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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肆意践踏人权,残酷打压贵州人权研讨会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6/2012
   
   
    2004年,中国政府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去年又写进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但是,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成员的基本人权却丝毫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反而受到当局变本加厉地迫害和打压。陈西被判重刑,在狱中仍受到残酷迫害;连他的妻女也受到牵连和监控。卢勇祥卧病在家,奄奄一息,监控他的人竟24小时守到他家里。其他成员几乎一年到头都被严密监控、被强制旅游、被软禁、被堵在家里控制着。中共十八大后,新一代领导人大谈遵守《宪法》和“依宪执政”,但公民基本人权受侵害的现状依然如故。


   
   
   
   
    2004年,中国政府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去年又写进了《刑事诉讼法》。可是当我们要真正领略现政权赋予给我们的所谓“尊重和保障”时,心情却是无比地沉重!!!
   
    2012年11月29日是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陈西先生坐牢一周年的日子。从贵阳5月28日广场纪念“六、四”活动之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全部受到了当局严密的监控和跟踪(24小时)。这其中也包括陈西先生的妻女。
   
    2012年6月18日,我与丈夫廖双元及陈西的妻子去探望病中的卢勇祥先生。一进老卢家,就发现老卢的状况让我们非常担忧!他头上盖着毛巾奄奄一息,说话有气无力的样子确实让我们感到极度的悲伤。屋里还有两人在,我以为是卢的侄儿在照顾病中的他,一问才知是监控他的人守到了家里。见我们进去,两人气势汹汹地要把我们赶出门外(据老卢说这监控的两人每天是在他家里把电视机24小时的开着,不管老卢是否病重,故意开大声音折磨他,也使他承担了更多的电费),并打电话把他们黔灵派出所的人叫了许多来。这些人一进门就狂妄地要我们交出手机后带走我们。情急之下我急忙打通了李任科及莫建刚的手机,希望他们快速赶到老卢家,目的就是声援我们。对方也在打电话通知国保的人,不一会李任科快速赶到,可是当莫建刚到时,由于他不知道老卢家的具体地点,我让双元出去接他,谁知双元一出门就被门外大批的警察控制到了警车里,老莫也被派出所的人带走。屋内是国保的人也赶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地要我与老李及陈西的妻子离开老卢家。我们也据理力争地要求国保把监控老卢的人安排在门外,给老卢起码的一点个人空间,并希望国保能够带病重的老卢去看病治疗。后来在国保一个能够做主的姓周的主任承诺会这样做之后,我们3人分别被各自的派出所带走。
   
    从那之后,每月陈西妻女去探监的日子都是她们社区的国保带着去的。而我们是在回来的当天就被强行带到度假村软禁了。我们就是这样一会从度假村回来,一会又被带到度假村去这样的来回反复着,监控(24小时)是一直没有停过。贵州人权研讨会人员之间相互的电话被控制,无法联系,更不要说起码的聚会了。当有外媒记者以及友人要与我们相见的时候,国保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围追堵截。
   
    从去年3月底开始,我与双元一直是带着老母亲一道被软禁的,这其间也是无数次了,我们每次去,度假村的服务员都会戏谑我们说:“你们又回家来了”。2012年8月底当我们带着母亲来到度假村后的9月6日夜间,母亲突然吐血和大便来血,仓促之下,监视我们的人与我们一道将我母亲送到了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在病房里监控的人也一同守着,给我们在医院对面的宾馆开了房间,目的就是不能回家、不能上网。母亲在抢救和治疗11天后勉强恢复,因为我们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疗费而要求出院(平均每天是一千元,她没有工作,办了一个社区居民医保,可报百分之四十,即便如此,我们每天也要承担600元的医疗费),可就在出院的当天,国保就要派出所的人将我们带走。看着还没有完全痊愈的母亲,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强行将我们带走,那我的母亲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要负完全责任!而且医生主任也说要随时返院检查。”在我们如此强硬的态度下,母亲才得以回家疗养。这期间即使我偶尔能回到自己的家中,电脑也是无法上网的。
   
