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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转型动力机制问题探微——兼与王天成先生商榷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5/2012

   李咏胜:关于社会转型动力机制问题探微——兼与王天成先生商榷 作者: 李咏胜

   知识界热门谈社会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环境看,是当今世界汹涌而来的民主化大潮,正不断拍打着我们脚下古老的堤坝。从内部环境看,是由于这23年来被高喊和鼓噪的所谓“政治改革”,实际已经面临绝境,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和民心所向。可对于眼前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主流意识形态又找不到一个能够缓和与化解的通道泄洪。因此,知识界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之下,被迫起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容易理解的现象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倘若人们的良好愿望再次被假象和谎言所粉碎,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去坦然面对现实,努力去寻找那个社会共同利益诉求的集合点——这个实现转型最为根本的动力机制呢?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引言

   近来中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是社会转型,其中最热议的又是转型途径、方式、步骤等问题。但对如何才能实现转型的问题,至今还是言者渺渺。在此,笔者无意对转型问题中的各路英雄所见,妄说是非,而仅想对转型动力问题,略谈一点我的“非建设性意见”:即转型能否实现的根本问题是它的动力机制问题,而这个动力机制在当前极为特殊的国情下,只有在社会共同利益诉求中去寻找,舍此之外,没有任何陈仓可暗度。

   一、问题的提出

   客观地看,知识界热门谈社会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环境看,是当今世界汹涌而来的民主化大潮,正不断拍打着我们脚下古老的堤坝。从内部环境看,是由于这23年来被高喊和鼓噪的所谓“政治改革”,实际已经面临绝境,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和民心所向。可对于眼前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主流意识形态又找不到一个能够缓和与化解的通道泄洪。因此,知识界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之下,被迫起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实在是无可厚非。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是在读了海外政治学者王天成的新著《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转型框架》一书之后才开始的。平心而论,王天成先生的这本书给我的感受是有震撼的。原因是他在这本书中,不仅对至今仍在起着负面影响和作用的“渐进主义”思潮,进行了认识论和学理上的清算,而且对日后必将发生的民主化转型,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理性建构,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从专制社会向民主化社会转型的壮丽画卷。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它给我的震撼,也给我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以致许久之后,还在他构造的宏大框架里徜徉、徘徊。从而,也想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读后感:客观上说,王天成建构的转型框架是宏大的,也是值得今后知识界继续热议下去的一个话题。但由于他在为我们解开许多旧的疑难问题时,又给我们留下了新的疑难问题。这即是他从第九章开始论述“动力、选择与谈判转型”之后,逐渐反映出来的两个问题。

   一是他在建构自己的转型框架时,把“非暴力抗争”这一在当代世界各国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曾经产生过巨大作用的斗争武器和策略,当作了决定转型成败的唯一关键。或者说,是将非暴力抗争这一理论当作了实现社会转型的动力。似乎只要我们掌握了“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谈判转型”就势在必然,成功在望了。二是他把当前的社会状态,当作了民主化已经初启,各种社会力量已经形成,足以同统治集团进行“谈判转型”的已然状态。因而也就无需面对我们当下这个民主化还没有初启,政治环境还没有开放的现实国情了。因而,为了弄清他何以如此认识问题的根源,我想有必要对“非暴力抗争”进行一番再认识。

   二、“非暴力抗争”的适用原理及其误区

   众所周知,“非暴力”是由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首创,再经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人权运动”的实践检验,至今在世界各国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个现代政治斗争原理。而它在理论上形成系统和模式,则是二十世纪后期,由美国政治学家吉恩.夏普、吉列尔莫•奥唐奈、彼得•艾克曼 、杰克•杜瓦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完成的。也就是说,“非暴力抗争”作为一种反抗专制极权、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武器,已经在当今世界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共识。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看到如下事实:即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对的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它的抗争动力,是印度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人权运动”,反对的是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它的抗争动力,是美国黑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及其开展的“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反对的是英国白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它的抗争动力,是南非黑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里,我想顺便提及一下波兰团结工会取得胜利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被许多人引以为是“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典范性经验。但事实上,波兰团结工会取得胜利是由于以下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1、波兰是二战以后再次落入苏联虎口的一个东欧国家(包括以前历代沙皇对波兰的殖民统治),波兰人民普遍反对苏联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根深蒂固的。2、波兰人普遍信仰天主教,而被苏联称为“致命的反共分子” 沃伊蒂瓦当选为罗马天主教皇后,波兰天主教会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形成了一个能够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抗衡的政治势力。3、当时波兰当局推行“苏联模式”而执行的“短缺经济”政策,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不满。波兰团结工会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了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发展壮大起来的。当然,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的动力机制是与民众普遍反对物价暴涨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社会共同利益诉求相一致的。

