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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沦丧是中国文明劣质化的地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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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土沦丧是中国文明劣质化的地缘因素
   
     
   
     慧眼人不难发现:从周朝算起,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一部文明不断劣质化的历史;从唐朝至今的一千四百年历史,文明劣质化尤其明显,而在北宋以后,文明劣质化呈加速状态——凌迟死刑登场、缠足大行其道、技术进步滞缓(清以后更是大步倒退)、酱缸文化形成、专制帝制(自明以后)向极端发展...这就与日本和欧洲文明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同样的一千多年当中,欧洲人由半野蛮状态跃升至近现代文明,而中华文明却在满清时倒退回半野蛮状态中,这岂非咄咄怪事?现在,日本和欧美早已步入成熟的宪政文明,中国文明的劣质化却在共产党的长期统治下雪上加霜。


   
     中华文明之所以劣质化,秦灭六国开启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唐太宗李世民建立成熟的科举制度,先后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前者压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后者创造出独特的中国官本位文化,阻滞了技术进步,并为儒家理学日后的意识形态垄断埋下伏笔。
   
     还有一大因素每每为世人忽略:就是中国中原地区(旧称中土,主要为关中、河南)历史上被北方蛮族侵占的因素,它是中华文明劣质化的地缘因素,也是北宋以后文明劣质化呈加速状态的地缘根源。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宋失中土之后,中国丧失了文明优化的地理保障——暖温带的气候。
   
     文明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而人类的精神活动是受气候严格制约的,它与气温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体科学界已经证实:在供养充足的环境里,人脑在摄氏十八度左右的气温最富效率,而在寒冷和炎热的环境中则难以理想运行,相比之下,炎热要比寒冷更不利于精神活动,在超过摄氏三十度的气温中,人脑的活动则受到严重的阻碍。故在炎夏的午后,若没有空调,人们普遍感到昏昏欲睡。
    炎热的气候,不仅严重妨碍精神活动,也容易使人产生种种恶劣的情绪和恶毒的想法,诸位试想一下:骄阳似火或蒸笼般的天气,和凉爽怡人的天气,谁更易导出人的热情、同情、耐心、容忍等基督类的情感?当然是后者,因为在烤箱或蒸笼般的天气里,人会自然地变得不耐烦,变得厌恶接近人,因为人气是热度的标志,而在凉爽宜人的环境里,人因为生理和精神活动的较舒顺,情感和念头都容易趋于正面。所以,福建、广东和广西粤语区的民风一直比北方、特别是中原冷漠、刁蛮,这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地理根源的。
     在寒冷的天气中,人因为渴望热度而喜好人气,因是而自然地变得热情和慷慨;但在严寒的环境里,人又会变得凶残好斗、不计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因气候而生的自然结果,因为暴力争斗能够最有效率地提升热度。所以俄罗斯民族的热情慷慨和凶悍暴虐的气质一样突出,而中国东北民风之冲动和暴力倾向在全国是有名的。
   
     因为这个根本原因,所以整个热带没有高度的原生文明,所有高度的原生文明即使没有创生于温带、也全都壮大于温带,中华文明和英、美开创的近现代文明就是两个典型。由于炎热对精神活动的特别妨碍性,热带地区的文明程度甚至大为逊色于寒冷地区,即便“全球化”的今天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中非、东南亚、中美洲发达和文明程度远逊于北欧、俄罗斯和加拿大。
   
     最适合人类精神活动的地理范围因地而异,不能以一条纬度线来划分:在欧洲,因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它的纬度范围较高,大致在英国南部、法国北部、德国中北部一线,相当于中国黑龙江的纬度;在美国东部,它大致在弗吉尼亚、华盛顿特区到纽约州、马萨诸塞一片,相当于河南到辽宁的纬度;在美西,它大致在俄勒冈州到华盛顿州,相当于北京到吉林的纬度。
   
     中国因为深受西伯利亚寒潮的影响,气温比同纬度的欧、美偏冷,也偏干,最适合人类精神活动的地理范围在中国大致位于关中、河南、晋南、冀南和整个山东,基本上与古代中原范围相合。这个区域四季分明,温和的春秋季节较长,冬季无严寒,一般在摄氏零下十度以上,夏季虽热但短暂,约两个半月左右,也就是说:关中、河南、晋南、冀南和整个山东,是中国范围内摄氏十八度左右气温天数最多的区域。
   
     所以,中土会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文明虽然有许多缺陷,但无可否认,它是东亚地区的最具高度的原生文明,任何一个有客观精神的人都不会否认:作为中华文明主体的汉族(华夏)文明,远高于该地区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它也成为日本、韩国、越南文明的来源。东亚的中华文明,与源于印度北部的印度文明一道,远高于周边地区文明,并成为周边地区多个民族的文明来源。
   
     所以,失去了中土,也就失去了文明优化的地理保障——暖温带的气候。所以,失去中土(关中、河南、晋南、冀南和整个山东)之后,中国文明就不可避免走上了阴柔化、南蛮化和胡化的道路。
     由于中土遭北方蛮族占领,蛮族的烧杀掳掠和野蛮殖民统治,迫使大批汉人南迁江淮、江南、四川,并进一步南迁至岭南百越。虽然南迁的汉人凭借悬殊的文明优势,轻易地同化了江南、巴蜀土著和百越居民,但南方的气候却使得南迁的中华文明发生蜕变——优容雅致和勇武自信的气质不断流失,而阴柔、偏狭、专横、粗鄙、嫉妒、变态等气质却向极端发展。
   
