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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歡和1979年後越共之清黨

   
   作者 : 巴拉茲-薩隆泰 ( Balazs Szalontai )

   
   
   
黃文歡和1979年後越共之清黨


   黃文歡曾是越共政治局委員
   
   
   越南共產黨高級領導人隊伍中以前從未出現過的首位投奔外國的人物 --- 黃文歡 ( Hoàng Văn Hoan )在中國流亡期間曾指責黎筍 “ 親蘇 ” 集團在越中戰爭後清洗了三十萬名親中黨員。

   
   
   在1979年至1980年期間,越共黨內確實曾發生清洗的行動。但據匈牙利方面的資料披露, 黃文歡是將該行動的規模誇大。清洗行動一方面極力擊潰真正和有可能的各類 “ 親中分子 ”,但另一方面它亦體現越南所存有深刻的經濟和社會的危機。
   
   
   個人角色

   
   黃文歡對越南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並非如其本人所說的那般巨大,但也不是在黃逃奔往中國後正如河內發言人所指責的那樣微小。作為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黃曾在中國逗留一段長時間。在抗法戰爭裡, 他曾擔任國防部次長。1948年,他授命於泰國設立( 印度支那共產黨 )海外局,之後則擔任首位北越駐中國大使。
   
   儘管在1956年黃文歡是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排行第十三名的成員和後來進入了政治局,他仍然不屬於最重要的領導人。 他所擔任最高的職務是國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並不屬具有權力的書記處成員。 如此,在越中關係變化之前,其地位仍未穩定,與長征( Trường Chinh )或黎筍比較,此時後兩者已鞏固了其地位,不管河內對北京的態度親善與否。
   
   我們悉知黃文歡對中國存有感情,其事業最頂峰之時是1960年的年代,那時中蘇爭執,出現北越一時倒向中國的親善。1963年,在春水( Xuan Thủy。一名更為親中的人物 )取代雍文謙( Ung Văn Khiêm )的外長職位之時, 黃先生也成為黨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可是到了1965-66年的階段, 蘇越關係開始改善,與此同時河內和北京的關係變得日益緊張。 在此境況下, 越共領導人認為需要除去春水和黃文歡的職務,換上一些曾甚少沾上有親中政策瓜葛關聯的幹部。1971-72年,河內對中美的和解表示不滿,由此黃文歡的地位似乎更被減弱。
   
   儘管如此,黃文歡仍是越中關係裡的一名重要的人物。譬如,1969年, 正是他協助完成雙方商討已久的中國對越經濟援助的艱鉅談判。1973年5月, 他前往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舉行關於柬埔寨問題的秘密會談。1974年,黃文歡和中央處書記阮昆 ( Nguyễn Côn )抵華 “ 治病 ”, 但實際的使命可能是與從8月至11月所舉行的中越邊界秘密會談有關,儘管那次談判失敗。
   
   
   
黃文歡和1979年後越共之清黨

   1979年,中越兩個共產黨國家的友誼破裂達到高峰期
   
   
   中越雙方在柬埔寨和黃沙群島的問題上的分歧難以達成妥協,由此黃文歡不能再可成功的扮演中介者的角色。 黎筍和其同志們就決定不再需要黃的了。黃文歡與北京的聯繫在此時被認為對國家安全有威脅。
   
   越戰之後, 黎筍對那些不再需要和不信任的幹部都漸漸的取換上另一批人。1975年, 人們不再見到阮昆公開露面, 一年後,黃文歡被踢出黨中央執行委員會。1979年,當越柬衝突和越中衝突加劇變成戰爭之時,黃文歡的地位就更為動搖。7月份,他決定逃跑。 籍出國治病之機, 途中在巴基斯坦他離開飛機,後轉往中國。 從此他在中國直至1991年去世。
   
   在多次的新聞公佈會上,黃文歡為其逃跑事件解釋並強調說長久以來他曾反對黎筍的政策。據他所說,越南已成為蘇聯的衛星國, 歧視華人和走上佔領柬埔寨之路。 其指責部分的是有事實根據,因為早在1977年1月, 越南共產黨已預定把一部分的華人分散和遷離西貢堤岸。1978年簽訂的越蘇條約也是為準備攻打柬埔寨的重要項目。 然而,另一方面,黃文歡和其保護者中國卻輕率的放過了1978年。 那一年越南仍設法想避免太過分的依賴莫斯科, 由此河內曾與東盟改善關係, 雙方也討論過未來越南加入東盟的可能性。
   