   而这些斗争在蓬勃兴起之后,之所以能够由弱小到强势,由在野逐渐走向在朝,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非暴力抗争”这一战略和策略的运用,无疑在其中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或者说,这些斗争的胜利,是由于掌握了“非暴力”这一政治斗争武器的结果。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在这些斗争中,抗争动力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前置的必要条件,而“非暴力”这一斗争武器的运用,只能是一个后置的充分条件。因此,我们更不能说只要有了这个后置的充分条件,就能够确保斗争的胜利,就像我们不能说只要有了先进武器而不需要使用武器的人,就能够确保战争的胜利一样。

   与此同时,必须看到以上这些斗争发生的背景,都是在英国殖民地和美国之内。对此,阿克顿有过精辟的论述:“政治权力之争有所节制是英国政党斗争的一个可贵品质”。换言之,这些斗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是与当时的统治者对反对力量能够“有所节制”和能够妥协分不开的。否则,如果这些斗争发生在苏联、中国、拉美一类专制极权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对反对力量一贯采取暴力镇压的话,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比如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民主运动,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非暴力抗争”运动,其结果就是一个生动的明证。

   另一方面,以上这些斗争能够开展起来,还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它们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相对开放的。结社、出版、言论,直至游行、示威等等都是自由的。比如当时印度的国大党,美国的全美有色人种协会,南非的国大党,以及后来“苏东坡剧变”时期各国的教会,都是能够自由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的社会组织,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力量。而近20年以来,在世界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运动大潮中,不断取得胜利的各种“颜色革命”,大多也是在有了这些环境和条件的情况下才开展起来的。否则,即便他们当时再人多势众,斗争智慧再高明娴熟,也是无法形成任何政治力量的。因为被分离为分子和原子状态下的人,不管他的个体力量多么强大,但如果没有经过社会动员和社会运动的整合与集结,同样是软弱无力的。

   在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吉恩•夏普、吉列尔莫•奥唐奈为代表的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在精心建构他们的理论大厦时,有一个至今仍未引起人们重视和警觉的误区:即他们整个“非暴力抗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立足点,是建立在那种已经被社会动员起来,处于社会运动状态中的“动态性群体”之上的,并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非暴力抗争”才是适用的和有作用的。比如吉恩•夏普在他那本被称为“非暴力抗争”经典之作的《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一书,几乎都是论述如何运用“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和策略与独裁政权谈判,或如何利用和打击独裁政权的弱点,迫使他们放弃暴力而选择谈判等等。而王天成在展示他的具体转型路线时,其起点和立足点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以致再读以上政治学家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发现多少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即那种完全处在独裁专制政权的高压和禁锢之下,什么自由也没有的“静态性群体”,如何才能发展成为“动态性群体”?如何才能与独裁专制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由此不难见出了问题的另一面:“非暴力抗争”这一现代政治斗争原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它唯有对于那种已经形成社会力量的“动态性群体”才是真理,而对于那种还处在分子和原子状态之下,没有形成社会力量的的“静态性群体”,就不是真理了。

   所以,当我们在充分肯定和认同“非暴力抗争”这一现代政治斗争原理的重要作用时,不能由此而步入了它潜藏着的误区。由此回头来看王天成的转型框架,虽然是一个叙事宏大的理论建构,但由于它并没有超越上述几位政治学家的影响和局限,也就没有为我们当下的转型实际带来更多具有指导作用和价值的新东西。而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首要的不是需要有多少个王天成为之指路导航,而是努力去寻找那种实现转型的第一生产力——转型动力,才是最为重要的。

   三、关于公民运动、维权运动与群体性事件的不同价值和作用分析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交织在一起,因而致使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民运动与维权运动、群体性事件不时发生,日趋增长,甚至形成一个此落彼起,愈演愈烈的燎原之势。于是,使得一些已经对现实没有痛感的人,又开始激动起来。他们认为这种现象的持续出现,好似社会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了。而对于那些置身事外的专家、学者来说,他们看到这种现象,也喜不自禁,认为是实现转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因此,只要通过知识分子的理论传播和影响,让广大民众掌握了“非暴力抗争”这一现代政治斗争武器,那么转型的目标、目的、任务也就随之实现了。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公民运动与维权运动、群体性事件都是实现转型的动力机制。而我们目前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把它们引导到转型的正确路线上来。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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