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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時期的北越華僑

   
   作者 : 巴拉茲-薩隆泰 ( Balazs Szalontai )

   
   
   在1979年發生越中戰爭之前,北越華人少數族裔曾是河內和北京關係中糾纏的問題。


   兩國關係破裂的最初徵兆從越戰時期就已出現, 主要反映在戰略和外交的問題上存有不同意見。
   
   一般而言, 華人族群成為中國和北越的政治權力遊戲中玩弄的一張牌,因為一方想獨自玩弄操縱。 屬少數族裔的華人被卡在雙方之間, 似乎造成了毫無影響的 “ 無可用武之地 ”。
   
   北京愈極力加強其對華人族群的影響,就導致河內當局愈深的疑慮和對華人鎮壓, 由此華人卻又愈感受因中越衝突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影響。
   
   
   
   華僑地位的改變

   
   
   諷刺的是, 最初共產中國並不視北越華僑為實現其目標的合適工具。 1955年, 中國駐河內大使對一名匈牙利外交人員說越南華僑對越盟抗法統治的鬥爭並不作出很大的貢獻, 不少人 “ 受到蔣介石的強烈影響,是蔣的手腳 ”。
   
   少數華人參與反殖民運動,則也顯示他們在以越南人為主的社會中所融入的程度相當低。
   
   1974年,大約有二十萬華人生活於北越, 其中海防有五萬,南定四萬五, 河內三萬和其餘的在靠近越中邊境各地區。
   
   各華人族群社會比較封閉,譬如華、越通婚的人並不普遍。 極少的華人想返回中國終身定居,而大部分人卻只去中國作短暫的探親旅行。
   
   華人父母常尋找機會讓其子女返華讀書, 但北越當局也曾為華人設立特別學校,由華人教師以中文教學。( 作者說的“特別學校”,是指華僑學校。北越河內、海防的華校初由華僑創辦;1955年易熾後,則由中共大使館接辦;六十年代初再改由越南教育局接手。七十年代初又取消華校校名,教授越文課程為主,中文列為外語。譯者註 )一些越南幹部抱怨說華僑學校的課程都注重教授中國的文化和歷史,較越南內容的多。
   
   
   
越戰時期的北越華僑

   1964年河內中華中學校舍外貌
   
   
   
   可是,另一方面,華僑對越南的經濟發展卻又有很大的貢獻。60%的華人是技術人員和生意人。
   
   在越南當局的允許下,華人可以進入中國境內,做邊境生意的很活躍。
   
   華僑生意人從中國帶回北越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換取的是黃金。 ( 越方 )允許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不想惹起北方強大鄰邦的不歡。由此, 在中越關係友好的期間, 人們並不認為那些越境做生意的人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緊張形勢

   
   
   然而,越中衝突產生了巨變。 1961-62年,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第一次教唆一批在蒙古的中國工人以大罷工的方式對 “ 親蘇 ” 的蒙古政府施壓。
   
   中共領導人重施伎倆,以同樣的手法對付北越。 1967-68年期間,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關係嚴重滑坡, 事關中國反對越南擴展與蘇聯合作和開始與美國在巴黎展開談判。在各事件中,就出現有在越南的中國工人( 作者使用 “ 中國 ” 一詞,應指在越南的華僑、華裔工人。與上述蒙古事件同。譯者注 )毆打蘇聯技術專家之事, 北京意圖強迫仍然 “ 猶豫不決 ” 的越南當局須作選擇: 站在蘇聯或中國的一邊。
   
   
   當雙方關係緊張的狀況加劇,導致越南民眾與中國在北越的後勤部隊單位發生衝突,河內便提議中國政府撤軍。 1970年,北京遵守承諾,但雙方衝突事件繼續發生,中越為柬埔寨問題的爭執也開始,並且河內對中國親近美國的行為表示不滿。
   
   
   根據匈牙利大使館的報告所述, 1974年,穿民服的上千名中國兵士曾進入高平省領土爭端的地區, 而北越政府也相對的派出不穿軍裝的士兵前往該地,但並無發生槍響之事。
   
   與此同時, 中國外交人員卻加緊展開與( 越南)華僑社區的聯絡。
   
   一部分華人積極響應學習毛澤東思想,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政策是荒謬可怕之事。 然而,大部分華人仍保持民族主義的思想和性質, 與中國保持聯繫,不管哪個人掌握政權。
   
   譬如,當北越政府拋出強迫華人加入越南國籍的政策時,只有少許的華人幹部聽從,而實際上大部分人在個體上也已被同化,生活習俗跟隨越南人。隨後,越南當局以多種的理由意欲沒收華人的中國護照,但遭到大部分人拒絕並說道保持中國護照是必須,可讓他們返回中國探親。 ( 自1960年起,河內的中國大使館不再對華僑發出護照,以一紙的《 華僑探親證明書 》和《 歸國證明書 》代之。不知為何作者在此時段還提及中國護照。有誤。 譯者註 )
   
   
   北越官員採用同化華人的方法還帶歧視性。 政府停止僱用華人作翻譯員, 華人不可在與外國人接觸的機構工作例如酒店、海關、機場等。 華人極少可加入軍隊服務, 就算是進入南方前線屬先遣部隊的士兵也只可在後勤單位工作。
   
   
   
   不信任的後果

   
   
   不錯,北京和河內雙方都曾有作出一定的防止衝突升級的方法。1973年末,中國大使館也曾減少對華人的宣傳活動,因為他們明白這樣的做法會令到北越領導人的憤怒。
   
   在中國佔領黃沙群島 ( 即中國說的西沙群島。譯者註 )之前,越南政府也並不阻止華人返回中國探親。
   
   正如以前所發生的衝突一樣, 這些實用主義的做法體現他們主要的是考慮外交的棋局。 越南《 人民報 》( Nhân Dân )總編輯黃松( Hoàng Tùng)於1973年6月曾對匈牙利外交人員說,與中國直接衝突,豈不是越南要作有如 “ 自殺 ” 嗎 ?。
   
   此外, 北越極需要中國的經濟援助。 極多的工廠遭到美機轟炸摧毀,需要中國的幫忙恢復建設。
   
   然而, 中越的互不信任和雙方在戰略利益上的意見日趨分歧,它也並非可以靠一些合作的舉措來克服。另外令到雙方關係緊張的是越南共產黨領導人不斷趨向引用傳統上越南抗漢的歷史例子的行為。 譬如1973年初, 北越政府在慶祝巴黎協定的各演詞和社論文章中重提二徵夫人和光中皇帝戰勝中國侵略軍的事跡。
   
   在如此的氣氛下,似乎河內和華僑群體亦無機會可造成一種容易相處的關係。 在華僑群體中設法找尋可打的外交牌後,北京的舉止只會增加北越領導人的疑慮,而最終,華僑須被迫承受後果。
   
   
   
   嶺南遺民譯

   
   2012年11月6日
   
   
   
   作者簡介:

   
   巴拉茲-薩隆泰博士曾在蒙古科技大學教學,現系匈牙利的冷戰問題研究者。 其著作有2005年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和華盛頓伍勞-維森中心( Woodrow Wilson Center )出版的《 赫鲁曉夫時代的金日成 :蘇聯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關係以及北朝鮮的專制根源;1953年至1964年 》(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 )。
   
   
   

此文于2012年11月0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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