    10月23日,由于中共要召开十八大,派出所的人要将我们要带走软禁,那天是农历9月9重阳节,当天我们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24日我们又一次被带到了“林城小碧度假村”,这一回,前前后后被带到这个度假村软禁的人除了我们之外,有贵阳市南明区油榨派出所的范泽俊、贵阳市南明区河滨派出所也曾将莫建刚带去过,由于我与双元在,他们怕老莫与我们会合,所以不准老莫出门,软禁一周后老莫被强行带走旅游。河滨派出所还有另一人也到过度假村,但连老莫都不知晓是何人。有贵阳市小河区二戈寨派出所的钟棋会(访民),还有小河区大兴派出所的访民姓名不知,大家都分别被控制在各自的房间内。
   
    在到了度假村第16天的11月9日,我的母亲再一次病重,她全身浮肿而无法行走,我要求监视我们的人送她去治疗,他们说要请示国保,由于是十八大才刚召开的第二天,他们感觉到日子太敏感,国保就不准双元与我们一同随去,为此我与双元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经过两小时的争执后,同上一次一样我母亲再一次被送到了第四人民医院治疗。
   
    治疗6天后,母亲突然神志不清,身子右边失去知觉不能说话,在她稍有一点语言功能时,她给我们姊妹说的就是她要回家。为了遂母亲的心愿,我们被迫签字同意离院回家。到家后,监控的人是随行到了家里,一到家母亲大气将尽,我们都给她烧了“倒头纸”,奄奄一息之际,突然睁眼一扫,看到了监视的人,她一反常态如发疯般的大抓其胸口,然后伸手抓住我,又拉住双元的手将我的手交到双元的手里,我大哭不止。我的大妹问她是不是担心我们,母亲连忙点头应是。我看着临终前的母亲,想着我们夫妻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还要让自己老母临终都无法安宁,母亲那一份牵挂让我感到罪孽深重!突然在心底涌起了对老母万分的愧疚,想着我们被软禁也要连带着母亲一道,我们太对不起她老人家了。
   
    带着对我们的不舍,在一周内死了8次的母亲怎么都无法断气,我们是想尽了无数的办法(包括烧香拜佛),可年迈的老母就是无法安息。10天左右,在我们姊妹的精心护理下,失语的母亲突然能够断断续续的说起话来。现她右边的身子也在逐渐恢复,也能吃点东西了。
   
    十八大期间,陈西的妻女也被国保强行旅游,也就是说,把陈西判刑坐牢了,国保都还是没有心落,他的妻女也成为国保长期监控和跟踪的对象。贵州人权研讨会人员几乎都被旅游、被软禁、被堵在家里控制着。
   
    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心情是十分的沉重!!!但远远无法表达我当时所面临的处境。作为一个关注人权的人,一个异议人士,生活在中共当局的高压下,我们几乎是用一种超常的能力在生存着。我们没有错,我们追寻的是全人类所需求的至高无上的天赋人权和尊严。贵州人权研讨会人员尽管在当局无耻的打压和阻挠下大家无法聚会并有所作为,但我们追寻和倡导的理念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撼动的!我们大家也在各自尽力地帮助弱势群体维权。
   
    中共十八大后的中国,新的一代领导人在大谈《宪法》和“依宪执政”的同时,能否让所谓“宪法”得到具体实施?《宪法》上明文赋予公民的权利,能否真正得到落实?中共所谓的“三自信”必定让人质疑感觉到是因为不自信,才要树立所谓的“三自信”。“复兴之路”复什么、兴什么?是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死抱着行将就木的花岗石脑袋而推行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还是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元的民主制度?那将是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唾弃的分水岭!
   
    牟传珩先生说得好:“今日中国,每个公民都应从拒绝歌功颂德做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能有更多的公民成为驰骋思想沙场、策马扬鞭“上打君,下打臣”的社会批判者!让我们这个时代高扬起“批判兴邦”的旗帜,“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的船只扬帆出航。”
   
   
    2012年12月12日于贵阳
   
(2012/12/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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