命,不要采取自焚的方式。西藏流亡政府新當選的首席長官司政洛桑桑蓋甚至公開通過媒體表示,流亡政府不鼓勵藏人上街抗議,因為任何抗議都會引來中國政府的鎮壓,導致藏人自身受到傷害。作為政治領導人,這種號召不抗議的做法,是十分罕見的。這也證明了,自焚事件的原動力不可能來自于境外藏人和流亡政府,一定源自境內自身,可惜外界誰都不知道詳情。
   
   
   
   
   藏人自焚也出乎中國政府的預料,龐大的各級涉藏單位和維穩人員都措手不及。他們監控藏人幾十年,卻不了解藏人中正在發生什么,藏人在想些什么。隨著自焚藏人的增加,中國政府預料將遭遇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自焚事件也將加劇國內日益嚴重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于是,一方面強化對藏區的封鎖和控制,加強宣傳力度美化藏區狀況,以控制境內政治反對力量的分散碎片化狀態;另一方面設法把壓力引向政治反對派,把自焚稱之為恐怖主義,在藏區突然宣傳反邪教,通過各種途徑散布自焚是有組織行為的消息,甚至公開指稱是境外藏人流亡者發動了藏人自焚。這些指控至今沒有拿出任何證據,但是對信息封閉的內地漢人,仍然有一定效果。信息封鎖加上言論控制,使得內地漢人在無法了解自焚事件真相的情況下,沒有可能匯集起對藏人的同情與支持,并將藏人的訴求和中國民眾自身的政治改革訴求聯系起來,結合起來。也就是說,藏人自焚對中國政府造成的危機,和中國內地本身的政改危機,仍然是分隔的兩大塊,互不影響。這兩塊如果連在一起,無論哪一塊發生突變,都必定引起整體變化。維持這種分隔狀態,正是中國政府無論如何要達到的目的。我們的沉默,證明中國政府至今為止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根據現有信息不難判斷,藏人的自焚是獨立個人的自發行為,不可能是背后有組織的集體策劃。如果是有組織的集體策劃,必定要利用每一起自焚行為取得最大的影響,在時間、地點和事前事后的信息散播,以及多起事件的協調等方面顯示出更多考量,就像越戰期間南越僧人的自焚一樣。但是藏人至今為止的80起自焚事件,沒有一點集體行動的痕跡。中國政府所謂境外組織策動自焚或者寺院策動自焚的指控,都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證據,反過來證明這種指控不能成立。
   
   
   
   
   自焚的藏人是單獨個人的行為,這是令人震驚的事實。它提醒我們,藏人的生存狀況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痛苦程度。同時也證明,藏人沒有其他政治表達手段可用,民間政治反對力量處于被隔離、被監控、被壓抑的碎片化狀態。具有政治意識的個人,沒有機會也沒有條件整合成集體的政治表達。碎片不能形成板塊,而處于碎片化的個人,是最為痛苦也最無奈的。這種個人生存的痛苦程度,是我們能夠想象出來的導致自焚的一個因素。中國政府不惜代價的維穩機器,說到底就是要維持民間政治反對力量的這種碎片化狀態。這一點,藏人和尋求政治改革的中國人是一樣的處境,一樣的狀態。不同的是,藏人更痛苦,反抗也更慘烈。
   
   
   
   
   如果不沉默,我們說什么?
   
   中國知識分子的沉默,有多個原因,其中之一是,我們不知道說什么是妥當的。
   
   
   
   
   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認為,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壓迫,是導致他們痛苦到不能忍受的生活現狀。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寫下了譴責專制制度的文字,但是在缺乏真相的細節,在沒有言論發表空間的情況下,這種譴責必然漸趨平面化。同時, 自焚本身的殘酷和慘烈,加上藏人自焚必然帶有漢藏民族矛盾的因素,漢人知識分子難免原罪感,使得對藏人自焚問題發表的任何文字,比其他議題更有道德含義,于是,對漢人知識分子來說,不僅是要不要說的問題,還有說什么,怎么說的問題。
   
