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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良心释放犯基督徒要去申诉

  
     
     
         我一个良心释放犯基督徒要去申诉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徐永海
     
            2011年12月15日
     
   1、我一个基督徒是如何成为良心犯的
     
     2000年辽宁鞍山基督徒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等因为家庭教会受到当地警察马毅的刑讯逼供(酷刑)。如律师郝庆华、刘雪芹从基督徒李宝芝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中写到:“2000年11月11日,在聚会过程中被抓,我是主持人,不是联系人。这个主持人只是指导大家唱赞美诗,搞教会活动。被抓一个月左右没有口供,然后外提三天两夜轮流审问,两手被扣,让人难以忍受,审讯人员知道我有心脏病,给准备一盒抢救药,马毅(当地警察)还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法西斯?’言外之意,让我知道他就是法西斯,让我只能驯服”。如律师从基督徒孙德荣那里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中写到“……将我两手分别用手铐拷在两侧暖气管子上,把腿用绳子捆上,用脏布将嘴堵上,然后一个人骑在我身上,另一位蹲在我脚上,用电棍过脚……”。如律师从基督徒侯荣山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中写到:“……用电炉子烤我的双膝,现在还留下很深的伤痕,记得给我上绳时,我没有按马毅(当地警察)的意思去交待,当时被绳子吊的我两次休克,昏死过去……”。这些证言都是律师采取的,并且都是在法庭上出示过的,应当都是真实可信的。
     
     基督徒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被抓后,他们的家人和他们家庭教会的主内肢体知道,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根本没有罪,仅仅是带领家庭教会,仅仅是带领大家在一起学习《圣经》。而家庭教会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如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白皮书《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中规定:“对基督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徒习惯称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为此,为了帮助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他们的家人和他们教会的主内肢体想尽了各种办法,来帮助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上诉、上访。为此,在2001年10月18日下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李宝芝的上诉案。据说李宝芝一案是中国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以前与宗教有关的上诉案就没有公开开庭过,(各种上诉案大多也只是书面审理,很少开庭)。据说那一天的开庭,连辽宁、鞍山的某些新闻媒体都来参加了。
     
     为了帮助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他们的家人和教会的主内肢体还上网,他们看到了我写的一些关于基督信仰的文章;他们特意托人来到北京找到我,希望我们北京的基督徒能给他们一些实际的帮助。我以前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事情;但是他们特意来北京找到我,我必须帮助;因为,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既然要帮助,就不能瞎帮助,于是我拿出自己刚发的工资一千元钱(后来成了我的罪状,而被判刑),让我的主内肢体刘凤钢去了一趟辽宁鞍山,参加了李宝芝一案的开庭,刘凤钢还到劳教所看望了李宝芝,李宝芝还特意亲笔签名,来委托我们帮助她申诉、上访。为此2001年我写信《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给当年的中国社会职务最高的基督徒、我曾经的大学儿科学老师、当年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何鲁丽副委员长,并附上基督徒刘凤钢弟兄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被劳动教养一案的事实和经过》。刘凤钢弟兄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发表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杂志《生命季刊》上;(此文在杂志发表时被改名为《我所了解的辽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并通过杂志、网络使众多的人知道了警察马毅刑讯逼供(酷刑)的违法犯罪行为。揭露个别警察马毅的这种刑讯逼供(酷刑)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在3、4年后,在2004年8月(2003年11月9日被抓)我却为此反而被判有期徒刑2年,成了一个良心犯;实施刑讯逼供(酷刑)的警察马毅却一直逍遥法外。
     
   2、我们是明显的冤假错案,而使我无法正常生活、工作,所以我要申诉
     
     在我坐牢的2年中,我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如被拳打脚踢、被上背拷、被在冬天里向棉衣里浇凉水、被连续十来天不让睡觉等等、等等。同时,我妻子也经历了很多苦难。2003年11月9日,我和妻子一起被抓,晚上她被释放。几个月后我要开庭了,她才知道我被关在那里——远离北京的浙江杭州。在我被抓1年后,允许探视我了;为了到远离北京的杭州去看我,我妻子被迫辞职,失去了她的护士工作。多年来,我妻子一直靠打零工生活,一家人生活十分的艰难。2006年我出狱后,我又一直被监视、时常被软禁。有关部门在我们家所居住的大院门口盖了一个小房子(监视房),5年多来每天24小时都有联防队员在这里上班(8人,4班,每班2人);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子,我就要被警察软禁在家中,不许出门;而使我一直不能恢复原来的医生工作,而一直失业在家,没有收入,没有低保,没有医保,没有钱去治病住院动手术。
     
