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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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與中國國運

   

無意義之戰:誰爲禍首?

    2003年七月二十七日,是韓戰停戰五十周年紀念。這場人稱“被遺忘了的戰爭”,由於五十周年停戰紀念日的降臨,由于北韓核危機的日益嚴重,再次闖入人們的視野,勾起唏噓和傷感。半個世紀前的塵封往事,又成爲國際輿論的新焦點。

    不過,對我們中國人而言,韓戰絕不是茶余飯後消遣的輕松話題。如果說得極端一點,倘若沒有那場戰爭,這半個世紀中國人恐怕會換一種活法,一種很不同於這五十年來大家耳熟能詳那種基本生存方式。即是說,該戰爭對中國,甚至對二十世紀後半葉東亞的基本格局,其影響都是巨大的。

    當然,其終極影響之最,莫過於對那眼望故園、屍橫異鄉的九十萬中國青年的冤魂了(注1)。

    韓戰結束已經半個世紀了,但是至今爲止,引發該戰爭的一些重要內幕,仍然沒有大白於天下。因爲有關的部分檔案(譬如北韓與中共的檔案),迄今仍未解密。目前,根據前蘇聯的解密檔案,鐵證如山並獲得國際輿論與學術界公認的:是北韓金日成首先發動了這場戰爭。

    那麽,究竟誰是北韓出兵侵犯南韓的主要慫恿者呢?斯大林與毛澤東各應承擔多少責任?在中、蘇、美、南北韓的互動關系中,一個小小的金日成究竟有何能耐,竟然能縱橫稗阖推波助瀾促成一場對有關大國並非有利的戰爭?

    讓我們穿越五十年的時光隧道,回到當時那二戰之後後混沌迷茫波雲詭谲的歲月現場。

    在二戰硝煙剛剛落定之後,什麽因素導致遠東這場血腥戰爭的爆發?

    一個最爲關鍵的因素,是金日成錯誤判斷了大國的意向、國際的局勢以及自己的實力,執意發動戰爭,以便使共産黨能橫掃南韓,從而使自己登基爲統一的共産朝鮮之王。這一頑固的意志,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導致了一系列悲劇。

    斯大林最初曾因懼怕與美國直接對壘而勸阻過金。但後來經不起金日成信誓旦旦戰必速勝的保證,以及唾手可得的地緣政治利益的誘惑,同時考慮到有北韓軍隊和中國軍隊作爲一線二線的屏障,可以避免美蘇直接交手,終於同意了金的冒險。

    而毛澤東則積極支持金日成南犯,並希望蘇聯出錢出軍火。只是要求在金拿下南朝鮮後,蘇聯再回頭幫助他解決台灣問題。

    這是目前史家對於該戰爭的緣起所勾畫的一個基本可信的大輪廓。

    於是,1950年六月二十五日淩晨,有恃無恐的金日成發動突然襲擊,揮軍跨過三八線。同日下午,聯合國安理會譴責北韓侵略。三天之後,南韓首都漢城淪陷;八月初,南韓的領土只剩下十分之一。北朝鮮的宣傳機器已經迫不及待地敲起長鼓,以慶祝“解放南韓,統一祖國”了。

    但是,他們高興得早了一點。

    風雲突變。九月十五日淩晨,獲得聯合國6月27日反侵略決議案授權的聯合國軍隊,在二戰英雄麥克阿瑟將軍的指揮下,於南韓仁川登陸,隨即迅速對北韓侵略軍實施分割、包圍,使之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聯合國軍並乘勢迅速揮師北上。

    此時,金日成驚恐萬狀,急急向蘇、中求援,他修書向毛澤東曰:“毛澤東同志:……自9月中旬美軍在仁川登陸以來,對我們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況。……敵人…切斷了我們的南北部隊。……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注2)