     具体地说,江南和巴蜀加剧了汉文明的阴柔化,因为江南和巴蜀地气阴柔,向来是阴盛阳衰辈出美女和女中人杰之地,谢道韫、张、陈圆圆、秋瑾、林昭、刘晓庆等美女和女中人杰产生于该地区不是偶然。以前在中国大陆时,我注意到重庆和南京两地的漂亮女人,异乎寻常地众多,而当地的男人的外观和气质普遍都很不起眼,山东则相反。
     阴盛阳衰和美女如云之地,大不利于阳刚勇武气质的生长,所以历史上的勇武名士,鲜有出身吴地和巴蜀者,荆轲、李广、卫青、霍去病、吕布、关羽、杨业、李世民、岳飞、吴阶、韩世忠等勇武之星,都产生于黄河流域。阴盛阳衰和美女如云的江南和巴蜀,特别容易引诱统治者沉湎女色不能自拔,导致政治文化淫乱腐朽,社会风气柔弱虚靡,从而无能抵御北来的征服。除了建都杭州的南宋外,历史建都江南、巴蜀的政权无一例外国祚短促,南京沦为最著名的沉湎女色亡国之都,且留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千古咏叹调,决非偶然,而是有着地缘因素的。
   
     华南,特别是岭南,则把汉文明导向南蛮化。在女真、蒙古、满洲(建州女真)的轮番征服下,逃难至华南、岭南的汉人如此众多,以致于土著的百越人反而成了少数民族,但汉文明南迁后发生的蜕变是明显的,这种蜕变在岭南尤其显著:
     中原文明较为开放和优容;而岭南化的汉文明——如福建、广东和广西的粤语区文明却十分狭隘、地方主义和族群歧视十分强烈;
     中原文明注重学养、廉耻、礼仪而轻商利;岭南化的汉文明——如福建、广东和广西的粤语区文明重商利而轻学养、廉耻、礼仪(此点与同样重商利的英国人、日本人迥然不同);
     中原文明细腻;岭南化汉文明粗陋;
     中原民风较敦厚;岭南民风偏刁蛮;
     中原人才济济;岭南人才稀薄;
     ... ...
   
     今天许多人说粤语是宋代时的正宗汉语,我认为:粤语不是宋朝时的汉语,而是宋语与岭南东路百越语言结合的衍生物。因为气候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明影响是巨大的,没有不受气候影响的文化和文明。
   
     与汉文明南迁相应的是:缠足之风肇始于南唐宫廷(今南京),在北宋时期并不风行,却在宋廷南渡之后大行其道,成为根深蒂固的妇道;契丹人发明的凌迟死刑未能影响北宋,却被南宋接受为国家“明正典刑”;也在南宋时期,江西婺源人朱熹根据儒家经典鼓捣出极端化的“理学”后,终被宋理宗尊奉为正统官学...就是在江南和华南地区,北宋文明的优容和细腻渐渐褪去,南宋社会变得越来越僵化、粗俗、虚伪、残忍...这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气候渊源的。
     随着凌迟、小脚、理学的大行其道,酱缸文化在南宋末年已现雏形。 
   
   
     随着汉文明主体部分的南迁,中原和华北的剩余汉文明则经历了胡化的过程。由于北宋末年女真的野蛮征服、尤其是南宋后期蒙古入侵者施行的大屠杀,黄河流域的人口锐减了百分之八十、文明已经被摧残,少部分幸存于中原和华北的汉人,已跌落文明严重退化的状态中,他们已无能同化入侵者,于是,因浩劫而文明大倒退北方汉人,就与半野蛮的蛮族征服者开始了劣——劣互补的进程,北方游猎民族的凶残嗜杀粗放以及其他陋习,渗入到北方汉人的血液中,北方汉人的官本位、非宗教、儒家尊卑及圣化君主等专制帝制观念也侵染到蛮族的血液中,这就造成黄河流域的迅速劣质化。所以在金国和蒙元统治下,原本人才辈出的黄河流域,人文和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南宋统治下的长江流域,经过女真和蒙古的征服,中国文明的中心从此从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至今未变。
     但由于中原和华北的气候优势,中国文明的中心早晚还会回归黄河流域,只是得付出非常巨大的劣质化代价罢了。现在北京俨然已成为中国的人文中心,可惜在满清遗毒和现行政治的扭曲下,北京兴旺的人文带有强烈的专制和野蛮的性质,就象一只扭曲的巨大魔兽。
   
   
     综上可以看出:靠阴柔的江南、蛮热的岭南和充满满清专制遗毒的幽燕、东北,中国是不可能崛起的,惟有中原复兴,才有真正的中国崛起,而现在的中原却贫瘠、破败、愚昧。中国要真正复兴,必待中原重新生机焕发,再成中华文明中心之后,这可能需要数百年的时间。
   
   曾节明 成稿于2012年十一月五日于初冬纽约州寒夜  
(2012/11/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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