     狱中的苦难使我患上了“腹股沟疝”,出狱后本应及时手术,但是却交不起住院费、手术费。出狱后的5年多过去了,一些朋友(尤其是在美国的一些我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在知道了我的病情后,给我寄来住院的费用,使我能够住院、治病、动手术。在2011年9月15日,我住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在9月19日我作了手术。主刀医生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北京积水潭医院外科主任——赵景明医生。我终于摆脱了疾病痛苦,我终于能够长时间走路了;手术前不行,我走路一长,就很难受(一种说不清的痛)。我是真心地感谢为我手术提供费用和帮助的朋友们:他们是何德普、秦永敏、毛庆祥、秦山林、刘路、王军、温久成、董科、南泉一、郑治慧、张振、孙祝德、肖俊阁、戚长松、李炳顺、郑盛治、倪雁珠、冯雅英、戴逸奇、谢丽童、魏勇、张涵。我是真心地感谢为我做手术的积水潭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尤其是感谢我的老同学——北京积水潭医院外科主任——赵景明医生。我作为一个曾工作多年的医生,曾治疗过数不清的病人,到自己有病了,却因为没有钱,而不能治病动手术了,还需要大家的帮助。我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助,但是我心里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在医疗上我理应帮助大家才对,我理应帮助那些患病的病人才对。
     
     在30多年前的1979年,我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一入学,我们的老师(院长们、领导们、医学界的老前辈们)就告诉我们,要一生为人民行医,要为人民工作(行医)50年。因此,我心里不能接受,我作为一个曾工作多年的医生(虽然现在是失业医生),到了自己有病的时候,却因没有钱,而不能治病的事情;我更不能接受,我不能为人民行医的事情,我还远远没有达到为人民工作50年呢,我一定要恢复我原有的医生工作。而我要恢复原来的医生工作,我就要必须去申诉,来证明自己无罪。鞍山的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没有罪;犯罪的是实施刑讯逼供(酷刑)的警察马毅。我们帮助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述说冤情没有罪;我们揭露警察马毅的违法犯罪行为更没有罪。在我们坐牢期间,我们就坚持为自己辩护,就坚持上诉、申诉。在我出狱前的一段时间,曾来了很多人找我问话,有监狱的,有司法局的,有检察院的,有法院的,有公安局的,一拨一拨的,有的我也搞不清楚是那个部门的;其中他们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出狱后干什么”;我的回答就是“申诉,按照程序在狱中我已经申诉到全国最高法院了,之后按照程序我还要申诉到全国人大去”。出狱后,我到位于首都北京(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全国最高法院去问询我申诉的事情,被告之,浙江等几个个别省市必须回到他们那里去申诉(我在狱中的申诉,由于没有外边的帮助,是不了了之了)。我要申诉,必须到远离北京的浙江杭州去申诉,可是我连住院、治病、动手术的钱都没有,如何能到远离北京的杭州呢;何况自己的病又使自己不能长时间走路,走多了就很难受(一种说不清的痛);我申诉的事情不得不暂时耽误了下了。(为此,我很痛苦,我时常祷告求主给我开出路,使我有钱能够做手术,使我有钱能够去申诉!!!)。
     
   3、从帮助鞍山教会主内肢体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做好了申诉的准备
     
     在圣经中,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4-35)。在圣经中,使徒保罗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6)。在1990年,在我刚刚参加基督教家庭教会——袁相忱牧师家庭教会——的时候,一个从美国来的弟兄(郑定武牧师)说:“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是一个身体,你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是左手,我们美国的弟兄姊妹是右手,你们左手受伤的时候,我们右手的心在流泪”。这句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的背后有上帝,有全世界的弟兄姊妹。这句说使我更加坚定了一生走十字架道路的信心。当我知道鞍山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等主内肢体受到如此逼迫(酷刑)的时候,我们的心在疼痛,我们不能无动于衷、麻痹不仁,也不能像某些信徒那样,只是单单地说“我只能为他们祷告”;因为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等主内肢体们还在狱中受苦,还在等着我们具体的帮助。
     
     在《圣经》中,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在中国现实这样的处境下,我们要帮助鞍山的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等还在狱中受苦主内肢体们;我们就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并要防备人。为此,我拿出刚刚发的工资(1000元),让刘凤钢弟兄亲自去了一趟辽宁的鞍山,一是见那些没有被抓的主内肢体,具体地了解一下事情经过;二是参加李宝芝的开庭,具体地了解一下案情;三是得到他们或他们家人的委托,来委托我们帮助他们申诉、上访。(在刘凤钢去鞍山前,我们曾特别研究,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取得他们或他们家人的委托,因为这样更合情、合理、合法;因为我们是受到他们的委托来为他们上访、申诉的,他警察就不好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在刘凤钢回京后,我写了《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给当年的中国社会职务最高的基督徒、我曾经的大学儿科学老师、当年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何鲁丽副委员长。(多年来我多次都是这样做的,我们是给全国人大写信,来上访、申诉,他警察也不太好来找我们的麻烦;即使找了我们的麻烦,我们被抓坐了牢,我们也好为自己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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