   
   
   
   在自焚事件初起的時候,我們還呼吁藏人愛惜生命停止自焚,很多人甚至敢批評自焚這種抗議方式不好。不少人用“絕望”這個詞來說明藏人自焚的原因,以藏人的絕望狀態來譴責壓迫他們的專制體制。在有些場合和文字中,有些人敢明確地表示自己是“正面”地或者“負面”地評價自焚事件的。
   
   
   
   
   但是,隨著自焚數量迅速上升,這種評論突然減少、消失了。自焚太慘烈,接連發生的自焚太令人痛心和震驚,我們都感覺到了任何對自焚的評論所帶有的道德責任太沉重,以至于我們不敢輕易加以評論了。原來以“正面”態度評論的人,現在顧忌的是,我們太多人的正面評論,是否會鼓勵更多年輕藏人自焚?如果確有這個因素,我們怎么能肩起如此道德重負?原來以“負面”態度評價的人,面對如此眾多年輕藏人犧牲生命抗議專制,自覺自己的批評立場缺乏道德自信,而且自己本來就不愿在任何時候站在中國政府一邊,再加漢人的民族身份帶來的顧忌,“負面”評論已說不出口了。
   
   
   
   
   我曾經認為,用“碎片化”來描述藏人的外在生存狀態,用“絕望”來描述藏人的內心精神狀態,是基本符合實際情況的,所以,我曾經想提出,呼吁所有漢藏朋友一起,請求達賴喇嘛尊者帶領大家,特別是境內六百萬藏人,在同一時間一起為自焚藏人念經祈福,超度死者,祈禱世界和平,以此作為一種集體化的政治表達方式,以整合全體藏人的政治表達力,目的是克服絕望。我的一位藏人朋友勸阻了我。她的顧慮是,達賴喇嘛帶領眾多藏人僧俗念經祈福,可能會因此而鼓勵更多人自焚。這一顧慮打消了我的想法。
   
   
   
   
   我的朋友們多次說過,在藏人自焚問題上,沉默是可恥的,可是,后來似乎說什么都不好了,怎么說都會招來情緒化的批評,而這種情緒化的批評大多來自原來主張政改的朋友,或者來自年輕一代的藏人。隨著自焚人数的劇增,藏人朋友們的言說風格也在變。現在,對自焚的公開評論變成了互聯網上小圈子里的自訂標準,任何與此標準不同的討論,都會引起情緒化的反應。“絕望”這個詞,已經不能用來表述自焚藏人的狀態,因為我們的藏人朋友不愿意那些獻出生命的勇士被一個漢人說成是“絕望”,誰說自焚藏人“絕望”會招来強烈的情緒化抨擊。
   
   
   
   
   在我看來,這種情緒化其實是我們遭受挫折以后的非理性反應。我們感覺到遭受挫折后的憤怒和無奈,而面對現實的無奈把我們的憤怒引向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對手,而是自己的隊友。經濟學家何清漣在網上對藏人自焚發表了幾句專業性的評論,就引起了來自漢藏朋友的情緒化指責,她在著文解釋后表示從此不對藏人自焚發表任何意見了。我有幾個朋友也向我表示過類似的意思,他們都不愿意自己成為藏人朋友的憤怒指責對象;在面临如此危机的时刻,尤其不愿意在“自己人”之間混戰,寧可吞下誤解,不加解釋,于是只能沉默。而現在,我們卻又面對新的指責:漢人知識分子為什么沉默?我們很多人早已和中國這個國家、以漢族這個世界最大民族為“被代表”對象的共產主義革命與專制制度決裂,沒有什么人比我們更痛恨共產主義的壓迫,但是當我們的言說被扭曲,僅僅用詞的不同我們就被年輕朋友指責為“你說到底還是一個漢人,還是一個大漢族主義者”的時候,那是一種非常不愉快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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