   黃文歡投奔事件曾確實令越共政治局極為不知所措,因為素來他們都自稱為共產黨內團結的楷模。北京的行為更令到那份創傷加深。抵北京兩日後, 中共主席華國鋒便接見黃文歡並宣稱 “ 破壞中越友誼的人將會頭破血流 ”。
   
   雖然越南強調黃文歡的投奔只是例外的個人事件, 可是政治局也知曉當局的政策並非獲到人民的支持。 1979年春, 當局強迫八千名居於河內的華僑遷往 “ 新經濟區 ”, 諸多越南人曾不同意政府的做法,強迫他們的華人同事離開。 領導層內部也存有分歧之見。 1978年6月, 長征和黎文良( Lê Văn Lương。原名阮公繆,Nguyễn Công Miều;1912-1995。曾在越共黨內擔任重職如政治局委員、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和河內市委書記等;亦曾參與北越土改的領導事務。譯者註 )初始時也反對所通過的議案中稱中國為越南最危險的敵人。
   
   
   
   社會危機

   
   
   河內當局要堅決排除 “ 反叛 ” 分子,採用了嚴厲的措施。 苗族人和另一些少數族裔也須離開北方的幾個省份。 在八月份舉行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 領導層討論了黃文歡逃走事件並譴責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 多名高級幹部如華裔身份的外貿部次長李班( Ly Ban )被管制。1980年1月, 公安部部長陳國環( Trần Quốc Hoàn )被迫退休。 監督國家安全的事務轉由黎德壽( Lê Đức Thọ )為領導新設立的委員會指導。 在六月份為黃文歡送行的春水先生則被降職。
   
   然而,越共的內部清洗並非如黃文歡所說的那般大規模,也並不單純的是由中越的衝突所致。
   
   首先, 各項清洗黨內隊伍的行動曾發生於幾年前。1970-75年期間, 大約八萬名黨員被清除出黨, 而在1976-79年期間,則有七萬四千人。
   
   第二, 諸多人失去黨員的資格不是因為中越的衝突所致。 消除親中黨員的高峰期為從1979年11月至1980年2月,但到了三月份,進程開始緩慢下來。而優先執行的戰役是轉向反貪污、守衛海域和各犯罪行為等方面。
   
   在南方的黨員只佔全國比例的三分之一,河內領導層預計把5%的黨員排除出黨( 全國平均比例為3% )。 由此可見河內不但對南方人存有疑慮,還體現它曾極力為清理南下任職的北方人幹部濫權行為的決心。
   
   越共所須面對的社會、經濟和犯罪的各問題似乎比推行政治清算行動還要來得積極和前者所導致的後果比後者還要巨大。 失業和市場物品匱乏使社會上搶偷的行為日增。 當局曾需要出動軍隊來保衛海防市的港口但卻失效。故此,一名匈牙利外交人員曾評論說其時的軍隊卻成為了 “ 包括犯罪者在內的後備軍 ”。 不少軍人退伍後無工作可做,曾淪為偷竊者。
   
   在這形勢下, 儘管於1980年對黃文歡作缺席審判死刑,越共領導層只想在公眾記憶中消除黃的名字,將他帶上公開場所讓民眾咒罵而已。 當黃文歡去世後,對於作為黃的保護者 --- 中國而言,黃文歡的 “ 使用期到此為止 ”,因為至其時, 河內和北京同時亦想和解,也不想再為過往的事件對峙龃龉。
   
   
   
   嶺南遺民譯

   
   2012年11月13日
   
   
   
   作者簡介:

   
   巴拉茲-薩隆泰博士曾在蒙古科技大學教學,現系匈牙利的冷戰問題研究者。 其著作有2005年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和華盛頓伍勞-維森中心( Woodrow Wilson Center )出版的《 赫鲁曉夫時代的金日成 :蘇聯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關係以及北朝鮮的專制根源;1953年至1964年 》(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 )。
   
   作者根據匈牙利檔案的資料撰文,文章只體現其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此文于2015年10月0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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