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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事件——中国现代社会转折的“奇点”?

王实味事件——中国现代社会转折的“奇点”?
   作者:王文
   
   (说明:本文是《中国社会性质辨析》的其中一节。)
   

   从曾经代表着劳动者的权力到权力开始独立出来,不受约束的过程,也是权力者把内部反对派打倒的过程。要考查中国社会是如何从劳动社会蜕变到权力社会的,不能不回溯到中共的延安时代。
   中共权力在延安时期基本稳定以后,开始异化于劳动者(民众)的第1个明确信号是王实味事件。他是建国前因写文章批评权力(特别是触及高层权力)而被杀的第1个内部同志。
   王实味,北大才子、青年翻译家、杂文家。1926年春在北京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工作和写作、翻译。其后不久,因恋爱事被所在的北大党支部开除党籍。1937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王实味到延安,此时他31岁。
   在延安,王实味从事翻译马、恩、列宁原著的工作,大约4年的时间里,共译出近200万字的理论书稿。他是特别研究员,待遇很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人了。
   1942年3月,他将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写成了5000多字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就是这篇文章,最终为他惹来杀身大祸。
   文章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的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这与“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极不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把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视为普遍现象;把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更为“大逆不道”的是,他把目标指向了高层:“大头子”、“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大师'们”,甚至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这使得毛勃然大怒,认为“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接着开始的延安整风,他们(包括丁铃)受到严厉的批判。而批判王实味的运动很快由文学言论引申出思想问题,再升级为政治问题、敌我矛盾。1942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王实味被开除党籍。1947年7月,将王实味砍杀,王时年41岁。
   直到20世纪90年代,王实味才最后被平凡昭雪,王所蒙受的批判和杀头之祸属于冤案。
   王实味,当时算是个有地位、有贡献、有份量的自己同志,仅仅因为写了一篇批评权力者的文章而被杀害。这说明,当时的权力者在基本稳定了自己的地位(对内和对外的)和希望继续巩固权力地位问题上,开始不能容忍批评者了,王只是被作了典型。而且,对于批评者,除了使用政治手段,也不惜以暴力对付曾经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
   王实味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及文艺座谈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告诫。对此,高华先生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有详尽的研究。他写到:“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高华先生的分析坚持了辨证的全面态度,但用笔的主次却是有所偏颇的,也过多的把这种威权体制形成的原因归结为个人性格。他没有看见毛之所以树立了权威,首先应该是当时的毛思想以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而对国人的巨大吸引力,中共全党在多次失败以后自觉自愿地拥毛为王,而非主要单靠个人玩弄权术和欺世谎言就可以偶然称帝。但高华显然偏重的是后者,将有关的佐证史料堆积成论,就每一个小证据看似乎都是真实的,但由于脱离了当时的环境背景,违背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忘记了更为宏观的社会证据,因而是有失偏颇的。
   延安整风的内容是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它的首要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俄化”教条(例如城市暴动),整改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现状相结合的“毛式”思想,其内容以“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统一战线”、“革命阶段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为核心。刘少奇后来把它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此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那一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清醒而深邃,正确地契合了清末以降土地集中兼并,农民流离失所的本质现实,面对思潮蜂起,“主义”缭乱的国际国内环境,将马列主义搬到中国,形成了正确的本土理论和指导思想,对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后不到十年时间,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按照毛泽东指引的路线和方法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性质的、军力雄厚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政权,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在整风当时,有谁会想到仅仅几年时间,凭借着这种“思想”,贫瘠逼仄的延安政权在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师范生领导下,竟会率领着一群扛锄头的农民,打败大批黄埔精英、留洋博士统领的千军万马,夺取了全国政权呢?这,才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意义。