    當時中共由於剛建政不足一年,百廢待舉,急需和平環境,故北京高層接到求援信後大多不同意出兵朝鮮。但毛獨排衆議,以美軍將逼到鴨綠江邊,中國“唇亡齒寒”,美軍可能進入中國東北爲由,執意要出兵。但後來證明,他的這一致命的判斷是錯誤的。從各方面的解密材料,特別是美國的解密檔案得知,聯合國、美國和其西方盟國當時並沒有准備與中國作戰,並且在努力防止這樣的戰爭發生。

    甚至在毛說服高層決定出兵,但突然又面臨斯大林毀約——推翻原來所說的以空軍支援中共軍隊的承諾的情況下——毛仍執意出兵。他在斯大林毀諾後給身處莫斯科的周恩來發電說:“……總之,我們認爲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注3)於是,在毛獨斷意志的強力主宰下,中共軍隊於10月25日跨過鴨綠江,卷入韓戰。因此,毛澤東,是使中共軍隊對抗聯合國的主要責任者,中國九十萬子弟年輕生命的葬送者。

    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們立即發表“台灣中立化方針”的聲明,並派遣第七艦隊於6月28日進駐台灣海峽,協防台灣。從此,台海格局就固定了下來,延續了半個世紀。

    以上就是韓戰爆發前後一短段時間的政治外交連鎖反應。

    如所周知,發動韓戰的最後結果,是交戰雙方在三年多後仍然回到金日成南犯之前的三八線兩側,雙方領土毫無增減;然而,這一荒唐的毫無結果毫無必要的戰爭,卻使各方都付出了無數生命和財産的代價,並強化了全球的冷戰對峙氣氛。

    目前,甚至在中國大陸,也發出了對韓戰的另類聲音。頗具影響力的大陸《隨筆》雜志刊文探討‘抗美援朝’,認爲抗美援朝阻礙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進步。被正面傳頌了五十年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在中共自己的刊物上,首次遭到公開質疑的命運。文章最後發出天問:這場戰爭,‘中國做對了嗎?’

    而據前面的事實陳述,如果要設立韓戰戰爭罪行審判法庭,無庸置疑,金日成、毛澤東和斯大林將順次站在被告席上。

    不過,翔實的歷史考證與公正的歷史裁判不是本文的主旨。這樁歷史公案最好還是留給逐步被發掘出的史料、被解密的文獻和史家的精細辨別和判斷,以求取更穩固更堅實的正義。

    筆者所關心的是韓戰對中國的政治後果。

韓戰與中國政治極端化

    本文在這裏想特別提出的是:韓戰對毛時代中國政治方向和總體氣氛的影響。

    衆所周知,毛澤東建政後,爲爭取蘇聯援助,爲消除斯大林對他鬧獨立的擔心,一開始就宣布他的外交是“一邊倒”,即倒向蘇聯爲首的“共産陣營”。這種唯克宮之意是瞻,視斯大林爲共産國家龍頭老大的心態和行爲規範,是當時的基本背景,自然不可忘記。

    但是,即使如此,我們可以設想,倘若沒有韓戰,沒有因韓戰而與美國、西方國家所造成的交戰敵國關系,以毛澤東對蘇與斯大林的曆史積怨,以毛不甘雌服於人下的個性,再根據李志綏醫生回憶錄中所揭示的毛實際上對美國好感而對蘇聯討厭的私人情緒,我們沒有理由認爲中共不會在建政後不久就走上鐵托式的道路,很快顯示自己的獨立性,並使自己在施政上減少一些共産主義意識形態色彩,而多一些民族主義因素。即是說,倘無韓戰,則中共在五十年代的外交不至如此僵化、親蘇,而可能賦有某種程度上的靈活性、中立性與可選擇性。然而一旦開戰,這個“一邊倒”的政策就從此凝固下來,成爲支配相當長一個時段的總方針了。

    這樣,北京卷入韓戰,旗幟鮮明地與聯合國爲敵,與西方國家爲敵,自身嚴厲地“閉關鎖國”,同時也受到西方(對一個交戰敵國)的圍堵與封鎖。這個基本的孤懸態勢使中國及其他國家人民雙方都身受其害;並使中國成爲二戰後世界現代化潮流之外的棄兒。

