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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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转型呼声式微的成因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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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28/2012 李咏胜:关于改革转型呼声式微的成因探微 作者: 李咏胜 从18大的政治报告读到18大1中全会的公报,几乎从其中读不出任何一点有关政治改革的启示和含义。这就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从“胡温新政”开始做起的“好皇帝梦”和“好政府梦”,到今天已经是无梦可以再做下去了。由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只能是进一步加强知识分子自身力量的整合与集结,进而正面张开鼓动社会民主转型的舆论大旗,以影响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投入到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救中国的宏伟大业中来,才能把国家和民族推向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潮流中去。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重铸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改革转型呼声式微,革命转型呼声鹊起

   最近一年多以来,由于中共把所有心机都扑在18大的权力纷争和高压维稳这两件大事情上,而置眼前日趋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于不顾,由此使得社会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不断升温起来。尤其是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事件所引出的一系列政治丑闻,更是使得那些对现实还抱有幻想的人,也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对未来失去了信心。由此,面对当前社会出现的这一严峻形势,迫使许多长期无视国是民瘼的知识分子开始醒悟过来,并相继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随之在海内外知识界,顿时形成了一个“改革转型呼声式微,革命转型呼声鹊起”的舆论态势——“改革陷入困境,不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很难推进、实施。”(注一)

   我认为中国的一个前景是:革命的可能性大于改革的可能性。因为它宣布了“五不搞”之后,等于拒绝了某种改革,就是没有宪政的善意了。这个至少现在是这样的,新上任的人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不敢指望,反正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注二)

   “我们以‘改革已死’拒绝党内民主派的绝望立场,来迫使他们背水一战,彰显在人民面前。现在中国需要的,并不是各种共识,或者方向感,而是对底层民众的帮助。不要说真话,不要主义,而要金钱道义支持。请精英支援维权运动。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注三

   “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实际,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改革’的另一条腿——‘政治改革’的腿始终迈不出去,邓小平的‘改革’始终上不了岸。铁的事实也同时告诉我们,它没有这条真腿。中国未来之路只能是‘革命’。中国的‘改革’会比‘革命’会流更多的血。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左派’和‘右派’,而只有专制派和民主派。”(注四)

   甚至,还有不少人在网上公开放言说,现在国内的政治气候是左、中、右都认同只有革命,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道路。显然这些,已经从社会不同层面反映出了人们对于政治改革的绝望情绪,或者说是使改革开放32年来所形成的“改革共识”逐渐走向破裂,失去了它作为转型动力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向背。从而使未来的中国社会像一艘失去了目标和方向的大船,茫然漂浮在惊涛骇浪之中。

   由此,似乎可以这样进而言之:当前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确实已经到了知识界不能不作出正面回应,并寻找出理性应对之策的时候了。而这一理性应对之策的获得,又集中反映在如下两个问题的认识上:即“改革转型” 是否真的已经彻底破产?“革命转型”是否真的已经势在必行?只是笔者认为这一理性应对之策,不能简单地在现实社会中去找,而只能转身过去,对近23年来中国社会思潮中“致命的自负”,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才能得到。

   改革转型呼声何以走向式微?

   本来改革转型已经是一个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社会共识,但在国内社会矛盾和危机日趋尖锐、激烈的今天,这个共识不但没有得到增强,却反而日趋走向式微了。当然对此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推诿说,中国自89之后这23年来的政治改革之路,之所以会越走越窄,甚至出现了诸多明显的倒退、停滞状况,是由于统治集团在强大既得利益的趋势下,已经由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领导改革的动力,蜕化变质成了深化改革的阻力。或者说是今日的统治集团,尽管在口头上还在不时鼓噪改革,但他们实际的所作所为,则不过是以改革的名誉,合法地侵吞和掠夺更多的国家资财和百姓利益而已。