   而蒋介石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舍本而求末,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剿匪”上面,却没有解决“匪”形成的根本。当然,以他的权力基础,真的要“打土豪,分田地”,无异于抽去了执政根基。以后蒋到了台湾,痛定思痛,在严峻的政治军事环境压力下,没有了本土的社会关系羁绊,凭借着带去的大批国际硬通货,也学着中共搞起了“土地改革”,只是改“没收”为“收购”,安抚了地主,然后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结果,几亩地就把农民拴在家里,喝上稀粥,不再为“匪”。再辅之于“戡乱戒严”,社会趋于稳定,其代价可能只是养兵的百分之几,也为其60年代升为“小龙”打下了“三农”基础。这是旁话了。
   但同时,延安整风还有另一后果,但准确的说并非是“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因为,一般认为,毛对中共的领导地位已经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至延安时,虽有不满声音和民主议论,但个人地位不论从内还是从外,同过去相比,已经大大提升和趋于稳定;毛在1935年之前也没有“绝对主宰”过中共,现在不存在“重建”之说。“权力再分配”还只是表象。
   延安整风对中共历史的主要不良影响其实是播下了“个人(圣人)权力至上”的恶果。高华说“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延安整风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大旗下,也让全党树立了服从中心权力的奴性意识,即服从上级、服从中央、服从毛泽东,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判断能力。毛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就说到:宗派主义,“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谁代表“中央”呢?谁是“全党利益”的最终裁判者呢?不可能是“下级”,也不可能是党员或者党员大会(代表大会),当然是领袖了,党员个人的独立思维,敢于对中央和领袖的怀疑从此几乎荡然无存。丰子恺先生曾画过一幅漫画,一把硕大的剪刀把超高的一个个头颅剪掉,谓之“统一思想”,道出了其实质。
   这种思维方式制度化、规范化的表达,毛把它称为“民主集中制”。此后,中国社会(指中共的)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统治权力日益膨胀并独立,而统治权力对内部反对者的镇压又之所以畅通无阻,从这里可以找到滥觞。1948年,廖承志尚可以向中央发电报:“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而到了1965年,就只能由毛说“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了;到了文革,则“一句顶一万句”,谁敢对权力之颠说半个“不”字?彭德怀、刘少奇就是下场。
   集中权力而使团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这在战争年代,对于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领导者及追随者所自愿和真诚地接受的。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曾经强大的国内敌人烟消云散,敌对阶级被消灭了,大家都成了“人民”,已经形成的这一切,在还要面对世界资本主义敌人(及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环境下,还是“自然”地被延续了下来。而权力者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也再也不愿放弃,更不容许别人置喙批评了。权力曾经廉洁民主的原因,宋美龄说是“他们还没尝到权力的滋味”,可谓一语道破。所谓“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也。中共党在赋予毛泽东无上权力的同时,忘记了一个组织的领导权力来源于组织成员,忘记了应该如何对领导权力栓上锁链,防止潘多拉魔盒的打开,以致于权力最终失控,除了导致权力腐败堕落,也在若干年后对社会国家酿出大祸,更殃及自身,后来即便国家主席刘少奇把《宪法》舞到天上,也避免不了在河南黑狱无名殁去的悲惨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党员,包括刘少奇等,都是有责任的。
   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有着深刻而集中的认识,从来是社会的主要批评者,因此要树立权力的权威,必须让知识分子听话,让他们匍匐在自己的脚下。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问题上露出了端倪。
   《讲话》一方面在历史上第一次自觉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怎样去服务的问题,为人民文艺指明了发展方向;也正确提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明白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文艺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总是为一定政治服务的实质地位。在《讲话》的指导下,一心一意想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文艺工作者们,犹如黑暗中看见了曙光,以笔尽力,也确实创作出了一大批“为工农兵服务”的好作品,比如《小二黑结婚》、《荷花淀》、《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当然, 把其中的大部分归属于文艺宣传品,相信是没有多少人反对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树立了权力至上、领袖至上的大环境下,具体的文艺作品是不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哪个政治服务,其判断标准是由权力、特别是顶层权力决定的。比如,丁玲以一个女性的痛苦感受抒发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在怀念烈士的一片赤诚之下的《野百合花》,虽然自己认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但却被当时的权力者认为不是,而是“反党”的,即是反“为工农兵服务”的;并且,至上的权力天生容不下批评,党和权力的阴暗面即使有,也是不能够被公开指责的,自己整整作风、打打招呼可以,旁人置喙免谈,借口是以免影响形象和大局,为敌人利用。从此以后,党的文艺工作者们一方面如履薄冰地创作着自己认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一方面又战战兢兢地窥察着领袖的脸色,认真捕捉着领袖的评价,随时做好了受批判的准备。而对于党的缺点、错误以及对权力的监督,也再没有多少人敢于大胆直言地批评了,哪怕是跪谏式的、表忠式的。直到反右时期,已经需要“引蛇出洞”了,“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此,后文还将集中分析反右运动。这种结果,可以说,其肇始之源正是延安整风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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