    當然,對中國人的命運影響最大最可悲的,還是韓戰對中國內政的影響。

    研究中共建政初期的學者都分析了當時的鎮反、土改、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如反胡適、反知識界崇美恐美風氣等)三反五反、肅反等政治運動對塑造當時的總體政治方向與路線的作用。很多分析是很精當的。筆者在這裏只想補充其中的一個缺憾,那是多數分析中很少涉及的:韓戰的內政影響。

    實際上,中國國內的政治氣氛與韓戰的戰時空氣及其後遺症潛在地是有很大關系的。

    遙想當年,中共開動它的壟斷性宣傳機器,號召全中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空氣中回響著“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打敗美帝野心狼”的志願軍戰歌,大街小巷在爲韓戰募捐,有商人甚至還認捐戰鬥機,……如此等等。舉國若狂,一派濃烈的戰時氣氛。加以中共剛剛建國,留在大陸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府比較親美的政策有諸多不滿,對毛與中共還有所期待,大家的民族主義情緒還相當強。當時,一見中共竟然敢於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叫板,甚至開戰,“敢老虎屁股”,一掃多年來“東亞病夫”的晦氣,豈不大長中國人的面子,焉有不支持之理?況且,戰火一起,美國已是敵國,崇美就是叛國。在這種總體的政治氛圍下,叫你批判崇美恐美的思想、批判“親美”的胡適,你還能不批?衆所周知,在戰時條件下,連民主國家人民的言論自由有時都要受到某種限制,遑論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了。

    不過,少數精微敏感的知識分子是不在此例的。他們已深切感受到了韓戰對國運和自身命運的惡劣影響,並以詩文作了曆史見證。史家陳寅恪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余英時先生在分析陳寅恪1953年所寫的一首詩時指出:“試讀《葵已(1953年)六月十六夜月食時廣州苦熱再次前韻》一律的前半段:

    墨儒名法到陰陽, 閉口休談作啞羊。

    屯戎尚聞連浈水, 文章唯是頌陶唐。

    浈水指朝鮮,此時韓戰尚未結束(停戰協定要到同年七月才簽字),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已加緊到了無法透氣的地步。他們無論屬於何家何派,都變成了閉口的‘啞羊’,除了歌頌共産黨之外,再也不能發出別的聲音了。”(注4)

    余先生還指出:“陳(寅恪)先生的這兩首詩(指和)特別隱晦,這當然是談韓戰已犯時忌,而他本人對韓戰所持的觀點更是犯了‘欠斫頭’的大罪。關於談韓戰犯忌,我們可以舉出一個最明顯的例證。《論再生緣》之末附有《感賦二律》,其第二首第六句‘清丘金鼓又振振’下原注說:‘《再生緣》敘朝鮮戰爭。’這是海外出版的原本的寫法,可以覆按。但是在大陸後來印行的本子中,這句話卻改成‘《再生緣》間敘爭戰事’,‘朝鮮’兩字已經不見了。我們無法斷定是誰改的。但‘朝鮮戰爭’字樣觸犯時忌卻從這一修改得到了完全的證實。”(注5)

    由上面可以看出,韓戰這一事態在中國織成了何等森嚴的文網!陳寅恪先生當時是名滿天下德高望重的大史學家,中共也曾三番五次恭請他赴北京任學界領銜之職。但是,就連他,也須如此異常隱晦曲折地做詩爲文,遑論他人!但陳寅恪先生作爲中國知識界的脊梁,他的可貴和不朽在於,在文網森嚴舉世滔滔風雨如晦的險境中,他以中國文化代言人的身分,在一旁冷靜地審視和裁判了中共政權的作爲,並隱晦曲折但忠實嚴正作了曆史的記錄,爲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産和曆史文獻。這確是“驚天地,泣鬼神”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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