   当然,致使“改革转型呼声式微”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而这中间,可以说最为直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23年来,统治集团在“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伪真理指导下,一心只管“闷声发大财”,而根本不把政治改革当成是一件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故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引领国家走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机会。由此,才使整个社会显露出今天这样的乱局: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公权部门都像脱缰的野马,失去了任何的约束和监督,可以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资财,可以任意损害百姓利益和人身权力,甚至可以公然践踏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从而使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和腐败,演化成了一种见惯不惊的社会常态,或者叫做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态。

   但统治集团面对这种黑恶状态,不是采取积极有效的救治措施去进行铲除和遏制,而是反过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和代价,去竭力堵塞民声众议的通道,拼命打压社会的不满情绪。进而使官与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日趋尖锐对立和激化,形成一个水火不容之势。因此,只要我们睁眼面对这一极为严峻的局面,就不会对“革命转型呼声鹊起”感到什么意外了。只不过由此发展下去,当革命的躁动情绪吞没了改革的理性守望之后,那么中国社会,其中包括统治集团自身的安全在内,都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中了。而这对每一个不希望看到国家和民族再次陷入治乱循环的人来说,无疑是不愿看到的。因此,对于“革命转型呼声鹊起”这一社会思潮,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和警觉,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想方设法把它引导和化解为改革转型的动力支持,才是最为重要和紧迫的。

   然而,认真反思致使改革转型走向式微的深刻原因,除了统治集团的贪婪和冥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依我看是有的。对此,只要我们适当变换一下自己的思维惯性和视角,进而把它和知识分子在其中有无作为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许多令人铭心刻骨的东西:这即是知识分子在这漫长的23年中,几乎没有,即便有,也极少对政治改革产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而这种状况,即便是在公共网络空间不断被扩展,话语霸权被极大解构的今天,也依然长进不大。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像世界第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知识分子那样,发挥出它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如下两个具体问题开始反思。

   一、渐进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

   众所周知,1989年那场燎原于中国大地的民主运动,最后是以历史的悲剧惨痛收场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5.4运动以来,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运动,而遭受到的溃败性打击。随之而后的知识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沉溺在一种普遍绝望情绪中无力自拔。再随后,是随着捷克作家米兰.昆德作品《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被热捧走红,一股犬儒主义之风骤然在知识分子群中兴起,并很快形成一种社会病态——这,即是对道德理想价值的贬斥和否定。而将这种病态演化成社会思潮的人物,是李泽厚、刘再复这两位“89民运”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那本《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的小书中,公然以时代觉醒者的口吻宣布,要告别一切形式的革命。由此拉开了反对激进革命,张扬渐进改革的序幕。

   而将这一思潮系统化的人物则是朱学勤,他是这样表述他的“渐进主义”言路的:“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注五)——这,即是中国知识精英在痛定思痛之后,而作出的所谓理性反思和应对之策。

   由此伊始,“渐进主义”逐渐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并成为一种制约和左右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理论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任何社会进步都只能以积寸为尺,小步快跑的方式逐步推进,才能最后实现整体变革的大目标。并认定唯有渐进改革,才是通往中国民主化的必由之路。随之而后的知识界,除了在新权威主义、新左派、自由主义的理论迷宫中转圈圈之外,便再也没有找不到其他对当下社会变革有引领作用和价值的精神资源了。而中国这23年来的所谓改革,就是在这种“渐进主义”发挥影响和作用的背景下展开的。

   但如今,无情的事实证明“渐进主义”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对此,海外著名政治学者王天成在他新近出版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一书中,对这种被他称为“伪渐进主义”的影响和危害,进行了理论上的的批判和学理上的拨乱反正。可以说他这本大书的及时问世,不仅对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论”已降所形成的“渐进主义”,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颠覆,而且对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建构,因而很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们深思和重视。

   他在这本书中开宗明义指出:“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不论其主张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因此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为政治变革迟迟不能开始而焦虑,另一方面,在论及如何实现政治变革时,却后退了回去,有意无意支持那种延缓或者说其实是反对民主转型的立场,参与塑造了一种不利于大变革的舆论、文化环境。而更严重的是,迄今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依然对一种伪渐进主义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意见都有可能被贴上“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标签”。(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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